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重于治疗，我们要把不孕症防治的工作做在前端，而不是后端。现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行业内过度提倡生育力保存，把卵子精子冷冻起来；但是对于生育力保护，我们说的做的都还很不够。”
继“万婴之母”林巧稚之后，过去整整62年，中国妇产科领域才迎来第二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她是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带动新兴的生殖医学在中国成长成熟；她先后服务过三家顶尖妇产科专科医院，守护着一代代妇女和孩子的健康。
试管婴儿技术诞生的孩子，长大了健不健康？来访者们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是黄荷凤开展临床科研的起点，贯穿了她四十年的从医从教之路。
长达二十年的试管婴儿队列随访证实，部分儿童，比如母体曾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儿童，患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由此，黄荷凤将传统的妇产科研究领域扩展到了重大慢病的“源头”防控。她首创的“配子源性疾病”学说，引起国际学界瞩目，并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黄荷凤见证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轨迹，并不断对它们做出优化改进。第一代技术解决了“生不出来”的问题，第二代技术解决了“严重男性不育”的问题，到了最新的第三代——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PGT），可以成功阻断众多罕见的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疾病，甚至帮助有糖尿病家族史的父母，生育糖尿病风险最低的孩子。
近日，澎湃科技记者专访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分享她在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最新观察和观点。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
【对话】
澎湃科技：研究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率不断增高，2020年已达到18%。你在临床工作中的感受如何？
黄荷凤：这个数据代表整个国家的人群水平有待进一步流行病学资料证实。正常有性生活一年时间以上不怀孕，临床诊断就叫不孕症。不孕症的治疗有很多方法，可以是心理治疗、性卫生指导，也可以做中西医治疗、手术治疗等，辅助生殖是最后一步。
有一项比较可靠的数据是，2019年辅助生殖（包括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手段）出生人口是126万，当年出生人口总数是1400多万，大概占了2.6%～2.7%。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代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群体。
澎湃科技：最近，国家医保局表示，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你认为这项政策落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黄荷凤：不孕症是一种疾病，公费医疗对不孕症治疗开放，肯定是一个利好。目前实施细则还需要完善。辅助生殖，尤其是试管婴儿技术每个周期的费用高昂，医保可以为一对夫妇报销多少个周期？比如澳大利亚，一对夫妇可以享受3次免费的试管婴儿助孕。此外，40岁以上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很低，享受医保支付的不孕夫妇的年龄是不是有所限制？类似这样的细节问题还很多，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但医保支付辅助生殖技术确实是个好的趋势，反映了我们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对人口数量的重视。
另外还有一点，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医生就可以在病历上诊断这个疾病了。目前医院统计的不孕发生率往往不准确，因为一旦诊断不孕症，患者诊疗费用是不能报销的。比如患者如果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不孕，只能用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诊断才能享受医保，但它也是不孕症的一种，患者其实是因不孕不育就诊的，所以目前不孕症的统计数据有一定偏差。
澎湃科技：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
