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宋朝文官的日子过得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其中最招人恨的大概就是谏官了，他们基本上是上怼皇帝，中怼同事，下怼自己想怼的，万事皆可怼。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宋朝重文轻武，文官的部门规格升级了，岗位的职责和权力也大了，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受到皇帝重用了，心里又觉得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所以上班也不再畏首畏尾，看不惯的就直接行使谏官的权力了。
宋朝设立谏官机构的时候，已经从唐朝那里继承了成套的规章制度，在设立之初就已经相当完善了。宋朝初年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岗位。
到宋真宗在任期间，又专门设立了谏院，这个时候，实行的还是台谏合一制度，即将御史台和谏院的职权合二为一。
等到宋仁宗的时候，谏院就出来单干了，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也有了自己的人事编制，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主招人了，而且招聘JD(Job Discription,工作职责描述)上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写：
本职位不仅可以谏诤君主，还可以奏论官员。简而言之，本职位拥有定向释放技能，可针对单个个体展开攻击，也可针对攻击范围内的群体展开攻击。
乾兴元年(1022),宋仁宗刚即位的时候才12岁，这个时候他还需要跟章献太后刘氏共同执政。对于皇室家庭中长大的宋仁宗，即使只有12岁，也知道应该早点儿把 quan li 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当时的朝廷中，范仲淹与孙祖德曾建议过太后把权力还给皇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皇上知道了这两个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仁宗以为忠”,双方在想让太后退居幕后这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皇上把这两个人当作自己人了。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元〕脱脱等《宋史·范仲淹传》
太后去世后，范仲淹马上就被升到了右司谏。其实对于范仲淹而言，他不在乎对面站的是皇上还是太后，他觉得太后垂帘听政做得不对，就会站出来替皇上说话，而当太后去世之后，其他人私下里说太后的闲话，范仲淹又站出来为太后说话，认为不应该把太后的一些小瑕疵放大处理。
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孙祖德，太后去世之后，孙祖德也身兼数职，同时作为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谏院，这个待遇还是挺高的。
事实证明，后来宋仁宗提拔起来的这几名谏官还是很有胆识的，不仅不惧怕宰相等同朝为官之人，对皇帝本人也一点都不客气。
比如说在废皇后这件事情上，这几名谏官几乎快把宋仁宗给逼疯了，如果不是宰相吕夷简知道皇帝那点小心思，估计皇帝能被范仲淹活活气死。
宋仁宗的第一个老婆郭氏是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但立郭氏为皇后并非宋仁宗自己的本意，而是刘太后一手操办，即便不愿意，仁宗也不能说什么。
郭皇后出身豪门，性格高傲乖张，把后宫嫔妃视为威胁，阻挠其他女人受宠。再加上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不方便直接得罪郭皇后背后的刘太后，所以郭皇后只要做的不过分，他一般也不过问，但他对郭皇后也没什么感情，属于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况，说白了就是两情无法相悦，于是选择冷暴力。
等到太后去世了，宋仁宗终于能过几天享受的日子了。当时他比较宠爱尚氏和杨氏，这还了得，郭皇后可能还没从有刘太后撑腰的梦境里醒过来，完全认不清形势，还三番五次为难尚氏。尚氏也不是省油的灯，倚仗皇帝宠爱，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皇后了，反正有皇帝宠着，也不怕皇帝偏向哪一边。
有一天，两个女人又碰面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竟然当着皇帝的面争风吃醋，郭皇后怒不可遏，一巴掌就朝尚氏脸上呼了过去。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皇帝竟然站出来替尚氏挡了一巴掌。郭皇后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皇帝脖子上，这一下她直接懵圈了。
按理说，这本是皇帝的家事，犯不上把事情闹大，但是宋仁宗这个老好人这次却认真了，他下令让宰相吕夷简入宫，为自己“验视”伤痕。吕夷简一下子就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让自己这个外人做见证人插手后宫之事，摆明了是要废后，于是便指使谏官范讽进言说：“已经立皇后有九年了，现在还没有生下子嗣，按道理应该废掉。”
这其实还是有点草率的，皇帝一纸诏书，皇后就这么被废了，估计群臣百官也是懵的。
所以消息一传出，首先站出来的就是宋仁宗自己提拔的这些谏官们。
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等人认为皇帝此举是自毁圣明，联合了十多名官员上书反对废后，吕夷简早就吩咐台谏部门不接收谏官奏疏，这下子可惹恼了谏官们，孔道辅、范仲淹等十几个人来到阁门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阁门使也不敢开门啊，气得孔道辅拍着门上的铜环大叫：“皇后被废，为何不听言官进谏!”
