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懂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高育良熟读《万历十五年》，仍然做不好汉东的官。
这一点，侯亮平远远不如赵东来。赵东来为了了解祁同伟，翻来覆去地研究《天局》，了解“棋痴”舍身为子，跪死棋盘而锁定胜局的来龙去脉，走近了祁同伟欲“胜天半子”的内心世界。
我书柜里的《万历十五年》，也已经躺了好久，情节都忘的差不多了。
以我粗浅的眼光看，黄仁宇先生是用刀子将历史这块豆腐切出了一个面，这个面就是万历十五年，通过分析万历十五年这个面，了解大明朝那整块豆腐，乃至通过解剖大明朝这块豆腐，为各位看官呈现一种独特的历史解构方法。
而高育良承前启后，既有深度，又有高度，无疑是所有人物中，最好的一个豆腐切面。
吴老师说过，高育良即将退休了。按照这个话推算，老高的年龄，大约六十岁上下，出生于建国初期，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参与了汉东的改革开放，是整个汉东现代历史的亲历者。
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会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打上深刻的烙印。
那一代人，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论斗争经验，三个侯亮平都未必是老高的对手，老高真正的对手，是躲在背后的，那几个和他一样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
改革开放初期，汉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也号称要两手抓，号称要反腐，但在赵立春当政时期，精神文明和反腐也只能是号称，繁荣的汉东经济，让汉东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也给汉东的腐败分子提供了温床。
那时候，汉东的贪墨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像易学习那样清廉如水，或像李达康那样洁身自好的官员，反而是凤毛麟角。许多官员一方面是发展经济的行家，一方面又是贪墨腐化的里手。
"带血的GDP"这个词，完美地总结了过去三十年汉东的发展状况，一方面汉东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汉东的问题也触目惊心。
即使在那个时候，高育良也曾经是洁身自好的，但赵瑞龙等人的糖衣炮弹，金钱美女，令人防不胜防。连老高这样严格自律的人都被拉下水，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汉东，做官不腐化有多难。扪心自问，将你我放在高育良那个位置上，能够经受得住金钱美女套路的考验吗？
赵家班的很多骨干，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无论是汉大帮，还是秘书帮，都不能免俗。
完全没有一点污点的官员，遍观当时的整个汉东，大约只有易学习和陈岩石两个。我们大可以赞扬陈岩石易学习意志坚定，用他们的坚定来批评其他人的不坚定，但其实这种批评毫无意义，为什么赵立春当政时期，汉东大部分官员都不坚定，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
在高育良经常念叨的那些高大上的词语中，“底线”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最多。
什么是底线呢？除了字眼上那种刻板解释，其实在现实中，是会变的。比如在抗日战争年代，不投降就是每一个汉东官员人的底线；在运动中，跟党走听党话就是官员的底线；而到了赵立春当政的汉东改革开放时期，官员的底线就是不要让地方的GDP静止乃至退步。
只要能发展GDP，贪点占点都可以容忍，不要太出格就行------这不仅是赵立春的宗旨，也是李达康的宗旨，高育良的宗旨。
贪占也是人之本性，一有土壤就要发芽。而和大部分官员无休止的贪和占相比，高育良只在高小凤一件事情上伸了不该伸的手，在其他地方都继续洁身自好，某种程度上，当然也还算是守住了底线，保持了相对的清廉。
高育良有一点和李达康是一样的，都想掌更大的权，爬上更高的位置，为了那个目的，绝不能乱来。换句话说，他们不贪钱，贪的是权，而贪权这种事情，既不论心也不论迹，既不犯法也不犯纪。
但赵立春一走，沙瑞金一来，新的时代来了，底线的标准提高了，相对的清廉没有了，沙瑞金要求每一个汉东官员都保持绝对的清廉，于是很多汉东不收手的官员落马就很正常了，连李达康这样著名的清官都得忍痛切割，遑论高育良？
高育良一定受过“人定胜天”的教育，但后来读了《万历十五年》，并奉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为圭臬，就知道大部分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粒恒河沙，想胜天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们身居高位，比我们有名气有影响，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历史局限性。虽然他们心比天高，却还得被大时代裹挟着走，他们为善还是作恶，贪墨还是清廉，经常是受环境影响而变化的。
沙瑞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也曾在邻省做过基层官员，我不相信邻省就没有汉东这些问题，也不相信那里的官员个个都是易学习。
高育良客观上犯了纪犯了法，当然应该接受制裁，但令他犯纪违法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也不能忽略。我相信如果沙瑞金动真格的铁腕反腐能够早来二十年，高育良一定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另一方面，汉东的经济能否取得今天的成绩，又成了未知数。要知道汉东今天的成就，是曾经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
汉东的经济发展和汉东的公平正义，常常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这种矛盾中纠结。
书中的结局，与电视剧完全不同，汉东省的反腐斗争胜利了，GDP却迎来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滑坡，沙瑞金不得不再次将发展经济提上议事日程。大风厂的老问题解决了，又有了新问题，他们在反映问题的路上，遇到了其他厂的工人，那里还有比大风厂更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