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北周的基础上南平陈朝、北伐突厥,收复故土,实现了华夏自东晋以来数百年来的从分裂走向统一。
和秦朝一样,隋朝也是短暂而强盛王朝的代名词。
从公元581年杨坚建国,到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前后仅存在37年,就像一颗划过天边的流星,隋朝在中国历史上转瞬即逝。
隋朝的统治虽极为短暂,但其在短短几十年里,创造出惊人财富,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可以说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例。
一、国富财丰的大隋,粮食储备震惊世人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之后,又统一天下,终结了华夏数百年的乱世。
他有感于过去混乱导致的民生凋敝,于是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到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时,达到了经济的巅峰时期,也是最为国富财丰的时代。
隋朝有多富,宋代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
“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
要说历史上最富的王朝,宋朝是无可避免的存在,但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马端临却说出这样的话,可见隋朝之富。
富裕的标志莫过于生产资料的大量积累,换句话来说,就是物产丰盛。
隋朝时的粮食储蓄量十分庞大,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提到:
“隋氏……储米粟多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
这些数量巨大的仓储粮,不仅是国家平衡市场供需,防止粮价上涨危害民生的储备资源,也是应对各种天灾人祸的“救命粮”。
当遇到大型灾害的时候,朝廷便开仓救济,根据《隋书·食货志》载:
“(隋文帝)开皇三年,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而百姓的消耗根本就是九牛一毛,《隋书·食货志》中还提到:
公元617年,隋末农民起义时期,瓦岗军击破洛口仓,开仓任由民众领取米粮,结果来领取粮食的饥民队伍,几天几夜仍不绝于路。
即便是赡养军队、赈灾或是其他消耗,也都花不完粮仓里的粮食。
此外,长安、洛阳和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
隋朝留下的粮仓,虽然经历了战争的消耗,但等到唐朝建立,依旧有很大的剩余,还能让唐朝省吃俭用几十年。
根据《贞观政要》记载:
“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正是有这样大量的财富,才能支撑隋朝进行战争的扩张,让隋炀帝宣扬武功,远征林邑,亲征吐谷浑,多次发百余万大军兵进攻高丽,甚至支持其修皇城、开运河、连年出巡等奢侈行为。
但即便如此奢侈浪费,依然没有败光家产,可见隋朝的富有!
二、隋代国富之局,文帝一生勤俭累积
在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往往系于皇帝等寥寥几个人手中,甚至可以说,君主强则国家兴盛,君主弱则国家衰微。
因此对于隋代的富足原因,历朝历代许多人都有独特的观点,其中最主流的便是隋文帝实行良政,节俭富国的说法。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道:
“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
他将隋文帝与汉代最贤明节俭的汉文帝相提并论,认为这正是隋朝国富的原由。
在古代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农业为主要经济产业,历代朝廷都以农为本,重视发展农业。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推行前人的均田制,给成年男子露田80亩,妇女40亩,其中男子还能另外得到20亩作为私有,这是可以传承给后代的永业田,此外,奴婢受田也同常人一样。
均田制的实行,大力推动了生产,恢复了自汉末乱世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
不仅如此,隋文帝还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底层民众负担。
在王朝统一初期,为了使南方百姓归附,隋文帝“免当年租赋……益宽徭赋”。之后,又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
在赋税上,隋朝实行税额较轻的“输籍之法”,杜佑在《通典·食货》中记载:
“高熲睹流沉之病,建输籍之法……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输籍之法就是设置合适的赋税成为定额,避免地方官任意加税。
而隋开国时规定一个成年男性粮租三石,比前朝北周少了两石,隋朝时期的赋税在历代也算较低水平。
在徭役制度上,据《隋书·食货志》记载:
“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
隋文帝继续减轻徭役,甚至让50岁以上的百姓不用交税和服役。
隋朝之前的北齐,收税年龄范围则是18岁到66岁,那时候人们到了66岁的高龄,依然逃不脱徭役。
此外,隋朝男子服徭役的年纪推迟,服徭役的时间也在相应简短,在《隋书》中记载:
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
男子服徭役的年纪延长到了21岁,一年服役的时间也减少为20天,这在历朝历代都非常少见。
百姓赋税减少,能够保障生活水平,徭役减少,也有了足够的生产时间。
这些举措不仅推动农业生产稳定进行,还减少对生产的干预,给予底层百姓有稳定宽松的生产环境,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
在个人生活上,隋文帝十分节俭,《隋书》记载:
“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
隋文帝平日里的穿衣吃饭,都保持普通水准,不求奢侈。而且,他也没有太多娱乐活动,甚至主动取消娱乐活动。
在《(隋)高祖本纪》中就提到“禁杂乐百戏”,还颁布了一份诏书,要求“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
对于下面官员他更是要求其清正廉明,杜绝奢侈浪费的行为和现象。
哪怕是他的儿子也不例外,隋文帝大儿子杨勇喜欢装饰华丽的衣服恺甲。对此,他严厉批评,告诫其:
“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隋文帝崇尚节俭,他在以身作则下,直接带动了百官节俭风气,《隋书·食货志》记载其“躬先俭约,以事府努”。
因此,隋文帝“躬节俭、平徭役、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身,小人各安其业。”
隋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变得富裕,以至于“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
三、国富而速亡,传统小农经济脆弱
隋朝如此富裕,百姓负担也不大,却为何这么快就灭亡了?
在专制皇权统治之下,国富并不等于民富。
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使得底层普通老百姓过着封闭简朴的“男耕女织”生活,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
他们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模式进行生产生活,其农业上的收益往往被盘剥到上层地主手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自我财富积累。
尽管隋朝实行轻徭薄赋等制度,但归根结底,隋朝难以脱离其专制皇权时代的局限性,其国富的实质是上层地主聚敛财富的结果。
金字塔般小农经济奠基,一个个小农财富向上集中,出现了隋朝“国富民穷”之虚假富庶景象。
古代传统小农经济因为个体“单打独斗”,面对天灾人祸等外来风险,抵抗力十分薄弱。
在古代生产方式落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过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容易动摇统治,以至于隋炀帝三征高丽失败后,对底层农民造成巨大冲击,隋朝就此陷入混乱动荡中。
最终隋朝仅经历了短短37年就草草结束,即使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布帛等财富,依旧难以改变其灭亡的结局。
对于这种情况,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提到:
“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
国家聚财而导致国富民穷,隋朝统治者让国家基础变得十分脆弱,一旦遭受动乱和冲击,往往承受不住,导致崩溃。
这也揭示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一定是构建国家基础的底层民众富强,才能建立牢不可破的统治基础,抵御任何形式的动荡和冲击,维系国家的强盛不衰。
结语
关于隋之国富,各种史书记载不绝,但记载隋之百姓富裕却未见一书。
隋代之富国被史家如此推崇,却短短的三十七就匆匆消失,这些现象值得深思。
一个社会的总体资产的比例过于不均衡,甚至失去平衡,其中隐患和危害是不可小觑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