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首次构筑了完整的海防体系，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的海防聚落，也是我们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明代广东是我们的南大门，海洋局势复杂，成了以8个卫城和29个千户所城为框架的聚落体系。
明朝政权成立之初，东南沿海倭寇出没，朱元璋政敌的残部也遁匿于沿海岛屿，沿海的各路武装力量对刚诞生的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明朝初期，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成体系的、有层次的海防聚落建设，形成了以卫所为主体的聚落体系；作为明初沿海五大防区之一的广东，西接占城、暹罗等外邦，东接闽地，海洋地理格局形势独特。
明代广东海防体系与海防聚落建设
明代广东是我们的南大门，海洋地理环境险要，是海防布局中新的的一环。“广东南境皆濒海，自东而西，历潮、惠、广、肇、高、雷、廉七郡，而抵国外。其东境始于南澳，与闽海接界”。
广东滨海地区分布着一系列贸易口岸，它们形成区域的经济中心，许多港湾成为番舶的贸易场所，广州地区设立有市舶司，是沿海贸易重镇。
另外，粤西沿海地区，尤其是雷廉地区，自汉朝起便是朝廷贡品的南珠产地。它们构成了广东沿海的主要经济格局，也为是海盗和倭寇侵略的重点目标。
海防建设与国外入侵势力息息相关，明以前，我们在历史上未有长时间来自海上敌对势力的滋扰和侵略，也就没有形成针对外来侵略的海防体系。
我们的海防建设可追溯到先秦，但唐以前，海上防务多是针对国内敌对政权或少数民族，鲜有外来入侵。
南宋始，受到海上外国势力的侵犯，这一时期加强了海防的建设和管理，但主要目的仍是防御北方民族的侵犯。
元朝时期，来自国外的倭患日渐严重，海防建设进一步加强，防盗贼和外敌是元朝海防的主要目的；此外，元朝也将军事活动扩张到了海外，两次出兵国外，对占城、爪哇和安南发动了战争。
总体来说，南宋和元朝只是局部加强海防，并未形成对外的防御体系，可以说，明前期是海防的萌芽。
广东是我们南疆及海防前线，广州又作为历史上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广东地区历史上的海洋活动一直频繁，海上防御工作从未停止，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加强，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护卫海上秩序，维护海洋商贸。
真正形成海上防御体系是在明代，“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倭寇祸乱几乎贯穿明朝始末，我们海防建设随之呈现阶段性变化。
明广东毗邻福建，和东南诸国，海洋局势同样严峻，也随之第一次全面构筑了海上防御体系。
随着明朝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和海防形势等不断变化，全国海防体系的建设也随之表现出阶段性特点。
广东作为明初五大海防防区之一，定然不能置身事外，同样受到全国海防局势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宏观上与全国海防发展阶段步调一致，在时间进程、发展强度及体系建设上也有一定区域性。
纵观整个明代广东海防体系的建设，可将其分为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明洪武至宣德年间，形成了军事卫所制度为核心的海防体系，确立了以卫所为框架的聚落。
二是正统至嘉靖中期，广东海防体系处于停滞状态，并逐渐废弛，三是嘉靖末期到万历中期，海防体制进行了变革，最后直到明代末年，整个海防体制走向没落。
明初全国开始形成海防体系，广东稍晚。
洪武年间是海防体系集中建设阶段，以卫城和千户所城为框架的海防聚落也同步完成，奠定了整个海防体系的基础；永乐至宣德年间，海防体系和聚落建设进一步完善。
明初海防兵力的来源方式为“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有籍选”，分别是朱元璋的义军、投降者、他人及户籍垛民。
全国的籍选方式为“民户四丁抽一为军”，广东地区采用更为灵活的“垛集法”，即“凡民户三丁者，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辏为正贴户二户，共垛一兵”。
广东的兵源除了上述方式，疍民也是海防兵力的来源，指挥同知花茂上奏提议，广东地区“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
这种兵源造成卫所军士质量参差不齐，也是明中期军纪涣散的原因之一。
卫所军士分配的另一个特点是南北调换，多地区组合，即主张南方卫所的官兵主要来自北方，北方的卫所从南方选取，且是不同地方的人员，忌同一地扎堆，目的是防止同谋、共策反抗。
当然了，也带来南北文化的交融，形成的卫所聚落便是以军事为纽带的多姓氏聚居形式，这种社会结构形成了特殊的卫所文化，影响聚落空间结构。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格局
海防卫所的空间布局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和军事是首要因素，也融合了经济、自然地理、文化观念等因素。
海防卫所的空间区位特征体现在宏观的总体布局、中观的战略性地位和微观的地理特征三个层面，宏观上的空间布局体现了海防部署思想，是上层决策的反映。
