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环境的加剧，正在对我国的科技研发事业提出新的挑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一全新概念也在加速变化的时局中应运而生。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被写在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报告中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强化，这一次我们的关键词并不在传统的“发展”或“建设”，而在“优化”——
要优化资源的配置，也要优化各方的定位和布局。那么为何一定是“优化”？我们又该如何找到这种“优化”中更高效的路径？
2023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此次共带来了六份建议和一份议案。就以上问题，周云杰在建议中特别给出了他的三点思考：
要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不仅要引导高校优化教师评价考核制度、搭建卓越工程师人才校企联合培育平台，还应“择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探索可复制的‘揭榜挂帅’模式，打通阻碍产业实际需求形成攻关课题的机制堵点，为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提供方案支撑。”
尤待优化的有效协同机制
仅从高校或企业某个单一维度来看，其实我国当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不存在明显短板。
例如高校方面，在金平果排行榜发布的第十七次“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研究报告”中，2022年中国大陆已有12所院校进入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前一百，位居全球第二。
而企业方面，根据科技部数据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3.9万家增长至2022年的40万家，贡献了全国企业68%的研发投入，762家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
这也是二十大报告中之所以强调“优化”而非“发展”的原因之一，“优化”二字实际上也从另一种角度表达了对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既有实力的认可。
但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全球创新型国家的排名中继续赶超，需要继续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径。同理可参考一战结束前后的美国企业：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企业的科研能力其实已经具备世界一流水准，但它们仍在炼油、电器等诸多领域中承受着来自欧洲企业的高压竞争。
在压力的催化下，美国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方式开始进化，大量独立研究者开始以直接受雇佣的方式进入企业内部进行研究，同时由美国公司赞助的工业院士或会士数量也开始大幅上涨。
数据显示，1940年美国公司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已达到1926年的三倍，期间甚至在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信电报公司的受聘研究者中，还涌现了像欧文·朗缪尔、克林顿·戴维森这样的诺贝尔化学和物理学奖获得者。
实际上在近现代，类似的探索也体现在很多渴望加速科研进程的中国企业的身上。自1988年起，海尔陆续成立了企业级技术研究所、企业级技术中心、集团中央研究院、科技部首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积极的投入也让海尔集团在科研事业中进展迅猛。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海尔所获中国专利金奖增至11项，海外发明专利超1.6万件，均为行业领先；实现气悬浮压缩机、平嵌冰箱、航空温控集装箱等原创技术重大突破，新增“国际领先”技术鉴定23项，累计264项，位居行业领先。
如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企业或高校单点实力的强化，我们必须寻找能联合多方力量、实现“1+1＞2”或者“1+1+1＞3”效果的更好方法——产学研合作方式的迭代已势在必行。
正如周云杰在建议中所说的：“要真正形成面向系统性产业攻关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协同机制。”
以“点”带面探索“新模板”
周云杰在建议中表示，应通过遴选在需求拆解、项目规划等方法流程上引领的科技领军企业，以“揭榜挂帅”等专项支持方式，由企业牵头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业需求—技术难题—科研攻关—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试点，形成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云杰的这条建议中，实际上有一个隐藏的关键词：试点，即以企业为单元，把科技领军企业“拎出来”先行先试，以“点”带面，为全国企业做揭榜挂帅的样板。
其实以试点激发产学研联合的科研潜力，我国曾有成功的案例，但当时试点的单元是“城市”：
为了让彼时技术落后的北京中关村，能够真正借助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力量实现高速发展，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暂行条例》，中关村自此成为了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后来，这座崛起的“中国硅谷”成为了中国高新区政策向全国各大省市中普及的重要模板与根据。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69个国家高新区，据邓正红软实力指数，这169个高新区2022年的软实力价值已高达47500.43亿元。
不过，这种以城市为单位的试点方式仍然存在巨大的升级空间——
“城市”终究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政府与市场的真实的、实时的状况有信息上的脱节；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最贴近市场、对全球行业风向的变幻最为敏锐。
将企业作为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试点单元，将能够激发企业特有的科研优势，以更具前瞻性、更具全球视野的科技研发布局，抢占全球各行业产研高地。
但必须正视的是，大多数企业在科研需求的拆解上仍存在严重困难。周云杰调研后在建议中表示：
“目前仅有少数科技领军企业有能力将产业重大需求拆解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攻关任务，多数企业对技术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掌握不足，对于产业转型过程中长期困扰的顽固问题、探索性的新问题，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形成针对性强的课题‘榜单’。”
这也是周云杰在该建议中，特别强调应优先选择“科技领军企业”的主要原因：
“科技领军企业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主力军，在贴近市场、提出产业实际需求并推动成果转化落地、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其他科技力量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引领作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寻找先行先试的“科技领军企业”
如何找到值得被优选的科技领军企业？或许我们也需要走出一些传统的企业评定框架。
两会期间，当被问及“企业与社会资源该如何协同，才能更好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时，周云杰曾在回答中提到，应建立全产业链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站在全产业链角度建立有的放矢的创新体系，使0→1和1→N的创新实现无缝地连接。
这意味着，真正值得被先行先试的科技领军企业，并不能仅仅“独善其身”“一枝独秀”——
它必须在自身科研实力强劲的基础上，还拥有完整的、丰富的产业链布局，以及能够带动更多高校、更多企业打开科研天花板、共创共赢的理念与格局。
作为科技领军企业之一，海尔集团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携手，打造创新联合体。据周云杰介绍，目前海尔承建了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等20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并与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建立创新联合体，汇聚产学研骨干力量，联合攻关产业科技难题。
同时，海尔还积极构建开放生态，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海尔在立足自身科技创新的同时，构建了涵盖HOPE、卡奥斯、海创汇等平台的开放赋能生态。HOPE平台是一个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开放平台；卡奥斯是助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海创汇平台是创业加速平台，通过三大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成长，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周云杰介绍说。
企业在国家战略中被放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走出自己的思维盲区：除了唯市场导向与逐利思维，企业更应与高校、科研机构一同，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激发我国科研人才的磅礴潜力，共同浇筑我国迎击全球市场风浪坚实的基底——
而在这件事上，科技领军企业义不容辞。
周云杰也表示，依托科技领军企业完善高效协同机制的核心，正是要用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并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在“提需求”、“搭平台”、“聚英才”、“强活力”方面的优势：
“要围绕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凝练提出重大攻关课题，搭建工程技术人才培育、产业技术协同攻关平台，整合各类战略科技力量的人才资源，激发活力，用人才协同带动创新协同，真正形成面向系统性产业攻关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协同机制。”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技术创新”的主体，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技创新”的主体，一字之变背后，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里的摆位进一步提高，也意味着企业被寄予在全链条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
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课题，企业有没有能力联动更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推动、共同完成高水平的目标导向研发，共同创造市场价值？科技领军企业，需要率先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