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句老话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谣言传播的人多了，听的人就信以为真，把谣言当做事实。
谣言这种虚假、不准确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和个人的伤害是极大的。
它不仅会影响谣言相关者的个人的生活，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混乱，导致人性堕落，道德败坏，而且造成社会舆论危机，致使社会秩序动荡。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就曾发生过谣言造成社会恐慌，对民间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例。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的“埋小儿”的谣言，就曾在洛阳周边地区广为传播，给社会带来长
期的骚乱，可谓是谣言泛滥的典型案例。
一、明堂“埋小儿”，官方行为“巫术化”的扭曲
公元739年，即唐朝开元二十七年。
这个时期的唐玄宗派人前往洛阳改建明堂，在民间引发了明堂“埋小儿”的谣言，在刘昀的《旧唐书》中记载道：
“二十七年八月，东京改作明堂，讹言官取小儿埋于明堂下，以为厌胜。”
这直接导致“都城骚然，或言兵至”，造成大范围民众恐慌的现象。
听到这件事的唐玄宗，自然“恶之”，很快派遣专人处理，将这件事稳定下来。
“埋小儿”谣言之所以形成，并且出现大范围的受众，与官方行为巫术化的推波助澜，有着极大关系。
在不明真相、信息残缺的群体通过巫术的加工，逐渐与事实产生扭曲，给社会带来恐慌。
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古代帝王用于布政、祭祀的重要礼制建筑，本应该是正大光明之所。
百姓之所以对官方复建明堂出现谣言，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其自身有些浓厚的巫术色彩，让人无端生出各种遐想。
早在公元695年，武则天建立的明堂发生火灾，此事对这位女皇帝来说，影响实在太坏。
火灾是否是“天意”，是上天对其得位不正的预兆？
此事极大可能会成为别人手中批判的“例证”，对于火灾将可能带来的政治和舆论危机，武则天决定“以毒攻毒”，用迷信对抗迷信。
《旧唐书》中提到，武则天在姚璹（shú）的建议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
厌胜即是指古代通过诅咒或祈祷以达到目地的一种巫术。这种方式，在汉武帝时代也曾广泛使用，可谓是由来已久。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柏梁殿发生火灾后，在越巫勇“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的建议下，汉武帝在原址作建章宫以厌胜防火。
遵循先例，武则天重建明堂，采用了汉武帝作建章宫时的防火厌胜之术，并且大张旗鼓地宣扬重建明堂一事。
因此，修建明堂给当时的民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曾多次对明堂重建，关于对明堂这种重要建筑的反复修理，在不明真相的群体看来，便有些不好的预示。
在“埋小儿”谣言爆发前的四年，735年洛阳民间爆发的鬼兵谣言。
据李昉的《太平广记》记载：
“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
对于鬼兵谣言所造成的恐慌，迫使玄宗“使巫祝禳厌”。
唐玄宗本人在开元后期，也十分迷信鬼神，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中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又以“宫中有怪”为由离开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唐玄宗经常让巫师进行“厌胜攘灾之举”，他还提拔一个名叫王屿的巫师为祠祭使，频繁地进行祠祷活动，其祭祀的方式也常常以巫师的方式进行。
在各处工程的营造中，王屿也常常使用厌胜之术。
《旧唐书》记载：
“用妖人王玙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
不仅如此，王屿大量地进行祭祀活动，《旧唐书》中提到“玙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
大量巫师打着官方的旗号，出没于民间，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给官方行为抹上了巫术色彩，使民众对官方行为产生巫术化的认知与猜疑。
因此，当官方在复建明堂工程时，这些举措不免让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明堂重建产生怀疑与误解，甚至出现“埋小儿”的厌胜猜疑，致使谣言被广泛传播。
