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消灭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是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庶族地主的兴起。
所谓庶族地主，就是指随着封建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部分富裕农民或商人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掌握政治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主要是士族地主。所谓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从而靠门第掌握政治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人。
因为有士族地主的存在，庶族地主难以兴起。然而随之河阴之难，候景之乱，以及隋末农民战争，武则天时期对士族的杀戮。导致士族地主势力急剧衰落，到了唐朝时幸存下来的士族，往往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衣冠之家，素乏储蓄，朝夕取给，犹足为忧】
此消彼长，士族地主的衰落，给予庶族地主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唐朝农业经济发展，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性减弱，让部分富裕农民能走向地主阶级。
如西京富商邹凤炽，他本来只是一个买蒸饼的小贩，但通过经商，最终发展成了：“邸店园宅 遍满海内”的巨富。
同时随之唐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势必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便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一个任何封建君王都无法抵挡的力量。
那么这股力量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货币。
正如恩格斯指出：“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
因为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交易日益频繁，从而让商品大量流通起来。
而封建社会中，土地是获取政治权益和汲取财富的重要保障，那么土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商品”。
亦如恩克斯所言：“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从那一瞬间起，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而大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便是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正是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被卷入了流通领域，所以在货币交易的推动下，土地买卖也随之频繁而激烈起来，于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正所谓“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无数庶族地主通过金钱大量买田，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手中握有庞大的金钱。乃至政府财政拮据时要向他们借贷；节度使为了应对战事要向商人借贷；官员为了享受，自然也会官商勾结。
唐初商人“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到唐后期“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
这巨大的转变，正说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势力的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
数以万计的庶族地主用金钱的力量，让贫民，让官员，让节度使，乃至唐政府都不得不“屈膝”。在这种趋势下，虽然唐朝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但都无法在长期受到成效。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私有化日益深化，土地私有制逐渐占有上风。而均田制是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推行的，如果国家土地制度以土地私有制为主导，那么均田制自然会是土崩瓦解。
因为封建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有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斗争，其实在亮剑那一刻，命运早已被决定了。
等到了两税法颁布时，国家不再以人丁收税，而是以田亩数量收税。
这标志着唐朝政府【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唐朝不再抑制土地兼并了，既然政府不再抑制土地兼并，那均田制自然没有推行的价值了。（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均田制也没法推行了）
当没有一项土地制度作为牢笼限制时，土地兼并便能在之后的封建王朝中肆意妄为。
唐朝灭亡后，后来的封建王朝也都无法逆转这种趋势。】
门阀士族在晋朝灭亡后，他们的经济基础是依旧存在的，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消亡。
但即使他们有经济基础，如果出现了竞争势力，比如说寒门武将或者恩幸，那么士族的势力就会受到打击。
如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王与马共天下”，门阀士族能掌握军政大权。
但进入南朝之后，随着皇权逐步加强，寒门武将以及恩幸登场，士族的军政权力逐渐被剥夺，最终沦为类似“花瓶”的存在。虽然在文化上依旧有地位，但实权却所剩无几。
按田余庆先生的观点，门阀士族这种能掌控国家的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东晋存在，而之后的南朝士族和关陇集团都不算“门阀士族”。
肉体毁灭是一方面，但破坏经济基础往往是同时的，比如孙恩之乱，侯景之乱等动荡，杀死士族的同时，他们的产业也会被破坏。
另外在唐朝本来就走上下坡路的士族又遇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就是我前面说的庶族地主。
庶族地主为了兴起，那么也需要土地，于是他们靠金钱的力量去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种力量面前，政府都会屈服，更不用说士族了。（所以说要先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变化，之后科举制才能发挥效用。否则就跟隋朝的科举一样，开了科举，但依旧在士族的掌控之中，还不如不开。）
而庶族地主之所以会兴起，便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同时自然经济的发展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便可以进一步发展，乃至成为庶族地主。
最后失去经济基础的士族，在唐末的大屠杀中继续被肉体消灭，那自然是退出历史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