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不仅仅在文化上奉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华夏本位主义新规，更是在政制上取法唐宋，奉天法古，力图恢复周制这一几千年来儒家的理想政治制度，从而重构起一个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洪武式地方权力结构。
在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权逐步退居幕后，日益呈现礼仪化的形态，皇权开始受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制约。
不仅要面临文官集团的制约，还要受到宦官集团的制约，同时日益独立的舆论环境也使得皇权面临着儒家道统的驯政，旧有的洪武式皇权开始进入困境之中。
在这一局面下，皇权不得不使用包括暴力钳制、留中怠政等被动的手段去被动地回应来自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制衡。
到了明朝中后期，皇权事实上已经走向衰败与萎靡，为了挽回这一颓势，不论是皇帝本人或者是双轨的中枢机构都开始了一波波的政治变革，企图挽回政治上的主导权，重新恢复起洪武式的地方权力结构，但在严密的制约机制下都一一宣告失败。
变革的失败加速了以皇权和内阁为代表的明朝政府的权威的坍塌，专制主义开始自行解体，政治上自由主义风气走向泛滥和无序化，朝廷内部异化的党争也开始出现，这直接导致了晚明地方管理的荒怠，政治上效率日趋低下。
晚明皇权的衰变也促成了明朝特色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早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发，我们正处于自唐宋变革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的萌芽之中，而明代皇权边界的波动反映了唐宋以来政治制度转型的客观历史需要。
尽管明代以皇权为中心的地方运行体制向近世体制转型的尝试最终因其灭亡而失败，但依然可见我们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的边界及其内涵仍然具有重新审视、探讨并反思的价值。
一、明初皇权政治的建构与权力格局的突破
在历经十余年的元末割据混战之后，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以金陵为都，建立明朝。
而在之前一年的春季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西吴圆北伐军已经开始对统治北我们的元朝进行最后的一击。
在烽烟中建立起的明朝伊始便面临着一个问题：自唐中叶以来时隔六个世纪后汉民族将再一次恢复起禹贡九州的传统我们疆域，那么这个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究竟该选择哪种制度走向，是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制度，还是继承唐、宋，回归传统的华夏本位主义制度。
从整体来看明太祖果断选择了后者，如同北伐军口号一般，明初迅速的走向了理想化的君主独裁模式与高度集权的2023权力建构，摆脱金、元体制，去除部族政治，回归唐宋之法。
这一重构皇权政治的理念贯穿了明洪武年间一切政治机制的建构与调整，此中形成的一切制度与法令，都被明朝历代奉为祖宗制度，成为朱明王朝的祖宗家法。
明初的祖宗制度在精神层面无论其实质还是内涵都绝不是沿袭金、元之制度，而是在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奉天法古思路下取法唐、宋，乃至于恢复西周之理想化的儒家礼法。
正如时人所谓的“我朝六部之设，仿周制六典最为简要有体，然其名尤袭唐宋之旧。”
取法唐宋、奉天法古成为洪武祖制的精神内涵与实质，也是日后明初地方权力格局构建的心理依据，深深地影响到了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
在取法唐宋、奉天法古这一逻辑下重构起的洪武式政制表现在地方权力建构层面上就是一个更加严密的以皇权为中枢，各个机构彼此颉颃，互不相统的权力体系，这个体系大概分为行政、军事、监察三个系统，以上就是皇权，以下总览百官，正如明太祖所谓： “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其余各个部门，就像机器的各个齿轮，互相交错，维持地方的运转。这深深的打上了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烙印，也深远的影响到了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运转。
二、困境：明中后期对皇权的制约情形与皇权的消极应对
当文官集团开始成长起来，而宦官群体也全面地参与到地方政治生活当中来的时候，明朝的政治运行轨道已经偏离了明太祖设计的方案。
