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善堂设置的初衷，是提供皇太子、皇子就学场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其功能丰富起来。如皇太子在此与大臣议政，或皇太子继大位之前在此接受讲筵，皇帝还经常在此宴请群臣、宗室或为经筵官践行。现从教育、议政、宴客以及整理和收藏书籍四个方面探讨资善堂的功能。
1.教育，宋真宗以皇子就学场所为资善堂，可见宋真宗设置此堂的初衷就是令皇子在此接受教育，因此教育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功能。资善堂的教育功能还可具体分为就学和讲筵。
皇子在此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学习儒家经典和史书。宋仁宗的早期教育基本在资善堂完成的。天禧五年(1021年)，宋真宗令皇太子读《春秋》。皇帝高兴地说：“赖卿等辅导也。”‘可见，资善堂的教育功能始于宋真宗时期。宋仁宗时，因皇嗣不兴，并未在此进行皇子教育，因而资善堂的教育功能更多的体现在宋仁宗幼年。
资善堂的教育功能在宋英宗时有所削弱，由于特殊的出身，宋英宗及其皇子基本在皇子位或东宫接受教育。到了宋徽宗朝，资善堂教育功能又得以发挥。宋徽宗时期，皇太子赵桓和赵楷、赵枢、赵杞等几位皇子都曾听读于资善堂。随着听读人数的增多，资善堂的教育功能日益凸显，皇子在资善堂听读的礼仪也更加讲究。
皇子首次听读要由太史局选定时间。如政和元年(1111年)太史局选定三月二十七日定王赵桓、嘉王赵楷出就资善堂听读。三月二十八日，宋徽宗下诏令宰臣、执政官到资善堂见定王、嘉王，并令“管千所定仪申尚书省”。"宰执去资善堂时，定王、嘉王于堂外中门外迎揖，升堂就座时，二王向西，宰执向东，宰执离开时二王于资善堂大门内揖送。此外，要有相应数量的管干官侍奉。
如元丰八年(1085年)，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宋神宗下诏“就差逐位内侍四员充管干官”。政和年间，建安郡王赵枢、文安郡王赵杞出就资善堂时，管干官依照定、嘉王之例施行。总体看来，北宋时期资善堂在宋真宗时期和宋徽宗时期发挥的教育功能比较大。
南宋时，宋高宗于行宫门内建造书院，书院建成后，“只以书院便为资善堂”。‘淳祐八年(1248年)正月，嗣荣王赵与芮上奏：“男孟启蒙恩建资善堂，以私家未便，乞宽开讲之期。”宋理宗允许了他的请求。同年三月，嗣荣王赵与芮再次上奏道：“男孟启尚幼，乞就臣家训习。”宋理宗命其暂且在王邸接受教导，但“所有资善堂礼例，并依旧典”。
四月，宋理宗正式下诏令宜州观察使赵孟启于四月十五日到资善堂听读。淳祐九年，此时赵孟启9岁，相比于5岁就开始去资善堂听读的宋仁宗，他年纪并不算小。但开资善堂的时间却一再推迟，即使开了资善堂，也并非像别的皇子那样“出就外傅”，而是在王府接受教育。
这是因为赵孟启即宋度宗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足、后天发育迟缓的人。他刚出生时手脚皆软，“至七岁始能言”。对一个7岁才能说话的弱智儿童来说，9岁就令其像正常皇子那样上学堂的确不现实。鉴于侄子赵孟启的种种特殊情况，宋理宗将资善堂暂时设在嗣荣王府邸。这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资善堂没有固定处所，它的设置根据情况而定。此后，除宋度宗诸子外，南宋历朝皇子基本都曾就读于资善堂。
资善堂还是皇太子或幼帝接受讲筵的场所。如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后就曾在资善堂接受讲筵。因此程颐建议选官僚子弟10岁到12岁之间，“端谨颖悟者”三人，早晚陪在宋哲宗身边一同读书。每人配备宫人、内臣两人，“常情语笑，亦勿禁止”，但言语举止必须庄重大方，每日到资善堂呈交所习功课，由讲读官严加管教。
2.议政，资善堂不仅是履行教育职能的地点，还是进行议政的地点。首先赋予资善堂议政功能的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月宋真宗下诏，除中书、枢密院诸司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常程事务令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以下于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皇太子上表推辞，宋真宗坚持要让太子监国。
起初讨论皇太子总军国事时，丁谓建议只让皇太子处理一般事务，其他事务仍需取旨执行。李迪则道：“太子监国，非古制耶?”‘双方力争不已。实际上皇太子年仅9岁，并没有监国之能力，所谓的监国不过是名义上的罢了。宋真宗感觉身体大大不如前，因此执意要太子在宰执的辅佐之下监国。由于宋真宗病情时好时坏，军国要事都是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以下官员在资善堂商讨。