然后孔道辅、范仲淹等人找到吕夷简开始battle(战斗，此处指争论)。孔道辅是孔子四十五代孙，理论功底十分深厚，他质问吕夷简：“大臣之于皇帝皇后，就像子女侍奉父母；父母不和，子女可以出面劝和，为何一定要听父亲的话，把母亲赶出家门？”
吕夷简就应答说：“废后一事自有汉唐故事，诸君不必激动。”
孔道辅又说：“光武帝废后的事情本来就是光武帝失德，有什么值得效仿之处？从来废后皆是昏君所为。圣上应该学习尧舜品德，你为什么劝皇上效法昏君作为？”
吕夷简说不过这些靠嘴皮子吃饭的谏官，又把皮球踢到了皇帝那里：“那你们明天亲自去找皇帝理论吧。”
说到这里，其实孔道辅、范仲淹等谏官已经知道吕夷简跟皇帝是一个鼻孔出气了，问题的根源还在皇帝那里。但是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孔道辅、范仲淹刚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找皇帝，皇帝的圣旨就到了：孔道辅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孙祖德等其他人罚铜二十斤。
仁宗不仅把这些不听话的谏官们好好地教训了一顿，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天下，而且还规定以后谏官只能“密具章疏”,不准“相率请对”,就是说，以后谏官要私下上奏章，不能动不动就集体上访要求皇帝接见。在宋仁宗和吕夷简联手的强行压制下，孔道辅、范仲淹等谏官直接被发配到外省去了，再也没办法插手皇帝的家事了。
宋仁宗因为女色在谏官那儿吃的亏不止这一次。跟吕夷简站在统一战线的范讽也是一名谏官。对于废后这件事，他并不是说在捧宰相臭脚，而是对那件事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范讽刚当上开封府知府的时候，一天，有个富豪找到他说自己的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
啥？皇帝强抢民女了？这可是个爆炸性大新闻啊！
范讽一听，赶紧对他说：“你不要对别人说这件事情，等我查清楚了，自然会帮你把人找回来的。”富商刚走，范讽立马就杀到皇宫里，先是一顿彩虹屁：“皇上啊，所有人都知道您不爱美色，这种事情您可不能干哪。”
然后再搬出自己打辩论赛的看家本事：“况且人家已经过了门，又怎么能进宫？于礼不合于法不容啊！”
宋仁宗本来这事儿就比较理亏，加上耍嘴皮子是谏官的老本行，范讽几句话下来，皇上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赶紧解释：“皇后跟我说最近来了个美人，但是我还没见过。”
要不说皇帝这职业不好干，不但要精通向下管理，让臣子百官都听自己的，而且甩锅本事也要保持一流水准，这么一句话就 摆脱了自己的嫌疑。第一，这件事是皇后跟我说的，我可不知情；第二，我连人都没见过，当然不会触犯礼法了。
范讽一听，乐了，皇帝你既然这么说，就正中下怀了：“那好，那皇帝您赶紧把那个女子交给我吧。您可不能被身边的小人给骗了，不明不白地被那些人嚼舌根子。现在就把女子带过来给我吧，我好送她回家。时间久了，强抢民女这件事您就说不清楚了，而且我刚刚已经答应人家家人了。”
几句话下来，宋仁宗也知道，再不交人自己也下不来台了，于是便配合范讽完成了这出戏，把这名女子交给了范讽。
这一次大概可以称得上是范讽的成名之战了，富商上午去开封府告状，下午儿媳妇就回来了，这工作效率，杠杠滴。
谁料过了没几天，宋仁宗又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了，这次是王德用给皇帝送了两名新美人。可能谏官这个群体总是看不惯皇帝有三宫六院，碰到这种事情，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这次又换了一名叫王素的谏官。
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与皇帝家可以算得上是世交。仁宗不想交出这两名女子，就跟王素拉起了关系：“王素啊，我是真宗皇帝的儿子，你是前朝宰相王旦的儿子，咱俩这关系是世交啊，王德用吧，确实给我进贡了两名女子，但是这两名女子已经服侍我左右了，能不能就让我把人留下来呢?”但王素毫不徇私，说：“我担心的就是你左右啊!”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仁宗也没办法了，只得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从仁宗欲废黜郭皇后，到谏官们集体上奏，又到欧阳修等谏官代表被处罚，再到范讽、王素等谏官在日常工作中对皇帝的劝谏可以看出，宋朝的谏官们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在公事还是皇帝家事上，谏官都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和劝谏权利。
但是劝谏这件事情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说白了，没有触犯皇帝真正的利益，给你们这些谏官一个面子，顺便打造一个听取谏言的皇帝人设，但如果你们这些谏官的言论触犯到了皇帝真正的利益，那不好意思，你们也别在朝廷之上聒噪了，换个地方去当官吧。
宋仁宗虽然总被谏官们怼，但还是赋予了谏官更大的权力，他在位期间，谏官可以论奏包括宰执在内的官员。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谏官工作内容分为内谏与外谏两部分，内谏的工作内容就是让宋仁宗也无可奈何的各种监督皇帝和皇室 成员的进谏，外谏则是对于自己的同事也丝毫不客气，该打报告就打报告的针对百官的进谏。
但有一点要说清楚，那就是谏官可以论奏官员，而不能弹劾官员，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谏官可以做的只是向皇帝陈述事实真相，由皇帝做出决断，而不是给皇帝提出建议。
曾经提拔过欧阳修和苏洵一家三口的韩琦在担任右司谏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让后世都大为吃惊的事情。那是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右司谏韩琦上书《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称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人庸碌无能，灾异频发却束手无策，大宋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宋仁宗听取了韩琦的意见，当天就将这四人同时罢职，这就是当时被人们热议的“片纸落去四宰执”。
