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在总体上已开始明显呈现出停滞的迹象。在经历了宋代的持续繁荣之后，到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和封建统治的日趋僵化，加上封建城市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局限，浙江地区以各级政治中心为依托的传统州县城市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发展势头，呈现出停滞乃至衰落的趋势。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中心和新型城市形成形态的乡村市镇却显得异常繁荣，对州县城市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从中反映出浙江城市正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
元代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辖域辽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从全国来看，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力地推动了部分北方城市的复兴，如都城大都（今北京）周回近60里，城内及近郊人口繁多，商业兴盛。同时，随着边疆地区的拓展和开发，今云南、新疆、内蒙及东北等地区也涌现了不少繁华的城市，如今内蒙古境内的上都是元朝的陪都。
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在总体上已开始明显呈现出停滞的迹象。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此期浙江地区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分不开的。综观元代的浙江，就社会经济而言，应该说仍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均处于各地前列。其中，在农业领域，粮食产量基本上维持了宋代的水平，如地处渐南山区的龙泉县，每亩可收稻谷2石左右。在一些平原地区，亩产量还要高。
耕地面积也较宋时有进一步的拓展，如海宁州在至元间新辟土地443顷，出现了“桑拓榆柳，交荫境内”的景象：台州黄岩县更是发展成为著名的产粮区，全县有官民田地近百万亩。所产粮食大量销往附近各县，一时流传有“黄岩熟，五县足”的谚语。位于浙中山区的婺州浦江县，到元中后期，其耕地面积也较南宋时增加了1万多亩。需要注意的是，在元代，浙江各地的棉花种植日趋普遍，产量不断提高。
至元二十九年（1289），元政府特设立渐东木棉提举司，负责督促断东各路农民每年“岁输木棉”。元贞二年（1296），又进一步规定浙江各地夏税输木棉、布帛等物。"在手工业领域，浙江的丝织、制瓷、冶炼、印刷、制盐、造船等行业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如在丝织业方面，湖州、杭州、婺州、庆元等地都是全国著名的丝绸产区，产量巨大。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仅杭州的官营织染局每年就生产增缎达10万匹；庆元的官营作坊年产绸缎也有数千匹。丝织物的品种较南宋时也有所增加。如南宋时以产罗著称的婺州浦江县，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新添了被列为贡品的“刀罗”；嘉兴崇德县在南宋时主要生产狭幅绢，此期进而广泛生产绫、罗、纱、锦、绮绣等多种丝织品，其中所产的水绢图纹生动，做工精致，为绢中绝品。
宋代烧制技术更趋成熟
在陶瓷业方面，兴起于宋代的龙泉窑仍保持兴盛的势头，烧制技术更趋成熟，生产规模也继续扩大，窑场分布由原来交通不大便利的大窑和溪口进而向瓯江、松溪两岸扩展。据建国后的考古发掘，在龙泉、云和、丽水、永嘉、武义等地，仅规模较大的窑址就有200多处，至于小型窑址则更是数不胜数。在冶炼业方面，当时全国44处冶铁业中，分布于浙江地区的就有庆元、台州、衢州和处州四处。
此外，还有大型银矿1处、铅矿2处、锡矿2处等。包括浙江在内的整个江渐行省，每年课铁24万余斤，为全国总额的近1/3；课铅粉近900锭（50两为1锭），为全国总额的4/5以上；另又课金180锭，课银115锭等。在印刷业方面，浙江地区仍是全国著名的刻书业中心，其刻印技术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特别是杭州、婺州等传统的刻书业发达地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刻书印刷业都保持相当的兴盛。
如杭州的西湖书院不仅重新修补了南宋国子监留下来的1200种书版，而且还刻印了一大批时人著作。在制盐业方面，浙江沿海地带盐场密布，主要有仁和、西兴、钱清、三江、曹娥、长山、穿山、岱山、昌国、永嘉、黄岩等数十处，每年产盐达数百万斤。如在至元年间，仅庆元路所属的各个盐场，每年就产盐100万斤以上。
就商业而言，虽然此期浙江地区商业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无法与南宋时期相比，但相对于同期全国其他地区还是相当繁荣的，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市镇经济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宋时的水平。到至元三十年（1293），包括浙江地区在内的江浙行省的年商税额高达26.9万余锭，占了同年全国商税总额的1/3，其中虽有元政府税收过重的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浙江一带商业的发展。
