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明末农民起义率先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为什么是陕西？
陕西地处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更不发达，但是所受王公、官绅、地主的盘剥却没有减少。
失去土地的农民，倒是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投为边兵，要么充当驿卒，但不论走哪条，结果都差不多。
当兵的拿不到饷银，如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拖欠饷银已达150余万两，数万饥兵，食不果腹 ，衣不覆体；而当驿卒的那点钱也不能养家糊口，更何况随时有被裁员的风险，李自成就是充当驿卒被裁减后加入了造反队。
更不利的是，岁月艰难，老天还跑来火上浇油。自万历以来，陕北的自然灾害便频繁发生，或者可以说，自万历以来，明朝的天灾就增多了。
所以，当澄城县农民起义后，各地饥民、拖欠饷银的边兵和工资不够花的驿卒，都纷纷响应。
安塞的高迎祥、延安的张献忠、米脂的李自成等也加入了起义大军，很快起义的火种形成燎原之势，直至燃遍陕西全境、甘肃东部和山西西部，起义队伍发展至几十支，人数也猛达几十万。
那么在此过程中，难道明廷就眼睁睁看着起义军壮大而无动于衷吗？当然也不是，不过起初确实是无动于衷，因为小股义军主要以劫粮为主，队伍松散，战斗水平也不高，就是一伙小贼寇，胜则进，败则退，不值得大动干戈。
但当各地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时，明廷也采取了应对之策，但为何农民起义还是燎原了呢？我们先来看下明廷对起义军先后实施的三大政策。
崇祯二年（1629年），在原陕西巡抚平叛不利的情况下，崇祯启用了左副都御史杨鹤，由他担任三边总制，率兵镇压起义。
杨鹤到任前，当地官府已经对起义军进行了一波镇压，一些义军头领被官兵剿杀，比如白水王二被明陕西商洛道刘应遇所剿。
此时的起义军尚不成气候，在作战中常常被官军打败，但起义的烈火始终没有熄灭，因为饥民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后来者。
杨鹤到任后，他看到陕西的灾情严重，单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当时皇太极率兵来袭，直接危及到了京师，本地边兵多调入京师勤王，明廷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
鉴于现实情况，杨鹤向崇祯提出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在杨鹤招抚当时最大的义军首领“神一魁”之后，崇祯对招抚政策满也是怀希望。
所以，在杨鹤的招抚下，一些起义军也的确放下武器，解散还乡，官府还给他们发了安置费。
但钱总会花完，工作却依旧没有着落。只要农民们的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随时会再次造反。
而且当时有一些起义首领，在选择投降后，依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这让群众们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比如，当时协助杨鹤评判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此人以凶狠著称。杨鹤在忙着招抚的时候，他则在忙着大肆剿杀义军，很显然这样的情形也不利于平判。
在这种起义军与官兵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发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被招降的神一魁手下茹成名因对封赏不满，动手殴打了杨鹤手下的参将，事后杨鹤居然把茹成名给杀了。
这一举动让神一魁不淡定了，他再次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迅速攻占了陕西北部重镇宁塞。
神一魁的再次反叛标志着朝廷前期主抚政策的破产，这些反叛者在崇祯眼中也就成了恶贼。于是，崇祯对起义军的态度大变。
他把责任都推到了杨鹤头上，杨鹤被免职入狱，之后被戍袁州，于崇祯八年死于戍所。
杨鹤的下台，标志着明廷第一阶段对农民起义军镇压的失败，也标志着义军的战斗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杨鹤被撤职后，洪承畴上台了，由他接替杨鹤成为三边总制，负责平叛事务。洪承畴完全抛弃了前期的主抚方针，对义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剿。
由于此时后金军已饱掠而去，退到了关外，京师危机暂除，所以崇祯五年（1632年）春，洪承畴率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鹿其、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五路大军全力围剿陕西义军。
明廷这样的大阵仗，起义军自然是承受不起的，双方在庆阳西壕展开大战，农民军大败。此战过后，陕西境内的义军基本被镇压了下去，但义军的火种却没有熄灭。
陕西起义军面对官兵的残酷镇压，他们不得不向周边地区扩散，以求得生存的空间，与陕西相邻的山西以及豫北、畿南也开始有了起义军的活动，由此而呈现出“日剿日益”的怪异局面。
