从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到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期间，是反变法派的旧党上台执政掌权时期。
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一阶段的政治主题是“元祐更化”，有学者将其称为“元祐政治路线”。如众所知，是北宋后期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历史阶段，而在众多层出不穷的政治风波中，洛、蜀、朔党争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也是有宋一朝最为著名的地域性结党事件。
洛蜀朔党争之说源自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其略云：“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
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对此，王曾瑜先生已经做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指出无论是苏轼还是程颐所受到的攻击，以及从元祐二年到元祐八年由台谏官挑起的多次政治纷争，都不能纳入洛、蜀、朔党争的背景之中；并认为元祐时期的政治风波十分复杂，不能简单用洛、蜀、朔党争的框架加以概括与解释。
一、对洛蜀朔党争的争论
一般认为洛蜀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洛蜀朔党争的开端，最早源于苏轼和程颐二人的矛盾冲突。综合相关记载，可以发现苏轼和程颐的争论集中于司马光治丧问题上的不同理念，尤其是“哭则不歌”与“歌则不哭”及食荤食素的礼节方面。
学界对此已经多有讨论，金诤先生认为苏轼和程颐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文、道之争；罗家祥先生认为洛、蜀党争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自政治方面，其直接成因是苏轼等人触犯了司马光、吕公著为代表的旧党正宗势力。
王水照和粟品孝先生认为洛蜀之争是出于双方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诸葛忆兵先生认为除学术思想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性格上的极大反差。
沈松勤先生认为元祐党争是意气之争；涂美云先生认为洛、蜀、朔党争兼具学术与政见之争；祁琛云先生则认为苏轼和程颐之争是权力之外的性格及处世方式冲突所致。
方诚峰先生更是力图跳出洛蜀朔党争的框架，通过对苏轼和程颐所受争议的仔细梳理，指出他们之所以备受争议，并非源于他们是所谓洛、蜀、朔党争的核心人物，而是由于当时正处在以王安石为戒的政治氛围中，苏轼与程颐作为最“接近”王安石的士人领袖，与“安静”的主流政治情绪格格不入。
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看法，但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如果我们从南北士人之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元祐时期洛蜀朔党争，或许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二、南北冲突带来的争论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洛、朔党之争源于苏轼和程颐二人在“司马光治丧事件”上的争论，实际上这一看法颇值得怀疑。
从现存宋代史料来看，找不到任何元祐年间程颐在政治上和苏轼冲突的材料。而且程颐当时唯一在政治上的龃龉，是和刘挚之间的关于太学条制的争论。
刘挚批评程颐“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其贬低程度丝毫不亚于苏轼对程颐的评价，然而程颐也仅仅是“自辨理”，并没有发生像所谓洛、蜀党争那样的政治风波。
换言之，此后朱光庭等人对苏轼的攻击与程颐并无多大关系，洛党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既然如此，如何理解元祐时期苏轼所受的各种攻击呢？不妨先从苏轼对上述攻击之人的认识出发？
苏轼认为攻击他的人是司马光和韩维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些人有着极大的重合度，而且其中很多人都与程颐关系较为友善。
李焘就指出“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被苏轼视为“知旧”的“川党”重要成员吕陶也认为：“今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因此苏轼等人很容易将程颐当做攻击自己的幕后主使者，“吕申公（吕公著）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
无论是“惟温是随”、“希光之意”的台谏，还是“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除极大的重合度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北方籍士人为主，拥有相似的文化风俗。
换言之，他们对苏轼的攻击还带有南北士人之争的成分在，这一点要从双方的分歧和结怨缘由说起。
从相关材料来看，苏轼与其攻击者结怨，大多源于他放荡不羁的行为方式。首先看程颐，苏轼自称“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
邵伯温在概括苏程结怨的原因时说道：“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
朱光庭的情况与此类似，据载朱光庭“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何时打破这敬字？’”
可见，学术思想及为人处世方式的差异，是苏轼与程颐、朱光庭二人结怨之端。南宋朱熹就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其在回答弟子杨道夫关于“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的疑问时，说道：“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
除此之外，朱熹还进一步指出：“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是争个甚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
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清代学者李绂也持类似的看法：“或谓苏氏尚机谋而薄经术，故老泉以荆公为奸；喜放达而恶检绳，故东坡以伊川为奸。”
事实上，苏氏“尚机谋”和“喜放达”是一体，其“薄经术”与“恶检绳”的学术特征和行为方式，再加上恃才傲物的性格特点，成为了他和众多北方士人交恶的缘由。
三、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苏轼和其攻击者的分歧在于学术思想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上，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一方面北方地区士人多学经术、试明经科，而南方地区的士人多学诗赋、试进士科。
另一方面，北方地区风俗的特点是质直纯厚，民众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再加上北方士人多学经术，故严守礼教；南方地区风俗的特点是灵巧轻扬、富有进取心，喜欢标新立异，往往善于诗赋文学，缺点是轻浮浅薄。
苏轼之学重文学轻经术，为人处世放荡不羁，尤其是其性情多有轻薄和恃才傲物之处，自然容易与朝中一些端庄严谨的北方士人发生冲突。
而苏轼在元祐旧党臣僚眼中的形象，正是“习为轻浮”和“尚气好辩”。其门生弟子及交游者的性格特点多和他相仿，也往往受到“轻薄虚诞”的批评。
苏轼的这些门生弟子和交游者也多为南方士人，他们所受到的批评正体现了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
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朱熹的上述看法结合刘安世那句“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轼及其门生弟子和交游者所受的攻击，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方诚峰先生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指出，苏轼所受的攻击主要是发生在其于元祐元年九月任翰林学士，以及元祐六年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和元祐七年再回朝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期间。而翰林学士、六部尚书是宋代最有可能成为执政的官职。
另一方面，苏轼和王安石一样富有文章学问，为一代文宗，与王安石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故苏轼在任翰林学士后成为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核心人物，反映了在“以王安石为戒”和以安静为尚这样的主流政治追求下，对苏轼入参大政、变乱典常的警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苏轼入参大政、变乱典常的警惕和担忧，也和南北地域问题脱不开关系。元祐时期的北宋朝堂上流传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说法。
按，“闽蜀同风”一说，至迟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其最初主要指社会风俗方面。“闽蜀同风”这一说法最初主要体现在风俗方面，但是元祐时期“闽蜀同风”有了新的内涵，一是从原先的民间上升到朝堂，由风俗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二是在“闽蜀同风”后又增了“腹中有虫”一句，显然，这句话是有明确针对性，其针对者正是苏轼兄弟，所以才会引起他的勃然变色及当众反驳。
总结
苏轼等四川籍士人的政治表现在时人看来也和王安石、章惇、蔡确等人引用乡党类似，如江西人董敦逸的一封上述中综合臣僚对苏轼等“川党”的批评，第一条就是：“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
或是亲知及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作监司，有知州、军，不可以数考。
是致仕路有不平之叹。”据此可见，旧党臣僚的这些批评和司马光“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俱闽人，二参政俱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的看法惊人相似。
故笔者以为，苏轼等川籍士人在旧党臣僚眼中与福建士人相似的负面形象，当是元祐时期“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说法产生的深层次的政治背景，而这一说法也为我们折射出隐藏在元祐洛、蜀、朔党争背后的南北地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