自天禧四年(1020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宰臣、枢密使府赴资善堂恭候。"同年闰十二月，宋真宗召见辅臣时，一再叮嘱他们要尽心辅佐皇太子，并交给其一封亲笔密信。‘在宋真宗久病未愈之时，能减免的活动都减免了，资善堂单日议事仍与中书、枢密院双日早入一样照旧，可见资善堂议政功能的重要性。
辅臣参决诸司事务于资善堂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天圣六年(1028)，宋仁宗诏审官、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军头司，“各引对公事”，至此“始还有司”。可见，宋仁宗不仅作皇子时曾在资善堂议政，即位以后仍在此议政，从天禧四年(1020)到天圣六年(1028)，这八年中资善堂议政的议政功能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神宗也曾在资善堂议政。熙宁初，王安石初拜参知政事时，吕诲任御史中丞将入对，司马光侍讲迩英阁也将去资善堂，路上司马光问吕诲：“今日言何事?”扶植吕诲举起手道：“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北宋末年，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
金人退兵之后，吕好问建议：“省中非人臣所宜处，盍寓直殿庐。晨出，毋令卫士侠陛。虏所遗袍带，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车驾既未还，所下文书不当称圣旨。”张邦昌听取了他的建议。当吴开、莫俦建议张邦昌在紫宸、垂拱殿接见金使时，吕好问反对道：“二殿乃正衙，其可耶?”吴开则认为“既权宜摄政，权宜御此殿”，并无大碍。
吕好问道：“相公左右皆宫省久吏，骤见御正衙，必愤骇以为即真，变且不测。”张邦昌恍然大悟。靖康二年(1127)四月，张邦昌归政元祐太后，“以太后垂帘，迎大元帅入纂大统”，自己则“易服归太宰班，出次资善堂”。"张邦昌还政元祐太后，暂时在资善堂处理政务以待赵构“入纂大统”，笔者窃以为张邦昌这样的做法是考虑到吕好问的建议。
资善堂并非正殿，又有刘太后、高太后先后在这里垂帘听政，当宋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时，资善堂的议政功能凸显。即便是暂时处理政务，也不能在紫宸、垂拱这种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正殿进行，但普通的堂室又不合时宜，资善堂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南宋时资善堂仍具有议政功能。宋高宗时岳飞入对“得诣资善堂”，见到建国公“英明俊伟”，于是奏请宋高宗“先正国本，以安人心”。至此，议事堂成为皇太子赵惇隔日与宰执大臣讨论军国大事之所。自馆职与监司官以上的除授都由议事堂决定。
宋孝宗禅位于皇太子赵惇后议事堂撤罢。’可见，宋孝宗时，资善堂议政功能部分的被议事堂取代。宋孝宗本打算仿照天禧之故事，令皇太子于资善堂议政，但因周必大提出天禧之例欠妥不可仿照，便另设议事堂来议政。
因而笔者认为议事堂可以看作为分离资善堂议政功能而专门设置的堂室，然而议事堂的设置十分短暂，赵惇即位之后便撤罢。随着议事堂的撤罢，资善堂恢复议政功能。嘉定元年(1028年)四月，宋宁宗诏宰执日赴资善堂会议，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并按天禧故事令宰辅大臣并兼师傅、宾客。"皇太子再度参与资善堂议政。
综上所述，资善堂的议政功能始于宋真宗时期，宋孝宗时曾设置议事堂分割资善堂议政功能，但随着议事堂撤罢，资善堂再度恢复议政功能。一般情况下，资善堂是皇子、皇太子进行从政训练的场所，有时皇帝也会在此议政。
3.宴客，除了教育和议政功能，资善堂还具有宴客功能。皇帝有时会在此宴请群臣、宗室。如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游完元符观后，宴宗室于资善堂。天禧五年(1021)皇太子生辰，宋真宗又在资善堂宴请宫僚辅臣。资善堂不仅是皇帝宴请宗室群臣的地方，辅臣们也会在资善堂聚餐。经筵官常聚餐于资善堂。
有次经筵官聚餐时，苏轼一会儿称河豚美味，一会儿大赞猪肉，范祖禹笑言其发疯，苏轼反开玩笑道：“淳甫诬告猪肉。”讲读官或经筵官在讲完某部史书或著作时，为表嘉奖皇帝会赐宴资善堂。如嘉祐七年(1062年)，因完成了《后汉书》的学习，赐讲读官宴于资善堂。