黄荷凤：女性不孕，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没有注意生育力的保护。适龄生育的概念、青少年性教育、避孕、人工流产等健康知识的科普工作还很不够。我国是人工流产大国，2014年人工流产量达940多万，相当于2022年一年出生的人口。而人工流产可能导致输卵管堵塞、宫腔粘连、子宫穿孔等近远期并发症，而输卵管堵塞导致的不孕是不孕症最常见的原因。除了人工流产，性病感染也是输卵管堵塞的第二大原因，同样需要加强科普工作，提高群众的健康素养。
预防重于治疗，我们要把不孕症防治的工作做在前端，而不是后端。现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行业内过度提倡生育力保存，把卵子精子冷冻起来；但是对于生育力保护，我们说的做的都还很不够：比如对于人工流产的女性，研究如何保护她的生育力、减少对子宫内膜的损伤、预防输卵管炎症、做好后续避孕指导等。
社会和家庭大环境的支持也很重要。孕期心理状态往往不稳定，有的女士怀孕后，和丈夫吵了一架，就去流产了，第二天和好又懊悔了。有时候，医生和患者沟通细致一些，就可以减少流产的意愿，尤其是大孕周的孕妇。我提倡对未出生的生命和年轻人生育力的保护，这不仅仅是医院的事情，而是政府、学校、家庭、医院可以共同努力做好的事情。
对男性生育力的保护也非常重要。几十年来，男性精子质量逐年下降，可能和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需要重视。儿童期的病毒感染比如腮腺炎会导致无精症，如果幼儿园里有孩子感染，就应该加强防控，也需要让老师和家长知道这些医学知识，尽早给予干预。
澎湃科技：辅助生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还有哪些进步空间？
黄荷凤：辅助生殖技术应该越来越向自然妊娠靠近，尽可能地接近生命的自然状态，而不是偏离生理。比如促排卵用药尽可能温和，缩短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培养液进一步模拟体液环境。助孕方法挑选合适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试管婴儿，有些夫妇通过性生活指导就怀孕了，有的因为过于紧张需要心理疏导，不要以为治疗不孕症就是试管婴儿。
澎湃科技：你怎么看辅助生殖技术滥用的现象？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规范？
黄荷凤：我个人认为，涉及出生人口健康的事情还是应该公立医院为主导，辅以社会优秀医疗资源。国家规定，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在三甲医院开展，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医疗技术、科研能力和遗传资源和医疗安全方面更有保障。
我国已经在辅助生殖技术开展的初期就进行了行业规范化工作，第一版和改版后的“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的临床诊疗指南和技术规范”，核心内容包括开展辅助生殖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多少人口的地方应该建一个辅助生殖中心，需要配备多少人员、人员的资质，技术的适应证、禁忌证、伦理规范等。我们国家目前规定的是，禁止做胚胎基因编辑、线粒体置换，单身女性没有医学指征不能冻卵。
所谓“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是指卵子中的线粒体有致病基因，线粒体存在于卵子的胞浆里，因此把胞核取出来放进其他妇女提供的正常的卵子中，这个胚胎就包含了三个人的基因，我们叫作“三亲婴儿”，在中国目前是不允许的。在部分国家比如英国允许这样的技术开展，但这样的宝宝目前还很少；在美国也不允许第四代试管婴儿。
之前媒体曾广泛报道贺建奎进行基因编辑的婴儿，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等技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编辑后的孩子可能会出现人类原来没有的遗传基因，相当于把人类基因池污染了。就算孩子现在出生外观正常，我们也不能确定有没有健康问题。贺建奎的这几个孩子未来生育也是个问题。
澎湃科技：高龄妇女辅助生殖的现状如何？
黄荷凤：高龄女性卵子质量和数量断崖式下降，助孕成功率显著降低。45岁以上妇女使用自己的卵子做试管婴儿，成功率大概只有1%。按照每次的费用3-5万计算，如果医保支付试管婴儿次数不限的话，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和医保资金。如果想使用年轻女性的供卵，目前多见于一些特殊案例，比如烈士家庭，妻子或者妈妈已经绝经的情况。取卵对女性有一定的伤害性，我国禁止商业化买卖卵子，只允许试管婴儿的夫妇愿意捐献，比较困难。
澎湃科技：最近报道，哈佛研究团队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全人源卵巢类器官。你怎么看卵巢类器官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黄荷凤：类器官作为科研工具很有意义，但要应用到不孕不育的治疗上还为之尚早。很多人会想，未来会不会人们都靠体外器官来生孩子？我觉得比起类器官，人造子宫会更简单更早诞生。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以后性别、肉体是不是都不再重要，用机器人就可以替代？但是如果人类发展成这样的意义何在？使用体外器官，我们应该针对的还是疾病治疗，比如开发治疗卵巢癌的新疗法，而不是面向健康人群的生育需求。自然是需要敬畏的，你想歪着征服大自然，大自然一定会惩罚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