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甲骨文在1899年被发现之后，学界也基本上明白了，这些甲骨出土于安阳的小屯村，而这里，也就是文献上所讲的殷墟。
考古学界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地域。
这一切得益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小组的成立。
这时候还谈不上是科学的考古发掘。
不过在第一次发掘前还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
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小组名义上是中央的，但殷墟在安阳，归河南省管辖，那个时候河南是冯玉祥的地盘，并且由于军阀混战的背景，盗贼猖獗。
而河南省本土的文化界人士也对殷墟青睐有加，他们不愿意中央直接垄断殷墟的甲骨资源。
所以，第一次殷墟考古之前的准备工作做了很久，最后各方妥协，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那就是找一个河南人来主持发掘工作。
这个人就是董作宾。
董作宾打通了很多关系，得到了中研院和河南地方的共同支持。
第一次殷墟发掘
由于受到河南当地的土匪威胁，史语所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仅18天后，就终止了这次发掘活动。
由于时间短，成绩不大，但还是发现了784版甲骨。
并且发现了小屯村地下的一些陶器、骨器、蚌壳等遗物。
图为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及李春昱（左）测量绘图
这就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短暂而又危险的十八天，这次发掘基本上还是采用挖宝心理，没有任何的现代考古学的方法。
第二次殷墟发掘
而这一切随着李济的到来而改变了。
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的博士，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导师，与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四大导师齐名。
他是第五人，因为他是教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极小众学科，所以并没有前四位那么大的名气。
但他的归来，极大激发了中国人自己考古发掘的信心，而且李济之前在山西夏县独立发现了西阴村遗址。
所以，李济其实是有一定的考古发掘经验的，这一点，他和董作宾不同。
另外一个问题是，史语所在初建的时候，缺少经费，很是穷困。
而李济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得到了美国费丽尔艺术展览馆的资助。就是说，这个美国博物馆给李济提供资金支持，唯一的条件只要李济能代表的中方给这个博物馆提供一份英文的原始发掘报告就可以了。
在这种背景下，李济、傅斯年、美国三方一拍即合。
除了李济和董作宾以外，李济还邀请了著名的地质学家裴文中。
裴文中在考古学史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是他，发现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头骨化石。
裴文中用现代科学的地质学概念绘出了殷墟第一张详细地图。
第二次发掘主要有以下几个成果：
1.李济发现了一种新的葬式：曲肢葬。
2.李济和董作宾开始分工，并且奉行终身的研究分工，那就是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而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
3.董作宾由于受到专业考古学的训练，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在认知上开始远超罗振玉和王国维，他开始具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甲骨，这都是第二次发掘中奠定的。
第三次殷墟发掘
这次发掘可谓收获很大，其中最出名的“大龟四版”就出现在这次发掘中。
董作宾写就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
这个贞人说的提出，是甲骨断代的基本依据，至今仍在沿用。
这次发掘影响很大，就连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都听说了，于是郭向中研院借阅甲骨的拓片。
而中研院那群人很天真的就借给了郭沫若，等于提前对外公布了这批甲骨。
郭沫若就此写出自己的甲骨学成名作《卜辞通纂》，这里就不得不佩服郭鼎堂先生的天才水准，在没有实物只有拓片的基础上，竟能写出这种甲骨学上经典的作品来。
除了甲骨文的发现之外，第三次发掘，李济还发现了一片彩陶。
李济敏感得意识到这是从考古学上确定殷墟所处年代的最好证据，于是他写出了《小屯与仰韶》。
认为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小屯是灰陶文化，这是中国早期考古学在没有太多证据的前提下的一种科学的推理，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的名作了。
第四次殷墟发掘
第三次发掘之后，由于爆发了中原大战，所以1930年一年都没有什么进展。
殷墟第三次发掘，李济手持彩陶片
于是考古学界这一年转战山东，李济的学生吴金鼎就在这一年发现了山东历城城子崖的龙山遗址。
而伴随着1931年的到来，第四次殷墟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参加人员可谓人才济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吴金鼎都有参与。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的弟弟，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的博士，他在国外的时候曾经因为印第安人城址发掘受过系统的考古学训练，从考古学专业性上看，他比李济还专业。
这次也是收获很大：
首先，郭宝钧先生虽然是没受过系统的考古学训练但在考古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科学考古的方法，从而在这次提出了殷墟很多遗迹是废弃说。
在前三次发掘中，李济他们普遍认为，在殷墟遗存的遗址上存在波浪形的遗迹，是早期洪水泛滥的证据，但这次郭宝钧先生证明了那是版筑的痕迹。
在这次发掘中，李济他们还开始对小屯村周边开始探索，让吴金鼎发掘四盘磨，让梁思永发掘后冈。
正因为这样的安排，梁思永非常意外的发现了后冈三叠层，但这已经是第五次发掘的内容了。
第五次殷墟发掘
这次发掘最大的贡献是梁思永在后冈发现了后冈三叠层。
后冈三叠层的意思是，在考古学地层上，最上面是殷墟、中间是龙山，最下面是仰韶。
这样就在考古学上为小屯、龙山、仰韶文化的考古学序列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地层越往上时间越晚，越向下时间越早。
后冈三叠层的堆积土层
顶层的浅灰土里有小屯殷墟的灰陶遗物；
中间的绿土中发现了带有城子崖遗迹的龙山文化黑陶遗物；
最下方的深灰土里包含着仰韶文化的彩陶遗物。
