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七国之乱，是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揍皇帝，一股脑全来了，然后一股脑全被收拾掉。
正值上升期的西汉帝国，文治武功，地表最强。七个诸侯国，啥也不是，三个月全部平定。但这还仅是开胃菜，不久之后便是汉武帝激情燃烧的岁月。
西晋八王之乱，是八个诸侯王轮流单挑皇帝，一个诸侯王把皇帝揍趴下，然后跟其他王爷们搞群殴。
日薄西山的西晋王朝，文治武功，地表最怂。皇帝成了获胜者的金腰带，而王爷们就像在打比赛，毫无章法、毫无头脑、毫无大局观地全力厮杀，一直杀了十六年。几十万汉家精锐，就在这种无聊的自相残杀中杀光了，不久之后便是所有人的末日——五胡乱华和三百年的大分裂。
至于原因有三：
一是阶段趋势不同。
七国之乱时，西汉帝国早已度过幼儿期、正值青春期，可以说活力四射、荷尔蒙爆表。这时候，西汉皇帝和西汉朝廷没事都想找点儿事，实力太强、必须惹事。所以，来点儿小挫折，没关系，权当新手村试炼、打怪升级。实际上，七国之乱就是被皇帝和朝廷没事找事给折腾出来的。削藩没问题，但你一点儿一点儿来不行吗？不行，投降主义要不得，非要往死弄，然后就弄出了七国之乱。实际上，应该是九个，但济北王刚刚大手一挥、准备闹事，就被自家郎中令劫持了；齐王更怂，一看真要造反，立即表示退出、不玩了。其他七个王爷比这两个稍微强点儿，但强得有限，智商水准都说不上正常。
八王之乱时，西晋帝国都不是幼儿期的问题，而是垂垂老矣。西晋的生命，不能从晋武帝司马炎起算，而要从汉末三国起算。门阀制度逐渐成熟，精英阶层彻底堕落。西晋皇帝和西晋朝廷，即便是晋武帝时期，其调动资源的能力都不会超过汉桓帝和汉灵帝。皇帝的想法是：我们司马家好好当皇帝、你们大臣们好好捞钱花，至于什么宏图、什么伟业、什么使命，全都没有。这些就不是我们西晋该操心的事，我们西晋该操心的事就是好好养生、好好活着，保重身体第一，其他全不叫事儿。
二是体制机制不同。
虽然郡国并行，但汉承秦制。西汉刚建国时，全国62个郡，只有15个在刘邦手里。这时候，汉帝国才是最危险的。但是，这15个郡都是手拿把攥的，简单说就是基本盘很可靠，因为实行郡县制，皇帝可以直接管。之后，则是平异姓诸侯王之战，皇帝调动资源的能力立即来了一波升级。再之后，就是惠帝、吕后以及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粮食增产、国力上升，一派欣欣向荣。有了这些，再加上秦法秦制的体制优势，那景帝时的汉帝国也就地表最强。挑头闹事的吴王刘濞，总共才三个郡，而且还在南方，你这就没法打。
西晋但凡不折腾，靠着曹魏给打下的底子，也许还能撑一段儿。自曹丕开始，曹魏开始跟世家大族合作，搞出了九品中正制。没办法，为了受禅当皇帝，曹丕也只能向世家大族让渡利益。隔了40多年，又搞了一次禅让，也就是西晋立国。那怎么办？还得向世家大族让渡利益。这时候，皇帝和朝廷手里还有啥？晋惠帝即便不是傻子，也搞不定自己的那些王爷叔叔们。但是，还没完，关键是这些王是咋来的？既然皇帝和朝廷搞不定世家大族，那就让自家兄弟子侄们去搞。于是，司马晋大封司马王。这就是自掘坟墓。郡县制变成了分封制，那就只能再来一波春秋战国。
三是精英阶层不同。
直到武帝朝，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才让出丞相的位子。景帝时期，即将完成由军一代向军二代过渡。军功受益阶层，有点儿像暴发户。暴发户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然后也就在继续不知道中失败了。所以，汉武帝怎么收拾这伙人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暴发户之所以暴发就是因为运气好。尤其是军一代，真有人才。而且，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到别的朝代，都是明星级存在。历代王朝官僚制的那些臭毛病，他们统统没有。景帝时的汉帝国，就是这些人打造的。而且，在文帝时期，底层优秀人才，如贾谊、晁错等，已经开始渗透进朝廷。景帝时，正是优秀的底层人才试图抢占传统军功受益阶层位置的时候，相当于两伙优秀人才搞竞争。
曹魏时，一个诸葛亮捏着一个四川，就能把曹魏打得举国惊恐。曹魏当然也不是没有讨伐过蜀国，但去一次、死一次。后来，干脆躺平，你蜀汉不折腾我就行、我弄死你也挺累的，咱们相安无事，这挺好。躺平的确香，但司马昭要当受禅当皇帝。于是，必须要建功立业，所以才狠狠心、使使劲，把蜀汉给灭了。灭蜀汉没费劲，但硬是搞出内乱，钟会要在四川承袭刘备的事业。你就可以想见曹魏精英都是一群什么货色。本来西晋不想灭东吴，但司马炎为了传位给傻儿子晋惠帝，所以还得狠狠心、使使劲儿，把东吴给灭了。从正始名士到竹林名士再到中朝名士，精英阶层的主要生活就是喝酒、清谈、修仙加嗑药。古今官僚制的缺点，分封制的地方主义、郡县制的官僚主义，全被西晋官僚给攒齐了。这时候，八王之乱爆发，西晋皇帝和西晋朝廷只能一次又一次被打倒、一次又一次被挟制，看着王爷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