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
——〔元〕脱脱等《宋史·韩琦传》
这个情节在电视剧《清平乐》中也曾经出现过，可见后世对于韩琦的这次上奏还是颇为赞赏的。
但皇帝也不是每次都愿意听取谏官们的上奏。比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在初期是宋仁宗提拔的业务骨干，但是在跟朝中一些大臣的来往交锋中，非但没有占到上风，到后来连宋仁宗都对他们产生了不满。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升迁次序图》,批评吕夷简的用人制度，吕夷简则污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终范仲淹被发配到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当官去了。
这个时候有几个人站出来替范仲淹说话，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考点，秘书丞余靖上疏《论范仲淹不当以言获罪》,请求皇帝修改诏命；馆阁校勘欧阳修则写就《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却不站出来替范仲淹说话；后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攻击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诗成后京城内外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蔡襄《四贤一不肖·右高若讷》
但是这些跟皇帝唱反调的人都先后被处分了，余靖被贬到了筠州，欧阳修被罚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一直到庆历三年(1043),仁宗才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四人为谏官。
但好日子没有过几天，到了庆历四年，宋仁宗以升职的方式把欧阳修从知谏院里调了出来，以免他跟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当时其他几名谏官蔡襄、孙甫等人都请求皇帝收回成命，但是皇帝并未答应。
可见皇帝心里是有杆秤的，想做什么事情，升谁的官职，降谁的官职，心里基本已经决定好了，有的时候只是希望谏官们可以猜透自己的心思，当一个懂皇帝的工具人。但是谏官们真的做不到啊，尤其是宋朝的谏官，那是相当彪悍的。
宋朝的谏官为何如此彪悍？
宋朝的谏官敢管皇帝后宫的事情，敢对当朝宰相不客气，这种彪悍的底气主要来源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外因主要是当时宽容的政治环境，宋朝文官最大的靠山不是别人，而是宋朝的“带头大哥”赵匡胤。他建国之后就在太庙中立石碑刻下祖训，其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祖训成为整个宋代士大夫言论自由的倚仗，后来士大夫敢公开参与到皇帝后宫的论战中，也是算准了宋仁宗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赵匡胤之后的皇帝也都遵守祖训，对于谏官给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即使谏官在工作中冒犯到了皇帝，或者对大臣提出了不正确的意见，至多也就是贬到外地为官，不会有什么危及人身安全的处罚措施，这让宋朝的谏官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政治环境的改良做出贡献。
对于这些士大夫而言，就算被贬到地方做官，大部分也都能积极向上，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而不是庸庸碌碌地当个地方官。一旦重新回到谏官系统，还是以前仗义执言的工作作风，长此以往，后来加入到谏官系统中的后辈也受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影响，坚持谏官的基本原则。
内因则主要是中国士大夫骨子里忠君忧民的思想准则，他们从思想深处是决定为帝王世家贡献自己作为士大夫的一份忠贞之力的，所以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一旦有愿意接纳谏言的皇帝，他们就会从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位可以追随的明君，而明君也会把善于纳谏作为衡量自己能不能做个好皇帝的标准，一般不会轻易拒绝谏官的上奏。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唐〕唐太宗《帝范》
所以宋朝才会出现很多士大夫在担任谏官的时候，丝毫不顾及个人安危，一心只想要忠心谏言。比如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的时候，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暗喻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不如学那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被大家针对。
范仲淹当然知道梅尧臣是关心自己，但是耿直如范仲淹，马上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坚称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之声，他始终都是宁可像乌鸦那么鸣叫着死去，也不愿意沉默地活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任为，丰食而肥。
——[宋]范仲淹《灵乌赋》
在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下，士大夫们在宋朝上班还是挺有尊严的，只要不是贪赃枉法，那么言论自由和工作自由都能够得到极大的保障，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这大概是宋朝对文人们最大的福利了吧。
【摘自：《历史的天空下——宋代真实的市井生活》 赵帅/著 大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