这种局面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义烈火由边境地区燃向内地，直接威胁到了帝国的心脏京师。
于是，崇祯对起义军的镇压又加大了力度。除了山西、豫北和畿南的驻防军队外，左良玉部的两千多昌平兵奉命驰援河北，延绥总兵曹文诏被调入山西，四川副总兵邓玘率川军和土司兵入河南进剿。
起义军在官军新一轮的打击下，不得不再次东奔西走。这一次，起义军决定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这次渡河因在渑池县境内登陆，所以史称“渑池渡”。
“渑池渡”的实现，使得起义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散，此后，他们广泛活动在河南、湖广、四川、陕西等多省区内，这也意味着明廷对起义军主剿政策同样没有奏效。
面对起义军的扩散，虽然明廷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比如专门设立了总督府来统一事权，陈奇瑜、洪承畴先后担任五省总督，一些名将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如卢象升、曹文诏、艾万年等悍将，但在总体上的效果却不佳。
在明廷的主剿政策下，起义军还时不时来个诈降，使用各种办法跳出了明军的层层包围，充分发挥他们运动战的优势，以至于明军为此不得不四处围剿。
在高迎祥死后，李自成、张献忠两人分散成两股势力，李自成主要活动在陕西等地，而张献忠等人则主要活动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面对这一新情况的出现，明廷不得不再次调整应对政策。
高迎祥死后，起义军的气焰不降反增，这是因为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清兵也来凑热闹了。
为了保卫京师，一些剿匪官兵又被抽调去勤王了，比如卢象升的调离造成的影响就比较大。
清兵劫掠了两个月后悻悻离去，陕西的义军趁势再起。崇祯十年三月，崇祯起用了杨鹤之子杨嗣昌。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正式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由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由六巡抚分防协剿。
“四正”加“六隅”构成“十面之网”，而设立的总督、总理二臣，则随贼所向，专征讨。
这一计划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官军不再一窝蜂的追着起义军跑，而是分管其下，起义军进入谁管辖的领地，谁就主战，这样疲于奔命的一方就成了起义军。
此外，杨嗣昌还提出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并推荐了熊文灿出任了军务总理。
在这一计划的实施下，起义军又遭遇了一轮猛烈打击。由总督洪承畴带队主剿的李自成就遭遇了灭顶之灾，在渭南潼关被伏击，仅带刘宗敏等十七人逃出生天。而张献忠则比较幸运，面对明军的猛攻，他选择了放下屠刀，被熊文灿招降。
就在这一计划初见成效时，崇祯十一年清军又来了，剿匪明军不得不再次被调去阻清。
这样一来，李自成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此后的张献忠也再次反叛。张献忠的降而复叛，崇祯又怒了，熊文灿被斩，杨嗣昌上书请死。
就在明军忙着围剿张献忠时，李自成进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赈饥民，提出“均田免赋”口号，一举收获了百万“粉丝”。
在此之前，明朝还有机会翻盘，但当李自成收获民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明朝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赢得民心的李自成一发不可收拾，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襄阳城，杀了襄阳王朱翊铭；同年攻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在一年半之内三围开封，并在项城、南阳、襄城、汝宁诸战役中，先后击败了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左良玉诸将，歼敌数十万。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破潼关，五个月后，明朝亡。
从上述明廷对农民起义军的三项政策，不难看出其中一些问题：
其一，双线作战的羁绊。明军对内要应对农民军，对外还狙击后金军，双线作战影响大。
其二，虽剿抚并用，但内部思想却不统一，该剿时却抚，该抚时却剿，导致起义军对官府失去信任。
其三，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社会矛盾处理不力，最终丧失了民心。比如，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开展赈灾工作，以安抚民众，反倒为了镇压起义军，应对金兵，不断向社会摊派饷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
而李自成逆袭的关键，也正是在民心所向的问题上，“均田免赋”这一口号，可以说是起义军制胜的法宝。
但话又说回来，明朝走到丧失民心这一步，又何止是崇祯一朝的罪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