然而，元代浙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相当有限的。本来，早在南宋后期，由于宋廷的统治已极端腐败，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浙江一带，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生其子，率多不举”的惨象，因而各种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据不完全统计，在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两朝，浙江地区仅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多次，这使得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到南宋末年，浙江各地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已处于不同程度的衰退之中，不少曾十分繁华的都市也是每况愈下。而在元军攻占浙江的过程中，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元贵族烧杀掳掠成性，每到一地，“财货以尽，居室以空”，给浙江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及至蒙元统一全国后，又全面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对南方汉族地区实行残暴的统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江浙一带则首当其冲，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尤为沉重。
另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到元中期，每年江渐行省的秋税粮为4494783石，占全国总额12104708石的37.13%；夏税钱为57830链，占全国总额149273锭的38.74%；商税为269027錠，占全国总额76万余锭的35.39%；酒税为19.6万余锭，占全国总额40余万锭的49%；醋税为1.1万余锭，占全国总额2.2万余锭的50%。此外还有金课、银课、铜课、铁课、铅课、锡课、矾课、硝碱课、竹木课、曲课、鱼课、池塘课等名目繁多的杂税。而在江浙行省中，湖州、嘉兴等今渐北地区又占了2/3以上。0在横征暴敛的同时，江浙人民所受的差役也十分浩繁。
繁重的赋税和无休止的差役，使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而官吏的贪暴更加重了百姓的苦难。众所周知，元朝吏风的腐败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十分突出的，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小官属吏，无不贪婪成性。如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回回人阿合马为丞相，专事搜刮。阿合马之子呼逊任江渐行省平章事（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极尽贪赃枉法之能事，事发后被查出的赃钞高达81万链。后来畏兀儿人桑哥负责财政，更是公开出卖官职，江浙一带的官职价格最高，受害也最惨，其中杭州、扬州两地尤甚，以致许多百姓为完纳苛捐杂税，不得不卖妻卖女，因无妻女可卖而穷迫自杀者动辄以千百计。
桑哥还与江南释教总教主杨琏真珈合谋挖掘在绍兴的南宋诸帝陵墓，将大批随葬品全部归入私囊。这种残暴的统治，限制了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使之处于停滞状态。元代浙江地区社会的相对停滞在人口上也有所反映。据史载，到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全地区11路有2384280户、10477737人，虽较南宋末年有所恢复和增加，但并没有超过南宋中期的规模。
除了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政治地位的下降也是导致元代渐江城市趋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南宋，浙江地处王畿腹地，官宦汇聚，士人云集，豪族遍布，缙绅无数，既促成了消费需求的迅猛增长，也给官僚大族相对集中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同时，作为统治中心，南宋政府对浙江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尤为重视，从而为城市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到了元代，政治中心重新北移至中原，浙江地区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重新恢复为一般性地区，由此也失去了诸多相关的优越条件，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居各地前列，反而成为蒙元政府搜敛财赋的主要地区。这些对于浙江城市的发展自然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正是社会和政治状况的上述变化，决定了元代浙江城市的发展状态和特点。
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持续、全面繁荣的发展势头的逐步消失和大部分城市开始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第一，构成城市体系主体的州县城市的数量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增加。元朝重新统一全国后，除了在今山东、山西、河北地区设立中书省外，在全国其他地区设置了11个行省。
其中，浙江地区所在的江渐行省以杭州为中心，包括了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下分30路，属于今浙江地区有11路，54县、12州。很明显，这些路、县、州都是在南宋时相应的府、州、县的基础上设立的，其路、县、州城也是原来的州县城市，而且终蒙元一代，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变化。第二，相当部分的县级城市和一些路级城市明显趋于衰落。如南宋时堪称一流都市的绍兴，在此期已变得默默无闻，全路人口仅有15万余户，只相当于南宋中期绍兴府的一半多一点。
