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礼治”作为有效的社会调节系统，在“德治”与“法治”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礼治”的方法为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人生联系和道德规范，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进一步说，如果统治者能掌握这一文化，便能利用它对百姓臣民深层思想的强力控制作用，树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仅为天下君，而且还能为天下师。明太祖治国方略的根本独特性正在于此。
历史地考察“礼治”的实际运作，我们可以看到，“礼”以其独特的教化功能，实际上成为社会规范的行为体系和社会控制的准则规范，成为统治者运用宗法制度、道德规范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传统“礼治”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包罗万象，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一点，在明代自然也不例外。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身兼“三杰”的中外古代历史上罕见的奇人他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辉煌、足以媲美汉唐的开国英主，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谋略家，还是一位刻苦自学、由最初的识字不多而后来达到“文学明达，博通古今”的非凡人物。
在辛苦打下江山，建立有明一朝以后，明太祖自然要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措施来巩固、加强朱明氏的统治。事实上，明太祖正是利用了儒学中礼文化的资源，充分发挥了礼文化在治国中的力量和作用，牢牢树立起了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不仅为天下君，而且还为天下师，兼尽君师之道，实现对明初社会的强势控制，为大明江山的繁荣昌盛打下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明朝，特别是明初，是我国历史上礼治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礼治的内容、礼治的方式，还是礼治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礼治思想及其措施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朱元璋对礼治的认识指导了明初乃至有明一代的礼治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礼治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有明一朝的政治状况是不可或缺的。
以往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朱元璋加强专制、杀戮功臣等等“法”治的一面，甚至把他的很多礼治思想和措施也归入法治的范围。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说，明太祖不仅有推行“礼”治的一面，而且不遗余力，成效颇著，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太祖通过掌握和利用这一传统文化，并在多方面加以阐发，形成自己独到精辟的理论体系，收效颇著，并通过各种途径将礼法律条广颁于民，牢牢树立起他在明初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从而达到了君师兼任的最高境界
“礼治”是礼文化作为宗法制政治制度指导思想的产物，即以规范化的礼制和礼仪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来管理社会。礼就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因此，所谓的“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这样的秩序必然强调修身，提倡克己，注重教化，因而其对网民的思想能够起到最深层的控制作用。
进而我们知道，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很多问题只靠传统的约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只能依靠法律。这种理论，在明朝也是完全适用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明初的诸多律令就会真正明白其制定颁布的原因何在。明太祖对于礼法的联系也有其独到深刻的见解“纳礼入法，法自礼出，非礼无法，专法非法”。
高度重视礼法，是明太祖治国安民的一大突出特征。其原因就在于，礼法是防止人欲的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堤防。其实，礼法虽然在形式上有分有合，但就其本质和作用而言，却是难以分离的。离开了礼，法就会失去依据，就会成为丧心病狂的刑杀而离开了法，礼就会成为虚文，难以发挥堤防的作用。
礼从正面规定了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从而也就告诉了人们应该和不应该如何行为，树立了罪与非罪、良善与奸顽的标准。而法的作用就在于正刑定罪、治奸绳顽。
