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字君实，陕州下县人也。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会儿登翁，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翁破之，水迸，儿得活。——元末.阿鲁图.《宋史》
司马光的光辉事迹——“砸缸”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宋史》里面详细地记录了这个光荣的事迹，当时7岁司马光也因此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小英雄！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在司马光七岁时候，他就能够熟练的背诵《左传》，并能把《左传》里面两百多年的事迹讲得清清楚楚！自幼就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此外，还有一件事让小司马光名扬九州，这便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光辉事迹。当时汴京、洛阳的人将这件事用图画记录下来，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勤奋事迹——“警枕”
那么历史上的司马光，砸缸之后赔钱了吗？司马光本来还有哪些事迹呢？据说古代文学家司马光，以一个圆木头做枕头，用来惊醒自己，起来继续写作，还给它取名为“警枕”。“警枕”一滚动，他便起来读书，并始终保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惯。南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他苦学的故事，还留下了他的话：“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可见，他的成功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司马光的仕途也显得比常人要顺得多，他二十岁中进士甲科，到了宋神宗上台以后，他官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从这点看，他不仅早慧，而且早熟，还早发达，确实非常人可比。
司马光的孝顺事迹——“智孝”
司马光孝顺双亲，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申请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好侍奉双亲。母亲和父亲相继病逝后，他按制度丁忧五年才回到京师任职；随后，他在他父亲生前好友、时任宰相的庞籍不断举荐下一路提拔，前期一直随着庞籍。庞籍死后，司马光拜他的妻子为母，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抚养庞籍的儿子，堪称知恩图报、有情有义。他为政地方的时候，能倾听百姓声音，同情百姓疾苦，为官清廉，受到百姓的尊重好评，他死后若干年，蔡京要把他刻入“奸人碑”（元祐党籍碑），连刻石的工匠都流泪反抗，可见民众对他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司马光的精神事迹之一——“俭朴”
司马光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不事奢华。司马光生在官宦之家，从小家教很严，养成他不爱慕虚荣的性格。当然，这应该也与他从小就认真领会并遵守书本知识的习惯有关。比如考中进士参加闻喜宴的时候，按规矩大家都要戴一朵红花，他却以为这是矜夸的行为而不戴，直到一个同年告诉他，花是皇帝所赐，必须戴的，他这才也佩上。尽管后来他官儿越做越大，但是在生活上却仍然能保持俭朴。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里说他“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这样的作风在古代的官宦之家是极其少见的。这也说明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真正身体力行儒家精神的实践者，而不是对自己一套、要求别人又一套的伪君子。
司马光的精神事迹之二——“公私分明”
司马光值得称道的地方还在于他公仇私怨一一分明。尽管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但并不影响他对王安石个人品行的推崇。他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传家集》里也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可见，他并不吝啬对王安石做中肯而客观的评价，甚至还有那么一丝的过誉。当然，王安石也一样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可以说，这两个政见不同的对手是惺惺相惜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重新掌权，认为新法害民，立即全面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但是后来王安石病故，正在病中休养的司马光特地写信给吕公著，要他“优加厚礼”，丝毫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敌视而交恶。从中可以窥见，他的心胸相当宽广。退一步说，即便这只是装模作样，也与我们现代人所见到的许多因政见不和而反目成仇的故事成了鲜明的对比，何况皇帝最后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司马光的精神事迹之三——“穷则独善其身”
司马光的政治轨迹——“心系苍生”
用现代的眼光看，司马光在政绩上谈不上出色。尽管在地方官的任上，他颇有政声，但那毕竟是一时一地的作为，不能与他的身份相符。作为北宋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起复之后，以六十七岁的高龄、身负君民厚望，可惜在执政的理念上过于保守，在清算新法的过程里也造成了一部分的矫枉过正，甚至在用人方面也犯了与王安石一样的毛病。他的固执的性格也造成他听不进反对的意见，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给社会造成了些许的动荡，尤其是对北宋官僚阵营里的党争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许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好心却办了比如全盘否定新法这样的坏事，可以说他没有政治远见。但从当时的角度看，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他的出发点正是为了废除扰民的新法，作为一个执政人员，他的废止恰恰说明了他心系苍生。至于当时的人们，身在局中，要他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苛求。
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以至积劳成疾，晚年重新执政，忙于国事，才一年半就过世了。噩耗传出，京城里的百姓自发地罢市前往凭吊，贫穷的还卖了衣裳来祭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送葬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面八方赶来送葬的数以万人计，画他的遗像寄托哀思的更“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尽管我们现在从理论上可以说，以德教化是人治社会里的弊端，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我权衡许久还是认为，放在当时的气候里，他能如此得民心，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值得后世们细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