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大一统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但有唐一代也曾发生过统一战争、边境战争、削藩战争和农民起义。僧侣作为唐代社会的一员，不可避免的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战争中，与战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僧侣作为出世之人，本应与战争绝缘，然事实并非如此。唐代僧侣何以参与战争？换言之，僧侣参与战争的原因有哪些？这个问题饶有趣味，值得我们探讨。
―、国家政策因素
唐代僧侣参战最直接的原因是佛教影响力的扩大，而其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社会上层对于佛教的利用和支持。安史之乱之前唐朝佛教政策的特点是＂权宜的护持外加越来越严峻的约束＂，唐前期帝王对于佛教信徒多采取安抚的政策，对于高僧也是礼遇有加。
太原起义兵时，僧人景辉曾预言高祖将夺得皇位，因此高祖为其造胜业寺。太宗局宗之于玄吳、武则天之于法藏、玄宗么于不空，关系都甚为亲密。当然这种礼遇只是出于对佛教的安抚和利用，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并未体现出对佛教的依赖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动荡，国力衰退，导致整个社会在肃宗朝时掀起了一股宗教狂热。肃代时期密宗盛行，德宗、宪宗、懿宗数迎法门寺佛骨。不但帝王奉佛，士大夫甚至宦官都对佛法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更加推动了佛教在社会上层的流行。
当战争发生时，利用佛教来提高取胜的可能性，也就成为了统治者的选择之一。而一些佛教高僧出于弘扬佛法的，宣扬佛教护法思想，利用自身术数或者影响力，发挥佛法＂度灾御难＂的功能，参与到战争中，辅助巧主护持国土。不空诵《仁王经》退敌救巧凉府＂神会度僧筹＂香水钱＂以充军资皆属此类。
另一方面，除帝王外，作为战争主体之一的藩镇节度使中，也不乏好佛者。史籍中关于藩镇节度使舍宅为巧、刻经檀施的记载比比皆是。而幽州历代节度使多次参与房山石经的刊刻，也反映出佛教在幽州地区的盛行。
藩镇节度使青睐佛教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做功德以求福报之外，佛教还是沟通军队上下层关系，调节中央与藩镇关系的纽带。藩镇节度使通过助修塔寺表达对皇帝的忠心，而中央也会赏赐佛教信物来拉巧藩镇，或以佛教事务来检验藩镇的忠诚度。
史思明在安史之乱前就曾为玄宗建塔祈福，以表忠也。元和年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绍助修开业寺，为宪宗所拒，反映出宪宗对藩镇的强硬态度。代宗大历元载敕置金阁寺，＂宣十节度助缘＂，朝廷在处理与藩镇的关系时，有时会介入宗教因素，但其＂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现实的政治利益＂。
此时安史之乱初平，藩镇割据较之前更加严重，代宗宣十节度助修金阁寺，不仅是为了筹措资金，更多的是通过助修加强与藩镇的联系，并试探其对于中央的态度。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藩镇节度使对于佛教的推崇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虽然就当时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实力对比来看，河北诸镇不可能未受到武宗灭佛的波及，但事实上，与其他区域相比，受到的影响是极小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内战争多为削藩战争，既然藩镇节度使崇佛者甚多，佛教介入战争也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唐朝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多有信佛者，其中吐蕃和南诏是唐朝中后期边境战争的主要对手，在与这些国家的战争中，僧侣一方面成为争夺據掠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利用其便利的身份深入敌境，传递信息，从而参与到战争中。
总之，从战争主体来看，无论是中央帝王，地方藩镇还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佛教都已深入到政权高层，一旦战争爆发，参与到战争中就成了必然。
二、战争的特殊性
战争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最暴力的解决方式，战争一旦兴起，其暴力性与消耗性会使得整个社会状况随之改变，佛教徒亦不能相安无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残酷性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一旦爆发就意味着暴力和死亡。李世民与薛仁果浅水原大战＂僵尸蔽莽，委甲成山，拥秦咨而不流＂，安史之乱中，香积寺之战，唐军＂斩首六万级，填沟墅死者甚众＂。
战争的残酷使得参与者有极大的恐惧和压迫心理，而佛教因果业报、超度亡灵的思想和作用也为当时人所熟知。因此他们把佛法当作祈福与忏悔的良药，在战时斋僧念佛以祈祷平安，在战后设斋立寺以超度亡灵。越王李贞起兵反武则天时，就曾使道土僧侣诵经以求成事。
