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明朝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发生过太多奇葩的事件，既有可笑的，也有可憎的。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大礼议之争”，这是明朝众多奇葩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所谓“大礼议之争”，其实是爆发于明嘉靖时期的一次事件。表面上，这只是关于朱厚熜父母的名分之争，实际上，这却是一场事关皇权的权力博弈。
1521年春，浑浑噩噩的明武宗朱厚照过世了，这位霍霍了一辈子的朱皇帝，死前竟然没有一个皇子。为了延续朱氏的江山，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经过数次商议，终于选定由明武宗的叔叔朱祐杬之子朱厚熜为新帝。
继任之君确定后，杨廷和以明武宗遗诏的形式公布了这项人事任命:
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当时，朱厚熜在父亲朱祐杬过世后，刚刚继承了兴献王的爵位，准备本本分分、平平安安地待在湖北做一个富贵王爷。可是，突然一声炸雷惊现一道圣旨，自己竟然要即位九五之尊了。
十四岁的小朱同学非常激动，赶紧打包行囊出发，目标直指北京城。经过一个多月的车马劳顿，朱厚熜一行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北京城，来到了紫禁城。
不过，初来乍到的小皇帝朱厚熜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很快就遭到了首辅大臣杨廷和的强力挑战。由于自己并非正统继位，而是以“小宗继大宗”的方式取得皇位，自然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首要问题，就是面临该管谁叫爹！
幸亏，这种事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历史上没有子嗣的皇帝也出现过。比如，汉哀帝刘欣就是以侄子的身份继承了汉成帝的皇位，他登基后将伯父汉成帝刘骜和生父定陶恭王刘康两人都追尊为父。
如果依照此例，嘉靖帝也可以把伯父明孝宗和生父兴献王都尊为皇帝。不过，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却坚决反对，非逼着嘉靖皇帝过继给明孝宗一脉，抛弃原来的兴献王一脉。
说白了，朝臣们都希望朱厚熜管自己的伯父明孝宗为父亲，管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叔叔。
在龙椅上，朱厚熜的屁股还没坐热呢，朝臣们就开始出招了。礼部尚书毛澄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下，率先上疏要求嘉靖帝过继给明孝宗为子。据《明史》记载:
陛下入承大统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
看完他的奏折，朱厚熜当时就懵圈了，啥意思？难道以后自己的父亲就变成叔叔了？不过，小朱皇帝虽然很生气，但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因此既没有驳回，也没有批准，只是将这封奏折搁置了。
很快，嘉靖帝开始行动，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向毛澄以及他背后的靠山杨廷和抛出了橄榄枝。不过，他显然低估了这帮老头子们的骨气，对嘉靖帝的示好竟然视若无睹。
尤其是首辅杨廷和，简直到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地步。历经了宪宗、孝宗和武宗三朝，他的能力和威望都无人能敌，也无人敢敌。在朱厚照过世后，他一人总揽朝政长达三十七天，期间俨然就是“代行君权”。
等到朱厚熜这个毛头小子抵达京城后，杨廷和虽然表面恭敬，但内心却丝毫不怵这位小皇帝。而且，他还得到了张太后的支持，自然是心中有底。
在这种背景下，“大礼议之争”陷入了僵持局面。一方面，礼部要求新皇帝尊孝宗为皇考，被“留中”；一方面，新皇帝要求追封兴献王为帝，被“封驳”。
几个月后，大礼议之争终于出现了一些转机，原因竟然是一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五荀进士”张璁。因为出道太晚，张璁如果正常排队熬资历，到死也进不了内阁。因此，他决心乘机插队，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据《明史》记载，张璁第一次提出了“继统不继嗣”的主张。
张璁认为，嘉靖不是以明孝宗侄子或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而是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来承继皇位。根据《皇明祖训》规定，皇位继承优先使用“父死子承”，但“兄终弟及”也是应该被承认的。
处于困境中的嘉靖帝，终于看到朝臣中间出现了分裂迹象，显得非常高兴。于是，他亲自召见张璁并对他委以重任，当面鼓励他要坚持己见，要继续与以杨廷和为首的“黑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不过，区区张璁显然无法撼动杨廷和的地位，他被内阁找茬发配到了南京任职。恰巧此时，嘉靖的生母蒋氏从湖北千里迢迢来京探亲，竟然听说“儿子”如今变成了“侄子”，而自己也从“母亲”变成了“婶婶”。
“蒋婶子”当时就奔溃了，掉头就要回湖北老家，而且还要带着朱厚熜一起回家，扬言“皇帝不当了”。这下张太后慌了，毕竟大明帝国的皇帝不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吧，于是开始向杨廷和施压。
无奈之下，首辅杨廷和只得做出妥协，同意嘉靖皇帝尊自己生父朱祐杬为“兴献帝”。不过，这只是“大礼仪之争”的上半场而已，真正的高潮还远未到来。
到了嘉靖三年的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联同被发配到那边任职的张璁再次上疏，开启了“大礼仪之争”的下半场。据《明史》记载，桂萼、张璁在奏折中提到:
今陛下奉祖训入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也，则陛下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也明甚。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又何疑？
杨廷和对此心知肚明，二话没说，直接安排言官们开始弹劾，说桂萼和张璁二人图谋不轨。要是在即位之初，嘉靖帝一定会“舍车保帅”，但此刻他已经翅膀硬了，索性发出了大招，下旨恩准杨廷和“归乡养老”。
杨廷和被罢免后，内阁首辅由梁储来接任。不过，他的能力和魄力都明显不及前者，对于“大礼议之争”完全不知所措。因此，缺乏领导核心的文官集团很快落于下风，嘉靖甚至要将生父和生母的牌位都移入太庙供奉。
这下，群臣再一次被激怒了，一些大臣甚至推出了古法“伏阕”。每天，六部九卿的官员都有上百人跪在左顺门外，连哭带喊声势浩大，逼迫嘉靖帝收回旨意。
忍无可忍下，嘉靖帝下令锦衣卫对其中的八名带头者施以廷杖，希望能够吓退这些文臣。不过，此举使得局势更加恶化了，使得明朝文官的气节彻底激发了，大家纷纷耿着脖子排队挨打。
骑虎难下的嘉靖帝，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来，扩大了廷杖的规模，当场就打死了十七人，重伤了四十余人，史称“左顺门事件”。此后，守礼派们被悉数瓦解，嘉靖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皇权，取得了“大礼仪之争”的惨胜。
这场“大礼议之争”，既不关国家的存亡，又不关百姓的福祉。但是，它却是明史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次重大事件。或许，这场争斗捍卫了儒家的正统礼制，但它的意义并不大，甚至是微乎其微的。
说到底，无论是嘉靖皇帝，还是这些士大夫们，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不图实务地咬文嚼字和盲目内耗。张廷玉在修撰《明史》时，曾经提出了“明实亡于万历”的观点，但笔者个人窃以为，从“大礼议之争”开始，明朝就已经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