正因为有此规定，成文之礼制便具有了刑法的性质。故明太祖将律令并称为“法”，而《旧唐书》将律令格式合称为“刑书”。因而，礼便可以归结为刑法。不仅成文的礼制礼的形式具有刑法的性质，而且道德这种不成文的规范礼的精神也能履行刑法的职能。
从政治的角度看，则依礼为治更是以法为治、以刑为治。所以，将礼治作为王道理想的朝代，必然也是一个以刑为治的朝代。明太祖正是从这种礼法文化中为他的“律外用刑”的重典治国等措施找到了折服儒士的理论根据。必须指出，礼的刑法化，并不意味着礼与刑的等同，而是礼主刑辅。
在抽象的意义层面，礼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观念，是道德与正义。礼，体现为仪式，典章制度，有独立于刑法的功能。如各种礼仪不仅具体化了礼的秩序，而且利用了宗教和其他非刑罚所能及的教化力量。
“刑以辅礼”的意义也有两方面：1、刑无独立性。离开礼，刑法便不能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2、刑法在两个意义上辅助礼，一是赋予礼以强制性二是刑法、事发和儒家经典等正面阐明礼教的典籍一起成为人伦教化的教科书，即所谓“象刑”的功育旨。
明太祖在政治上大力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制的核心是“正名分”，即“等贵贱，明等威”，不仅要严格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贵”与“贱”的界限，而且还要划清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上下的等级界限。如前所述，明太祖对礼制的作用是看得很重的。
为了体现官民和各级官员内部的尊卑贵贱，明初礼制还对官民的饮食、服舍、器用，等等，作出严格的规定。比如衣冠服饰，上自天子、亲王、文武百官，下至庶人，对他们所用冠服的衣饰、颜色、式样，都有极为繁琐的规定。
作为“礼治”的相对立一面和“礼治”的重要保证，明太祖对于“法治”的一面也极为重视，明太祖在加强封建统治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法律工具为强化君主专制的2023集权制度服务。法律是确定阶级压迫联系的书面文件，确定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种种约束的记录，它是保护、巩固统治阶级和弹压被统治阶级的具体条文。
在重视“明礼以导民”的同时，明太祖也下了很大力气去“定律以绳顽”。他强调，只有“礼”、“法”并用，才能建立“上下相安、和气充溢、天地清宁”的社会秩序。为了达到普及法令威严的效果，明太祖还命人把《大明律》和《大浩》里和网民生活有关的部分用口语译出，叫做“直解”，分发给各府、县，进行讲读，目的是让老百姓都能懂，都遵照这部法令，立纲陈纪，使社会太平。
可见，明太祖之所以能缔造经济繁荣和政治鼎盛的“洪永之治”，其原因就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手段推行礼法并举的治国政策。而明初之所以各方面能迅速地恢复发展，原因就在于明太祖正确地实行了以“礼治”为主导的软化统治策略。明太祖通过掌握和利用这一传统文化，树立其意识形态权威，君师兼任，达到了古代皇帝治国形象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明太祖极为成功的一点。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礼是一种以义务为本位的等级秩序，是现实社会君主专制和宗法秩序的同构。它强调的是等级秩序中下对上的义务和上对下的约束，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全体臣民对专制君主“予一人”的义务和君主对臣民的约束。
而在我们传统的礼法文化中，不仅根据礼的精神编纂的律是刑法典，而且具体行为规范和制度层面的礼也履行刑法的功能。因此，以礼治作为王道理想的朝代，也就必然是一个以刑为治的朝代。明太祖的礼治超迈唐宋而直追三代，因此，他的刑治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保证了建明之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推行礼治的手段方面，儒学更崇尚道德教化。
因为刑罚只能使臣民革面“免而无耻”，而道德教化却可以使臣民革心“有耻且格”。因而明太祖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做得更为出色。他遵循理学“治本于心”的教导，于己之行为，做到事事合礼、合乎圣君的要求，身先表率。在教化方面，明太祖超越历代，于郡县遍设官学又制定并大力推行申明亭、祭城陛、祭厉、乡饮酒礼以及明刑弼教诸种有关教化的礼制，以达成绝对秩序的理想社会。
明太祖空前的教化创举，应该说正是利用了舆论动员手段，使他的礼治政策获得最广泛民众的拥戴，从而颇有成效。
运用教化手段，不仅对臣民进行三纲五常的教育，而且，如前所述，这也使得他可以越过文官和武官集团，对网民进行各方面的教化，为其礼治政策和专制权力的极度扩张寻求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就是要平民百姓们知法、懂法、守法，勤劳耕作，不可惰怠，安分守己地纳皇粮。每一个大明朝的忠实良民都能安心生产，人人都能遵朝纪、守王法，明太祖的政教目的也就达到了。
因此，礼治与法治，教化与惩罚，并不是对立的。从本质和作用看，它们都是一致的。而施行手段则能相辅相成。而明太祖之所以重视礼法，致力于推行礼治，不仅在于传统礼法文化的特性，也有他利用传统礼法文化维护统治的强烈动机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尧舜之师，兼任精神领域的导师，对世风民习厉行改造，并于建国初就树起“复我我们先王之旧”的旗帜，以求合礼而合理。
礼治是相对于法治而言的，明太祖秉持“治本于心”的方针，在明初推行效果显著的“礼治”治国方略，其软化政策是相当实用的，故而对于当前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