梁思永在《小屯、龙山与殷墟》一文里详细介绍了后冈三叠层，这是中国考古学地层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序列大框架奠定的标志。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大框架里不断的完善和修改。
第六、七次殷墟发掘
由于梁思永先生身患烈性肋膜炎，他错过了第六次到第九次的发掘，可以说是殷墟发掘中的重大损失，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其他都是一群土包子。
梁思永下次出镜是1934年，病了两年，第六次发掘的主持人是李济，但实际上是挂名，主要负责人是董作宾、吴金鼎，这次基本上是第五次发掘的继续。
这次发掘有一定的意义，开始主动的用科学考古学的方法来发掘了。
例如，
开始注意考察发掘区域之间的关系，物品的结构构成；
另外对发掘出来的物品位置开始做详细的登记，这在之前的发掘中都不太重视。
但在第七次发掘的时候，已经成为惯例了，这可以说是梁思永等人的带领下，中国考古学界开始逐步成熟的表现。
第八次殷墟发掘
1933年秋天，进行了第八次发掘。
这次主持人是郭宝钧，但郭宝钧生病了，实际上是由刘燿和石璋如在具体操作，刘燿就是后来的尹达，共和国成立后，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这次发掘仍然是继续后冈的发掘，而这时候刘燿和石璋如两个人都是研究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成就不大。
第九次殷墟发掘
董作宾主持，开始对之前偶然发现的侯家庄地区进行发掘，刘燿和石璋如作为主要助手。
两人在经过几次发掘后，逐渐成熟，研究生一毕业，就被中研院史语所录用为正式人员。
第六次到第九次发掘时间都比较短，面积也不大，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成就。
但却训练出了一批能够独立操作的考古工作人员，这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力量了。
这批人都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成长为考古学界的大佬，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第十次殷墟发掘
一共91天，这次参加者人数众多，首先梁思永回到发掘现场，成为主持人。
1935年河南西北岗遗址，左一傅斯年，右二梁思永
刘燿、石璋如已经成熟起来。
这次有个新人参加，他叫胡福林。
胡福林从这次参加考古发掘，之后成为甲骨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此人后来改名胡厚宣，后来甲骨学上最主要的文献整理，《甲骨文合集》，就是胡厚宣搞的，当代古文字学大牛裘锡圭先生也是胡厚宣的学生。
从第十次开始，发掘的主阵地不在小屯，而是移到了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
这次发现了4个亚字型大大墓，每个大墓都是4墓道，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上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道等级。
殷墟王陵区
但这次发掘遭到了安阳当地政府一伙人的破坏。
这群人为首的叫李冠，他称呼中研院为“中央白天发掘团”，而自己组织了一批人，称为“中央夜晚发掘团”。
梁思永他们白天挖，这批人就夜里挖。后来河南省政府派出军队才把这批人驱散。
照片为1935年春季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团领队梁思永暨全团工作人员欢迎李济视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工地的合影，从左至右为：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耀(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第十一次殷墟发掘
这是殷墟发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这次经费由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预算经费出钱，一共给了他们3W银元。
有钱了，事情就好办了。
这次仍然是梁思永主持，人员构成和第十次基本相同。
但是这次又有一个新人加入，此人之后成为共和国考古学的第一人，也就是夏鼐。
夏鼐和李济、梁思永还不同。
李济学的主要是人类学，梁思永学的是美国的考古学。
而夏鼐去的是英国，跟的是英国的埃及学大师，并且亲自跑到埃及，参与埃及考古的发掘。
并且由于埃及学的成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非常的正规系统和成熟。所以夏鼐的归来让很多变的不一样。
但在这时候夏鼐还不是主要人物，这次发掘主要还是西北冈的王陵。
第十二次殷商发掘
一共99天。
主持人是梁思永，这次规模超大，每天聘请500个工人。替他们挖。
1935年殷墟王陵区发掘场景
并且这次梁思永制定了一个计划，也就是让不同的参与人员特别是石璋如，刘燿这些人，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但他这个计划后来一直都没成功。
这次发掘李济、董作宾、郭宝钧他们都不再参与了，首先是李济职务太多，行政事务太多走不开，董作宾在编《殷墟文字甲编》，郭宝钧在河南辉县琉璃阁主持发掘西周的卫国墓地。
第十三次殷商发掘
第十三次发掘回到了小屯。
结束了第十次到第十二次的西北冈王陵的考古，再次回到甲骨出土最多的小屯村，郭宝钧为第十三次考古发掘的主持人。
这次发掘有几大成就，需要重点指出：
1.经过十数次的发掘经验，中国考古学界从这次开始使用探方进行发掘，这是至今考古学界在使用的方法，但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独立发明，这种方法一经发明出来，就被普遍采用了。
这个坑被整体运送到南京，由董作宾和胡厚宣进行整理。最后发现甲骨300版，字甲17756片，因为这个H127是在成熟的考古学方法下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具有准确的地层学的性质，不管是从发掘甲骨的体量，还是对于殷墟的断代，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图为H127号窖藏被挖成灰土柱，装上箱底的情形
第十四、十五次殷商发掘
梁思永、石璋如主持，发现了很多版筑的基址，还有一些其他朝代，如唐宋的遗址，还有91处战国的墓葬。
其实从第十五发掘，那些主要的负责人没到场就知道了，他们已经在组织南迁了，于是殷墟的发掘就中断了。
但这15次发掘让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让中国考古学有了自己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地层学、层位学、类型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的考古人才，发掘出2W多片甲骨，可以说成绩斐然。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一次次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民族危难的当口坚持学术报国的理念。
这种理念与他们的学术成绩一样让我们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