在明太祖时代，一切地方大政方针都需要以其名义发布出去，皇权也享有一切处置或任命官僚的权力。
而从成化以来，尽管皇帝依旧是朝廷的坐高象征也是名义上的政务核心，但皇权却渐渐远离政务，逐渐地脱离地方行政的中心。
以往历代不乏皇帝昏庸者或者因暗弱而无权者，然而像明朝中叶以后这样，皇权至高无上却不喜参政者，的确是世所罕见，“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
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活局面，以往我们传统观点一律斥之为明代昏君屡出，也难怪比起清代塑造的各种千古一帝的光辉形象，明帝中除了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弘治、崇祯以外几乎都是昏君庸主。
但是我们又无法解释，何以恰恰是众多昏君庸主的统治下明朝会出现那么繁盛的社会，还会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
我们的疑问就如同赵翼一样，“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三、衰变：中晚明皇权之状态对政局与社会的影响
面对种种制约的历史环境，文官集团的对抗，宦官集团也同样参与，社会舆论的无情钳制，明代的皇权已经衰变了，明代的帝王除了廷杖、留中、怠政，再也没有其他能更好捍卫自己利益的办法，可怕的是这恰恰也是制约机制所能接受容纳的权力。
明的帝王既无祖宗的气魄，兴大狱打击来对抗制约机制，也更无清代帝王那样敢于蔑视社会舆论，最后只能带着自己的愤懑而退进深宫。
皇权开始退出政治的中心，但另一种更为可怕的漩涡却又接踵而至，首先是皇权的衰变之后是中枢双轨体制也坍塌，内阁、司礼监的权威都不复存在，士林阶层，文官集团更加分帮站队，这成了明代中后期官场的主旋律。
此后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深宫中的寡人所能决定的，随着《忧危宏议》事情的爆发，明廷进入国本之争的漩涡之中，而在四年前被罢官归家的顾宪成即开始谋结党社，不久，东林书院成，天下士林精英云集于此。
至此，晚明形成了一个在北京的政治中心，又在江南形成了一个与北京庙堂公然对抗的舆论中心。
撕裂的明廷，注定了暴风雨的即将来临，并且将一直陪伴明王朝走向难以接受。
明代中后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段大变革时代，这其中发生在政治层面的变化就有许多次，可以说一直贯穿到明亡，有学者甚至称之为“变化声中坍塌的帝国”。
可见明代中后期可以说的上我们古代历史上一段频繁的变化时期。
无论是今人提出的“张居正变化”，还是“隆万大变化”，还是“嘉隆万变化”等诸多变化概念中都蕴含着两条主线。
一条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变化，目的是力图恢复祖制，改变皇权在时局中难有作为的现状，这以嘉靖朝和崇祯朝最为典型；另一条变化的主线是以中枢机构为代表，他们一方面是制约机制中制约皇权力量的代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受到更为广大的官僚群体的制约。
因此强化中枢机制，可以在皇权衰败的情况下最好的稳定住政治局面，也不失为一条延续大明王朝寿命的方式，这其中张居正变法最为出名，当然明代中后期变化的先声可能更早，可能要远远早于张居正的时代。
结尾
现在明史学界也逐渐认同我们传统社会在明代发生变迁这个观点，其中在关于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衰变而引起的我们传统政治的衰落时，商传认为只有旧日体制之难以接受，才可能有新生事物出现之可能。
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传统政治在明朝的最后时刻已经走到了革新的前夜，这与历代的难以接受再轮回的意义是不同的。
20世纪初国外“京都文化史学派”引用西方文明要素来研究东亚一我们历史，提出了“唐宋变革”一说。
而唐宋变革以来的成果之一体现在顶层建筑上，就是皇权的日益神圣化与2023集权力度愈发强大，同时发达的都市文化与皇权的世俗化恰恰是唐宋变革以后的一个新的标准，我们开始向近代地方的雏形迈进。
清朝的建立，我们刚刚起步的政治近代化又向旧有局面倒退，乃至有恢复落后的部族政治的趋势，因而我们传统上常说“清承明制”的观点本质上是一个混沌的概念，仍然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厘清与辨析。
尽管如此，从唐、宋到明代皇权制约机制的演进总趋势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明代地方机构向近世体制转型的尝试与最终失败的痕迹。
可见我们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的边界与内涵依然具有重新审视和探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