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对外用兵失利，这让宋神宗感到很生气，也很焦灼。对于这位励志要开创一番伟大事业的锐意君主来说，任何失利都会令他的信心备受挫折。针对这次失利，宋神宗对诸位官员开展了严厉的追责，其中一位官员被他亲手批上斩立决的命令。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宋神宗对这件事还念念不忘，恰好遇到宰相蔡确奏事，于是就问他：“昨天下令处斩的官员，这件事完成了吗？”
蔡确回答宋神宗说：“正准备奏报这件事。”
宋神宗见蔡确有话要说的样子，看他的打算是准备要为这个官员说话了，于是又问：“此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蔡确回答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不想这个风气从陛下这里开始。”
蔡确说的祖宗就是指赵匡胤以来制定的“不可擅杀士大夫”的祖训，据说当年赵匡胤曾经留下三条祖训，其中一条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了让后世子孙谨记和遵循这三条祖训，还特意让人将内容刻在石碑上，但知晓这件事仅限于皇帝和一些特定的皇室人员。后来直到北宋灭亡的时候，由于天下大乱，这件事才逐渐流向民间。
至于蔡确是否知道这件事不得而知，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但是谁都知道自赵匡胤开国以来，历代宋朝君主就没有轻易杀人的习惯。这是一条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蔡确把这条规则搬出来压制宋神宗，其实并不是他想救这个官员。
而是蔡确要维护宋朝的士大夫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殊政治地位，赵匡胤兵不血刃的夺取后周政权是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而且为了防止武将模仿自己发动兵变，赵匡胤对武将多有防范，进而过度依赖文官治国。这些都让士大夫们享有超然的政治地位和待遇。
蔡确不愿这个风气被宋神宗打破，其实救的岂止是那个要被处死的小小官员，而是在拯救整个士大夫群体。
所以他必须反对，这对宋神宗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蔡确把老祖宗那一套搬出来，他也不得不屈服了，沉默许久以后，说：“那就把这个人刺配流放吧！”
然而他却是连这件事也不能做的，当时正担任门下侍郎的章惇立刻站出来说：“陛下这样做还不如把他杀掉！”宋神宗反问章惇为什么，这时章惇回了一句经典名言“士可杀，不可辱”，不过这话也真是矛盾，既然讲“士可杀”，那么宋神宗要杀掉这个人却又遭到反对，说什么“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
宋神宗做了退步，不杀了，那就把这个人流放吧。可是大臣们还是不满意，又说什么“不可辱”，搞了半天既不能杀，也不能辱，这就太糟糕了。宋神宗非常生气，抱怨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不曾想，章惇又回了一句：“这种事情，不做也罢。”
就这样，在大臣巧舌如簧的诡辩之下，这个官员最后既没有被杀，也没有流放。透过这件事也足可看出宋朝时期的君权和士大夫之间的斗争是多么激烈，这是由于赵匡胤对士大夫们许诺的结果，他赋予了这些人超然的政治地位，以及各种令各朝士大夫为之眼红的待遇。
这样的地位和待遇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不可能让宋神宗轻易破坏这种政治默契，所以他非但连一个小小的官员都杀不了，自然也就谈不上改革了。王安石变法几经波折，一会儿罢相，一会儿启用，除了一部分本身施政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保守派不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结果。
何况宋朝保守阶级的力量如此雄厚和根深蒂固，即便宋神宗决心有一番作为，然而也架不住臣僚的反对。再者宋神宗自己本身又没有坚定的意志，面对压力他选择妥协，那么自然也就“一件快意事”都做不了。而且非但做不了，恰恰由于他自己的摇摆不定，一会儿支持王安石，一会儿又向保守派妥协。
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党派之争，任何一方一旦上台就会立马罢黜另一方的所有官员，王安石一死，司马光就把所有的改革派统统罢黜，但宋徽宗一上台，所有的旧党就被统统罢黜。以至于宋朝从此陷入了这种争斗不休的党派之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