而太宗在继位之后，下诏在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战场建立寺院，以超度亡灵，忏悔战争罪责。战争的另一特点是消耗性，战事一起，对于参战双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而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当为兵源供给。
在兵源紧缺时，征僧入伍也就成为了不得己的选择，这在唐代之前已有先例。高祖李渊在隋代佛教盛行，大量人口为逃避赋役和战乱出家为僧，隐入寺院。这与乱世之中紧缺的兵源形成了强烈的矛盾。而当时僧侣为在乱世之中求得生存，多有习武之风，其中不乏体格强健者，正好成为征兵的不错人选。
但送与释教慈悲，反对暴力的教义是明显冲突的。对于并无虔诚事佛之必的高祖来说，僧侣的特殊身份并非他考虑的主要因素，他看中的更多的是僧侣的强健体魄可以成为良好的军事力量，因此征僧侣为府兵。这次征僧入伍在战争中发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经过此事，高祖认识到了僧侣参战的作用。
三、僧侣个人素质
僧侣除了久闻佛法，心怀慈悲，能够为人诵经祈福外，还有一些素质是战争需要的。第一，唐代僧侣的文化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土兵。唐代国家政策三教并行，儒释道三教辩论是常有之事，高僧不仅精通佛法，还旁学儒道，博闻强识。像禅宗六祖慧能这种目不识下的高僧还是少数，因此为人所化笑。
高僧之外，普通僧侣念经诵佛，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唐中后期一度要求试经度僧，可见僧侣文化水平并不低。而与之相比，军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唐代武举侧重于对武艺的考核，对于谋略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军官尚且如此，更遣论普通士兵。
对于战乱时的军官来说，僧侣比较容易接触到，且比一般土兵文化水平更高，因而僧侣更容易影响到战争决策。第二，除文化水平略高外，唐代僧侣还具有一些包括武艺、医术、以及机械制作等特殊技能，而送些技能正好是处于战争中的军队所必要的。
李唐王朝本身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高祖、太宗都是马上得天下，唐代尚武风气盛行。而隋末社会动荡，寺院僧侣不得不武装起来守护佛寺，因此唐代寺院也存在着尚武之风，僧侣之中不乏武艺高强者。在这种环境下，唐代僧人精通武艺者也不在少数。
另外，僧人中存在着通晓医术的僧医。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多结合天文和医学，佛道皆是如此。早期来华的高僧大多精通医术，僧医在行医过程中通常医咒兼用，但病情治愈的情况也不计其数。僧医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间求医困难的状况，也为中国的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僧医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于病人一视同仁，且无昂贵的出诊费和医药费，对于官方医疗机构顾及不到的平民百姓来说，僧医依然是很好的选择。军队出征，伤亡人数巨大，唐代虽有专业的军医机构来照顾病患，但难免应接不暇。
唐令规定＂诸镇戍、防人以上有疾患者，尽量遣医师救疗。若医师不足，军人百姓内有解医术者，随便遣疗。＂可见当时军队医者的来源包括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作为民间通晓医术的僧医自然在应召之列。僧侣来自民间，受出身影响，自然会传承一些民间技艺。而其在传教过程中，又往往夹杂着咒术、医术甚至术数。
虽然是对当时僧徒伪滥现象进行的批判，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僧侣技艺之多，以及在民间的活跃性。战争双方不仅需要人力，有些技术也是必须的，特别是攻防工具的制作。在战场需要时，身怀绝技的僧侣就会被卷入战争。
第三，僧侣中潜藏有政治野也家，为拥有俗世荣华，利用佛教号召力，或首发或策划夺权斗争，从而参与到战争之中。唐代狂会佛教盛行，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信佛者甚众，巧号召力可想而知。
第四，这种对于宗教的狂热，一旦遇到社会矛盾比较激烈时，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很容易发生民变。而寺院森严的射织制度以及人口密集的特点，对于发动军事行动是非常有利的。
结语
僧人参与战争的原因比较复杂，个体僧人介入战争的原因更是难以穷极。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唐代僧人和军人之间身份转化的界限似乎不是很明显。为逃避惩罚和兵役，有些军人会转而事佛为僧，而僧侣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军人，甚至存在由僧入军之后再重新为僧的情况。
和平时期，国家对僧侣人数尚不能完全控制，滥度颇多。战事一起，政府僧籍管理松懈，僧人的流动性也开始增强。僧人与军人之间的身份转化并不奇怪，只是这种转化又成为了僧侣参与战争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