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统治根基，是广大的“良家子”。良家子，不论男女，成年之后就可以分田。有露田和永业田两种，人死之后，露田收回国家，永业田可以自由继承。法律规定，田产每年都要重新分配一次，但地方官为了省事，基本不会去重新分。随着人口增涨，到武则天时期，全国田亩就分无可分了，而且伴随着大族的土地兼并。新成年的良家子，名义上可以分田，法律上也分到了田，但实际上根本无田可种，只能当奴婢或者佃户。但是，他们的义务却还在，必须缴纳赋税和徭役、兵役。
当时朝廷下令募兵，很多百姓直接切掉一根手指逃避。唐玄宗初年的盛世，是武则天时期，杀了很多大族，部分缓解土地矛盾。但唐玄宗中期，这种土地矛盾再次出现。朝廷无力在关中征税，只能疯狂在河北征税，同时以良家子为基础的军队，无法再招募到优秀兵员，想要继续对外扩张，只能把军政财大权交给节度使。这个时候，就该战略收缩，消减军费开支，大力整顿内政，缓解财政压力。
大唐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武周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导致百姓没有了土地。很多人骂募兵制，也就是节度使制度，其实节度使制度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央的开支，让政府不用往死里剥削百姓，所以募兵制极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矛盾是会积累的。如果没有安禄山和史思明，那么大唐照样会衰弱，而且衰弱的原因不是叛军造反，而是百姓倔了大唐的坟墓。
当时的河北地区，是大唐帝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根据史书上记载，在天宝年间，河北地区的课户人数约占帝国总课户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也意味着河北地区承担着帝国将近三分之一的粮食税收。面对这样的结果，当地的百姓肯定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的负担实在太重，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都被拿去供养别人了；与此同时，当地的官员和军人们肯定也不满，因为明明是自己地盘上的粮食物资，却要拿出一大部分优先供养别人。
河北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官方，然后这些粮食要漕运到洛阳，由洛阳转运关中。河北人一看，粮食全运到洛阳了，自己没剩下多少，这样下去，河北人越来越不爽。加上异族将领或者说节度使与军民同吃同住，赏罚严明。这也是为啥，河硕三镇一隅之地能与唐中央打得有来有回。
节度使得设置以及安禄山叛变，玄宗真的不能背这个锅。唐朝历来都是有用外军，外族的习惯，能采取攻势的时候还好，到玄宗时期基本都外策略已经从攻势到了守势，那时候通讯手段和运输能力，设置节度使是必然的，而喜欢用外族这个导火线也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所以后朝吸取了教训基本是不借外兵，更是极少重用外族将领了。
唐朝的问题跟汉朝一样，都是地方的三级行政制度没有建设好，地方缺了省这一级行政单位。汉朝的州和唐朝的道，都说明已经意识到地方在郡县两级行政单位外还应该有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只是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唐太宗唐玄宗都没能真的把这一级给制度化做好，或许是因为从汉到唐，还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贵族政治，郡县之上不好再建一级行政单位。总之，宋朝开始，真正制度化建立了地方三级行政制度，藩镇这种情况就遏制住了，以后的王朝，除了帝国末年彻底没有控制能力出现藩镇外，地方再也不可能出大幺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