中观选址特征，是明人对沿海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聚落扼控要地，体现防御的战略性意义；微观选址方面，军事功能依然是首要因素，同时风水观念、经济因素和地势地貌等因素也占到较大比重，集中体现在自然地理特征上，同时也决定了聚落的可持续发展。
这三个层级的空间区位特征，分别从不同的空间维度影响聚落的区位选址。
卫所军事体系与府县行政体系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系统，但广东海防卫所在布局上表现出，与府县行政体系所辖范围的对应，且海防卫所中有半数是与滨海府县并置。
海防卫所体系在设置之初很可能是以行政体系的设置方式为参照，即按一个府的滨海区设一个卫的标准来执行，再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这种做法的具体原因有：形式追随功能，卫所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对应，体现了卫所体系设置的本质目的是拱卫内地的府县，这样大体的一一对应联系，更有针对性。
方便管理，虽说卫所是独立于行政之外的地理单元，但在广东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可避免地在行政、经济及军事上有所交叉。
另外，各地方志中对卫所军事体系也都有记载，且是按照卫所所在行政范围来划分记录的。
卫所结构体系与府县体系的类似，也就是说卫所体系的结构组成方式也是比照行政体系。
卫所体系是以卫城为中心所城环列布局，行政体系是以府城为中心，县城环列布局。
明广东海岸线绵长，各部分的海防地理环境和海防局势均不同。
明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根据防守要害，将广东海防聚落体系在大势上分为东中西三路，以便于分区防守，又相互协作，提高广东沿海防御的整体性，对此较早有记载的是《广东通志初稿》。
到了明中期，随着水寨兵船巡洋会哨成为定制，三路格局也延伸到水寨巡洋的分区，其内涵发生了变化。
广东海防卫所聚落总体空间布局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沿海岸呈线性，是与军事作用
相关的防守于海洋的功能定位和地方海防部署策略决定的，然后是具体而微的地理因素的影响。
海防卫所空间布局必然有一个合理的距离范围，既使各卫所具有一定防守区域，又可保障形成一道严密的沿海防线。
洪武十七年，汤和奉旨巡海以确定海防方针，方鸣谦与其同行并提出这样的策略“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
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置期间，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则可制矣”，明确提出海防聚落布置的方式是有意图、有规划的，按一定的空间距离设置。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军事空间特征
海防卫所聚落的防御能力，联系着在抗倭战斗中的胜负，已上升到了地方领土主权的层面。城防工程是聚落防御能力的核心体现，也是最后一层屏障。
明太祖特别重视城池的城防工程，主张“高筑墙”理论，“高城深池，所以固吾圉也”。
因而明代城池的城防工程体系完整，防御能力强，除了城垣本身，还包括城墙的附属元素，如城门、瓮城、敌台、马道等，及城墙上的附属建筑和城墙外环绕的城濠。
明代城池形成了“城垣+城垣附属元素+附属建筑+城濠”的城防工程体系。
城垣除城墙主体外，还包括城门、瓮城、雉堞、马道、敌台等附属要素。
明代城墙的空间特点主要体现在甃以砖石、高墙厚城这两个方面。
海防卫所坛壝体系由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和先农坛构成，根据坛的属性分布在城外不同的方位，扩大了城的空间领域。
它们的形态规制最为明确，明代的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和厉坛的平面形制类似，在广东海防卫所的坛壝体系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也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
卫城的坛壝规模普遍比所城大，与规制中“相同”的规定有所出入，是一种地方做法的体现。
结尾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我们首次构建完整海防体系的主体，也是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建城运动的产物，具有军事防御和城池属性两个显著特征。
目前的相关研究，内容上聚焦在海防工程体系的梳理或个案研究，研究区域集中在浙江、山东地，关于聚落具体的空间形制及广东区域海防聚落的研究还是一个缺失。
海防聚落历经六百年的发展，日至今日，已演变为普通府县或村镇，相关历史建筑大都已极度衰败，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亟待开展。
立足于明时期的海防聚落主体——卫城和千户所城，通过查阅古文献和实地考察，试图揭示它们外在和内在的空间特征，给相关聚落的保护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续的研究做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