二、“建筑奠基”的流传，厌胜之术下的谣言聚众兴起
“埋小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关于建筑献祭类谣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古老的文化原型——“奠基牲”，意思是指在工程营建过程中埋于房基下、墙基下、墙体中的人牲。
“奠基牲”的做法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发源，其身份多为战俘、奴隶。
蒙昧落后的远古先民们认为，敌人死后会化为厉鬼复仇，作祟于人间。于是人们在进行工程营建时，以埋入人牲的方式将其鬼魂封镇于内。
这种习俗在殷商时期最为盛行，贵族往往用人牲奠基宫殿以驱厉鬼。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多以动物代替人作为奠基牲，同时还演化出了相应的禳灾驱鬼的民俗，名曰“磔牲”。
即祭祀时分裂牲畜动物肢体的仪式，其中又以“磔犬”为主。在《史记》中，春秋时期秦国君主秦德公就曾“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
到了隋唐时代，“奠基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杜佑的《通典》中记载：
“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傩祭仪式中的“磔牲”仪式，除“犬磔”之外，还发现了“鸡磔”等其他动物牲。
而且傩仪的环节中，官方要在民间选童男童女作为“侲（zhèn）子”操演驱鬼仪式。选择范围也比较大，据《通典》记载：
“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县皆二十人。”
此外，傩仪在时间上有了更多讲究，《通典》中记载：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
在一年中，只有季春之月、仲秋之月及季冬之月三个时节可以举行傩仪，其中明堂“埋小儿”谣言则恰好发生在仲秋之月，即农历八月。
值得一提的是，据《全唐文》中记载，唐玄宗早年曾经颁布过所谓《禁屠杀鸡犬诏》：
“犬以守御，鸡以司晨，有用于人，不同常畜。好生之德，遍宜令及自今并不得屠杀。”
他要求唐朝国内不得随意屠杀鸡犬。
在唐代厌胜之术盛行的背景下，不免让洛阳的普通民众产生怀疑，如果鸡犬不能屠杀，那么作为“奠基牲”献祭的对象，便有极大可能是被选取作为“侲子”的童男童女！
而此前唐玄宗因为“宫中有怪”而离开洛阳，那么明堂的再次重建，是否就是为了镇压献祭宫中之鬼？
于是，在大量不明真相民众聚集的明堂，人多嘴杂，种种细思极恐的猜测之下，“埋小儿”的谣言便无中生有，随后陡然爆发了。
三、“埋小儿”谣言的背后，官方公信力缺失
从表面上来看，普通底层民众并不熟知明堂的政治属性，由于见识或者身份环境的限制，并不知道明堂的真相。
在巫风盛行的社会风气下，大量人员聚集在明堂施工，加之信息缺失，他们以巫术来解释生活中的未知。
在种种臆想与猜测中，激发出他们不切实际的社会想象，因此造成了“埋小儿”的谣言爆发。
可追究其根源，“埋小儿”谣言爆发的背后，是官方公信力的缺失。简而言之，便是民众不信任官方，甚至不吝于恶意的揣测。
此外，这类谣言也是底层民众对于官方大兴土木的“舆论抗争”。
唐玄宗几次反复改建明堂，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民力的损耗，无形之间给予贪官污吏盘剥民脂民膏的机会，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底层小民而言，徭役的负担耽搁农事，无异于破家灭门。
所以大兴土木在古人认知中亦为不祥之兆，元朝的孔齐就曾说过：“盖土神好静，或动作则必不安，轻则工者仆役见咎，重则祸灾及主人”。
因为大兴土木而导致谣言爆发的事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末明初。
据宋濂《元史》记载，元末修黄河就曾出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变谣言。
民众对于谣言的反映，实际上是唐朝社会危机潜藏的深刻体现，然而当权者却沉迷于盛唐的太平粉饰中，对于人民的诉求和痛苦并不正视。
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扯开那块光鲜的“遮羞布”，一切都大势已去。
结语
所谓谣言及不切实的信息传播，在更多情况下，是普通民众对于陌生未知的事物，以其从生活中积累的认知经验，以最简单和激烈的方式，对社会的可疑之处进行提问。
在某种谣言泛滥之下，可见社会“病痛”的呻吟，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变为时势转化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