有时也会在东宫赐宴，如元祐二年(1087)，《论语》的讲读结束，赐辅臣和讲读官宴于东宫。初开讲筵时，也赐宴于资善堂。如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初去迩英阁听读，诏令三省、枢密院侍读，修注官、讲读官宴于资善堂。
经筵官离京就职时，皇帝还会在此设宴为其践行。曾担任过崇政殿说书的贾昌朝为母守丧期满后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临行时宋仁宗下诏令讲读官在资善堂为其践行。无独有偶，翰林侍读学士吕漆知徐州(今江苏徐州)时，宋仁宗也特赐宴于资善堂，并遣人对吕漆说：“此会特为卿设，可尽醉也。”从此“由经筵出者亦如例”。
可见，从宋仁宗开始经筵官离京就职，临行前都要在资善堂与其他讲读官聚餐以示告别。皇宫中堂室众多，为何选在资善堂践行?笔者窃以为宋仁宗在还是皇子时就在此接受教育，监国后又在此议政，因而其对资善堂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他令经筵官于此举行告别宴会是他对经筵官优待的一种表示。
德高老臣告老还乡时，也会在此举行宴会践行。宋神宗时，李柬之自工部尚书拜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临走前，宋神宗特赐践行宴于资善堂，命讲读官王珪、李受、王猎、孙思恭、傅卞、王广渊，以及修起居注大臣滕甫和杨绘为其践行。宴会期间，宋神宗先后六次遣人慰问，并赐予白金龙茶，给予其优厚的俸禄。
并遣人说：“以先帝梓宫在殡，朕不得为诗。”命讲读官都作诗赋，由王珪作序。‘之后不久侍郎李受告老时，也仿照李柬之之例，“召对赐宴”。李柬之和李受当时被称为二李，李柬之是文定公李迪之子，一向“忠谨乐易”，李受“亦谨重长者”。李柬之和李受“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在资善堂践行是“特厚”之礼，不是“常例”。
次宴则指规模较大宴相对小一些，主要包括除元旦、上元、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之外，还处于政治需要而一时制定的天庆、先天、天应、开基等节日举行的宴会。相比于大宴和次宴举行时间的固定性，小宴的举行则相对随意，只是出于皇帝的喜好和需要。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在资善堂举行的宴享一般属于小宴。
在资善堂举行的宴会一般与资善堂本身的功能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在完成某一部书讲读的赐宴，还是经筵官之间的聚餐，或是为经筵官举行的践宴，都与经筵有关。此外，与其他小宴一样，资善堂宴会有一定的随意性，何时何地由谁参加宴会都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愿。
资善堂宴客是资善堂社交功能的体现，而为经筵官或德高老臣举行践宴则又体现其政治安抚功能。而这些功能的体现都基于资善堂相较于一般宫室的特殊性，即皇帝或皇子日常学习或议政之所，正因如此有资格在此聚餐由皇帝亲自践行的人才显得尤为尊贵。
4.整理及收藏书籍，一般具有教育功能的机构都具有整理和收藏书籍的功能，如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以及明代的大本堂。资善堂也是如此，如景祐年间，宋仁宗曾令权司天监杨惟德、翰林天文李自正、何湛等人于资善堂编修《景祐乾象新书》，他们选取历代诸家天文占书以及从春秋至五代以来史书中的相关内容，历时数月撰写而成。
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六日诏令知礼院王子韶在资善堂置局修定《说文》，后又令光禄丞陆佃一同修定，到了元丰五年(1082年)修订完成。宋神宗还曾令人于资善堂取大清楼所藏本校定《吕氏春秋》。《五朝宝训》也曾在资善堂编写。此外，资善堂还收藏图书。如元祐六年(1091年)，吕大防建议将其所写宋仁宗圣学事迹写入迩英阁、延义阁记注。
于是宋哲宗令国史院写两本进入，“别写一本，送资善堂一本”。笔者窃以为资善堂收藏的书籍大体分两种：一是与资善堂本身有关，如前所述，宋仁宗圣学事迹与资善堂本身具有密切关系，因而“别写一本”收藏于资善堂；一是诸如经史之类与皇子学业有关的书籍。
宋代皇宫遍布的藏书处所，极大地方便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需求。同样，资善堂的藏书也是为了方便在此学习或议政的皇帝或皇子。其实，在资善堂整理书籍是资善堂文化功能的体现，因为皇帝或皇子常于此处学习才赋予了它教育功能，从而逐渐引发出文化功能。资善堂还曾是出明经诸科试题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