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有机会穿越，会选择回到哪个朝代？秦汉强盛，唐宋繁荣，明清多元，五千年历史长河，每段涡流都各有波澜。
而众多名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宋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余秋雨也曾表示“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宋朝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令众多学者神魂颠倒？
宋之一朝虽弱于武力，但科技文化的发展却达到了新的高度，经济发展也到达了巅峰，江南丝织业发达、长途贩运活跃，商业大都市崛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有新的拓展，称其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也不为过，宋人柳永的诗句“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
鳌山耸、喧天潇鼓”生动地描述了北宋都城汴京元宵节时的繁华盛景，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都城生活细节有更为直观的展示。
但盛世之下仍有阴影，也是在同一时期，农业上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形式也仍然存在，这样巨大的差异为何存在于宋代？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哪些？本文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何为“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又称“刀耕火耨”、“火耨刀耕”，是人类历史上很早出现的一种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2009年吕厚远对河北磁山遗址、2012年杨晓燕等人河北徐水县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杨林遗址出土器物的测定，基本确定刀耕火种农业的确立要早于距今11000年，约为原始时期的新石器时代。
就其具体操作方式而言，即用刀或斧等工具等砍伐森林，经过晒干、焚烧后，空出来的地面用以播种农作物。经过这一系列操作，土质变得疏松适宜种植，焚烧之后的草木灰成为天然的肥料，这一方式简单粗暴，越过了农业必须的灌溉、除草、施肥等环节，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较为优渥的条件。
但随着耕种，地力下降，就会被重新抛荒，新的森林成为另外的目标。原始先祖可能偶然地发现了这一规律，在人少地多的新石器时期不失为简单有效地技术进步，从而推进了人类农业发展的进程。
可见的史籍记载虽有限，但仍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周代有专门管理焚烧林木的官员，《周礼·秋官》有：“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则春秋变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掌凡杀草之政令”，“柞氏、薙氏都是负责指导人们在适当的时节焚烧相应树木的官员，从侧面反映出刀耕火种在当时的普遍应用以及国家的重视程度。
《国语·鲁语上》记载“烈山氏”及其子“柱”，作农官，“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烈山”，应理解为放火烧荒，“柱”，应理解为火耕后用尖头木棒——“耒”挖穴点种，是先秦时期有关“刀耕火种”的确切记载。《管子·揆度篇》也记载了黄帝时期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获得土地的经过:“黄帝之王……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
宋代以前，刀耕火种又常称为“畬”，较早的记载有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牂柯郡，……俗号鬼巫，多禁忌。畬山为田，无蚕桑。”其它则多见于唐代的诗歌，如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有云“田仰畬刀少用牛”，又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云“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
还有刘禹锡《咏三峡竹枝词》曰：“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温庭筠《烧歌》曰：“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自言楚越俗，烧畬为旱田。”刀耕火种的应用从这些零星记载中可见一斑。
纵观中国农业的历史，到两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丘陵旱地刀耕火种，平原稻作农业的方式，并且一直有所延续，近代乃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云贵、广西和海南岛的部分少数民族仍依赖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的农业模式。
刀耕火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的地域和条件下极具合理性，为置身于广阔山野的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但到了宋代，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地矛盾加剧、新的高产品种出现、农业技术水平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轮歇丢荒为特点的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生产方式被江南地区抛弃，而仅在江南部分山区和大部分西部地区留存下来。
宋代许观在其所撰《东斋记事》一书中有言：“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播种时，则先伐其林，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播种于其间。如此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言刀耕火种也”，记载了湖南界内山地刀耕火种的情形。
诗人赵蕃也在其作品《有怀江南作田家忙》中提到：“五溪之俗殊江南，刀耕火种不知蚕。劝农未有陶苏句，俗陋不改奚多谈。”五溪指的是现今的湖南怀化，该地位于湖南省西部偏南，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境内重峦叠嶂，地形复杂，是自西南向北倾斜的狭长地带，宋代时仍然延续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不与发展先进的江南地区相同。
赵蕃在诗中称此为陋俗，斥责当地不知更改，书生轻议农事，却不知正是这种原始粗陋的方式适应了西部山区环境的特点，效率虽然低下，但仍然是当地百姓艰难求生的手段，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方法。
综上，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虽然因对土地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效率低下等劣势，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被平原地区抛弃，但又是山地人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甚至这一古老原始的农作方式至今也仍然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山区存在和延续，我们一旦用更加具体切实的目光来看待这一现象，那么宋代刀耕火种与汴京盛景同时存在也不足为奇。
自然人文的双重结果：浅谈宋代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技术是宋代西部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而综合来看，西部的发展情况与江南经济中心有较大差距，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及，宋史学家漆侠先生曾就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做出评价：“以淮水为界，北不如南，西不如东；以陕州为中心线的一条南北线，西不如东”，而这也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一个结果。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
首先，自然地理条件的劣势难以克服。我们老话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期，受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的反映。
与水汽充沛、草木肥美的江南水乡相比，西部地区的崎峻山路、严寒气候不适宜大多数农作物的生长。以宋代巴渝地区为例，在当时隶属夔州路的东部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大量存在。
南宋范成大曾记述包括恭（渝）州、南平军、涪州在内的夔州路刀耕火种的情况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可孰……”。
这段文字记载了将生地变熟地的过程，天旱无雨时，极易颗粒无收，收成好时也不过是种子的数倍而已。从侧面反映出气候的恶劣。“峡路在巉岩险峻之中，其俗刀耕火种，惟涪（州）、梁（山）、重庆郡稍有稻田”之记载更直观地展现出地形的短板，缺少适宜的气候、地形条件，西部农业当然难以发展，勿论其他。
其次，西部地区靠近边界，受到周边民族国家的侵扰，难以稳定发展。两宋是多民族发展融合的特殊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辽、金、西夏、吐蕃等周边国家逐渐壮大，并且与宋朝边界地区摩擦不断，宋代面临的来自西边国家的侵扰主要有西夏、吐蕃等，宋人秦观云：“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于西边者……北边岁赂七十余万，而兵寝士休，累世无犬吠之警……而羌虏数人，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甲胄而卧。”西部边界战和无常，其不安定至于此。
以宋夏关系为例，两宋西部边界线广阔，自982年李继迁叛宋，双方陷入长期战争对峙状态，1038年元昊称帝后，西夏更是成为北宋西北边疆最大的威胁，直到1044年宋夏达成“庆历和议”，才进入了较为持久的和平时期。长期的战争动荡使得西部地区缺少稳定发展的条件，也难以有经济的积累。
最后，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先进的农业技术、观念难以传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长江流域，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宋在临安建都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这并未对西部地区产生太大的影响。
路途遥远、交通闭塞是一个原因，而边地历来被看做荒蛮、闭塞之地，并不被统治者所重视是另一个原因，因而宋朝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需求也往往被忽略，造成该地区的持续落后。
一以言之，天然的劣势地理环境、不稳定的边界环境和后天不被统治者重视是宋代西部落后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何红中，卢勇，沈志忠，王思明：历史视角下刀耕火种农作技术与遗产评价及保护，《中国农史》，2015年第5期，第123-130页。
2、胡道修：从巴渝地区唐宋经济的发展考察南宋晚期抗击元蒙的经济基础，钓鱼城博物馆筹备处编《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