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李渊在太原起义之初，因为李世民在其中居功至伟，于是对李世民承诺，事成之后将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拜辞不受。唐军攻入长安，李渊被封为唐王，群臣又劝李渊立李世民为世子，李世民再次推辞。因此，李渊登基后立的太子是李建成。但是由于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的功劳和名声越来越大，李渊还曾多次想改立李世民。
这些记载被怀疑有造假的嫌疑，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类似，是李世民政变夺权后强令史官篡改的，用以强化其继位的合法性。
但事实上，李世民这段历史，明显比朱棣要可靠得多。朱棣在明朝建国过程中建树不多，在开国功臣中没有太大的政治影响，不太可能让明太祖产生废立的念头。所以，朱棣对史料的篡改是肯定的，留下的痕迹也是很明显的，有很多不合逻辑的破绽。
而李世民不同，他本身就是太原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即便李渊当时还没来得及给出那种口头承诺，但至少在受封唐王后，群臣提出改立世民的建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所谓李渊的元谋功臣，其实也就是李世民的旧部。
实际上，在起义前，关陇士族看好李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李世民的看好。别的不说，单裴寂、刘文静这两个最早的起义策划者，事实上就是从看好李世民、结交李世民开始的。其他起义旧部的列传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李世民的长孙皇后那一支，就更不用说了。
就连在进军长安一路上收降的文臣武将，也多以李世民马首是瞻，因为下长安的先头部队，就是李世民率领的。这两派人，已经成为朝中重臣，对朝政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至于在随后的战争中加入李唐阵营的屈突通、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勣、秦琼、程咬金等，长期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也是绝对的铁杆。
所以由李世民作为大唐继承人的呼声，一直以来就很高，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作假。
在这样背景下，太子李建成的坐立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过程中，李渊两次召回李世民，以至战事不利，是很明显的有人作梗。在连续平定薛举、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主要对手之后，李世民的功绩和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专门设置的天策上将称号，所谓位在王公之上，已经威胁到了东宫的地位，风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李建成的角度来说，面对朝中几乎一边倒的支持李世民的声音，他唯有利用李渊晚年耽于女色的弱点做小哥。
李渊那些年轻的妃嫔，本就有意与三位嫡子结交，以求自保。李世民却对这些女人毫不在意，而且也长期在外征战，无暇顾及。李建成和李元吉就成为后宫竞相结交的对象，当时高祖在宫禁制度上的松弛，也给李建成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曲意逢迎，主动讨好，遍行贿赂，无微不至，只求她们在李渊面前多说好话。而这也居然就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李渊天天被枕头风吹着，也开始举棋不定起来。
召回李世民，改派李建成东征河北，就是李渊的偏心使然。在巨大的危机感之下，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计破刘黑闼，取得了他一生最大的战绩。但这似乎也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明眼人都知道，刘黑闼已经被李世民打残，李建成不过是捡了个现成。
关于李建成的个人历史，是否有被抹黑的嫌疑呢？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槌，落井下石、拍太宗马屁的事，总是有的。包括他带兵平定少数民族稽胡部落叛乱，史载其杀降六千。其实因时因事，不一定是他为人残忍。还有《旧唐书》言之凿凿，说他与高祖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淫乱。李建成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李渊一个人的身上，应该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所以《新唐书》并未人云亦云，还是《资治通鉴》更客观一些，“宫禁深秘，莫能明也。”
但是，他的作为远比太宗逊色，这也是铁的事实。他在后宫的所有努力，无非是最后的挣扎而已，是出于无法克制对皇权的渴望而作出的最后一搏。最终身败名裂的后果，是他咎由自取。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毁灭。
作为一个无法服众的继承人，他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主动让出自己的太子位置。如果真的由他继位，于国于民而言，恐怕才是灾难性的。
李世民之于李建成，与杨广之于杨勇，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正好相反。在隋朝，杨勇是众望所归的太子，杨广则是通过阴谋手段抢班夺权。而在唐朝，李世民才是众人心中的太子，是李建成在扮演杨广的角色。因为不出意外的话，李世民继承帝位是顺其自然的事。当时的朝中，除了首鼠两端的封伦和太子党成员，其他重臣都是倾向李世民的，在李渊伤前，必定会寻找恰当时机将易储之事提上日程。
所以李世民真正的敌人，不是李建成，不是李元吉，也不是后宫嫔妃，而是那个我们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毒瘤——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封建时代的产物，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嫡者，原因在于封建时期，贵族所娶正妻多来自政治婚姻，为取得妻族在政治上的支持，必须以正妻所生之子为继承人。但这一点，也未对李世民构成障碍，因为他也是嫡子。李渊的窦氏外戚家族在继承问题上，必定是中间派，无论李建成和李世民谁继位，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谁上都一样，都是亲外甥。
真正阻碍李世民的，是“以长不以贤”。这更多的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人类寿命普遍较短，由长子继承，相对更为稳妥。而经过长期的生产力发展，这个制度早已落后于时代。
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从最初就违背了周朝以德配天的政治纲领。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而恰恰是在没有恪守这个伤板制度的时候，对地方最有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除宋太祖为开国皇帝外，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继位。即便是次顶级的明君，西汉文帝，唐玄宗、武宗，宋仁宗、孝宗等等，也都是如此，反而是由嫡长子继位的，出了不少有名的昏君，如东汉桓帝、灵帝，晋惠帝。
众所周知，自秦汉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算是封建制地方，然而，西周那一套封建礼教残余，仍然对后世影响太深太深。尤其是这个错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仍然被视为一项原则性制度，可谓食古不化。
立贤，也许不具操作性，因为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主观标准。但是，以李世民和李建成这样肉眼可见的差距，李渊的左右摇摆，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最终导致了那场家国惨剧。想要两全其美，却只能得到两败俱伤的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岂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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