婺州城在宋代其发展水平虽较绍兴等城要逊色得多，但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繁荣。而到了元中期，却是市井萧条，居民寥落，包括所属7个州县城和部分设有税务司的市镇在内，年商税总额仅4390锭，不及同期江渐行省每路平均额的1/2，其他如建德、处州、衢州等路级城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至于县级城市，除了渐北和浙东沿海地区外，大部分城市则更是远不能与南宋时相比。
不少县级城市甚至丧失了本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重新沦为一般性的政治据点。如绍兴路的新昌县城，“山居地僻”，“贸迁者甚少”婺州路的浦江县城，“无舟楫贯通之利，无商贾贸易之饶”，每年全县的商税收入仅区区157锭。第三，地域差距重新拉大。隋唐以前，浙北和浙东沿海地区与浙江其他地区在城市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中唐开始，这种区域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及至南宋，虽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但各地区的城市均呈现空前的兴盛，在许多方面可以说达到了全面的发展和繁荣。
到了元代，浙北和浙东地区的城市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繁荣。然而，到了元代，浙北和浙东地区的城市大多仍有所发展，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繁荣。如浙北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都是当时著名的繁华都市，其中杭州的城市人口仍达100万。浙东地区的庆元、温州等也因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而保持异常的兴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中南和渐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州县城市却明显趋于衰落。
其实，不仅在州县城市的发展上渐江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重新拉大，而且在乡村市镇方面，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浙北杭嘉湖地区，其市镇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总体上浙江城市处于停滞乃至有所衰退的状态，但一则就当时全国范围来看，浙江城市在发展水平上仍保持着一定的领先优势，停滞和衰退主要是同南宋时的鼎盛状态进行其自身的纵向比较而言的。
二则就浙江各地区和各城市的个体而言，它们的具体发展情况又互不相同。因此，在停滞和衰退的总趋势下，在一些方面浙江城市仍在南宋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具体也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首先，部分城市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繁荣，其中尤以杭州最具代表性。宋元鼎革之际，宋恭帝无奈之中被迫出城诣元军拜降，从而使杭州城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战火破坏，城内“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同时，随着赵宋政权的灭亡，杭州虽失去了皇朝都城的特殊地位，但仍是蒙元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心。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恢复临安旧名杭州，设杭州路，管辖原临安府所属各县，并将江渐行省的治所由扬州迁到杭州。以后又陆续设置了浙西宣慰使、江南行御史台、浙西按察使、两渐都转运盐使司、行宣政院、万户府等一批中央派出机构和军事机构。
此外，杭州所处的浙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依然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所有这些都使得元代的杭州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发展。元初曾官至枢密院副使、并到过杭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回国后所作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对其所见到的杭州城的繁华、富庶和美丽赞不绝口，誉之为无与伦比的“天城”。确实，元代的杭州仍不愧为全国一流的繁华都市，城内外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其中在城内，以宽阔的御街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两侧坊巷依次排比，各有诸多大小巷道相互沟通；与御街平行的还有中河、东河两条水道，内连各街区，外通大运河，河上桥梁密布，由此形成了密集有序的城区交通网络。在城外，陆路有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水路有大运河和钱塘江，有着十分发达的水上交通。据史载，当时杭州的水陆驿道北可直达大都，南可直达广州、泉州。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番贡物，元政府还专门开辟了从杭州到泉州的海上驿道。
城市人口也基本上保持了南宋时的规模，且居民来源更显复杂。据有的学者估计，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杭州路183万余人口中，杭州城中居民占了一半多，约有100万人。在居民中，除了原居土著“南人”（元统治者对原南宋统治区汉族人民的称呼）外，还包括大批来自北方的汉人，边疆地区的蒙古、女真、党项等族人，西域各族人以及海外各国的商人、僧侣等，由此形成了中外各族杂居相处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