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
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明朝“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
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
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当上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
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
严嵩的悲惨结局，是他为非作歹多年后咎由自取。
在他晚年时，其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引起了皇帝极度不满。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
明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
明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严嵩。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
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此时严嵩已经82高龄了，神智、思维和执政能力已大不如前。 后来，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道士答：只因贤未进，不肖未退。
嘉靖追问，“不肖”指的谁？
道士说：严嵩。嘉靖叹口气，不作声了。两年后，严世藩被判死刑，严嵩罚没家产，黜为平民。此时的严嵩身无分文，在祖父的坟边搭了个草棚子安身。
严嵩两年后病卒，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笔者看来，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
严嵩此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严嵩在执期间，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确实干过许多不齿之事，当过执政不屑之人，被定义为奸臣可谓是名副其实。
严嵩替领导卖力，逢年过节多孝敬厚礼。他在政界地位尚不够巩固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就是依靠“勤勉加上温顺”，严嵩才博得了皇帝的好感，一步步地爬上了显赫高位。
第二个手段是“上阵父子兵”。严嵩有个儿子，叫严世藩，人情练达，世故精通。严嵩做宰相后，严世藩晋职工部侍郎，官不虽大，却秉掌印之责，颇有实权。平日里严嵩稳坐中军帐，大小事都交给严世藩。儿子在前运作，老子在后撑腰，一攻一守，天衣无缝。即使儿子犯了错，有老子在上头罩着，试想有几个人胆敢“老虎头上拔毛”？
第三个秘诀是严嵩培植亲信，组成复杂庞大的权力关系网。平日里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有事互相帮衬、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真如铁打屏障，风刮不进、雨打不着。这显然就是现代社会盛行的“圈子”“站队”的古代表现形式。透过史料，我们还可以看出，严嵩由于深懂深谙“关系学”，善于笼络世宗亲信。他常常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计。
这些钱，虽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办学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但毕竟直接或间接地给当地百姓办了好事实事。故而，在严嵩故里，时至今日，依旧时常可以听到对他的不同评价之声。严嵩之奸是有目共睹的，严嵩之贪也是毋庸置疑的。当年在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3万多两黄金，200多万两白银。但仅仅说他奸或贪似乎是不够的。
严嵩是一个极复杂的人。他的书法成就很令人敬佩，相传“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建国后经学者邓拓考证并非如此，但这也足以说明他的书法在当时是公认不错。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严嵩的文学成就也很高，不少欣赏者称道其诗词“清丽婉约”。我很赞同有学者对严嵩的这段评价：
明世宗之初，严嵩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
严嵩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
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严嵩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岂能无守成之功？
当然，我们说严嵩并非一无是处，不是想为他鸣冤叫屈，更不是想替他翻案，盖棺定论的结论肯定有道理、有依据，应当承认。在这里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些看法，仅希望让大家看到严嵩此人并不简单。
严嵩的两面性，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研究严嵩时加以考虑的因素，不能一味认为非白即黑，或要么全黑要么全白。
做官为啥？当官做啥？历来是仕途人需要用言语和行为回答的问题。若仅为赚钱，就可能落入可惜“一生聚财无限多，聚到多时全没了”的怪圈和悲剧。
《红楼梦》里说的好，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就是提醒各位为官者，假如身居高位不老实不本分，早晚一场空。
这种典型的为官两面性做法，被人识破看透后，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人也“风轻云淡”地来一句：当今天下，何以不治？待到那时，严嵩就不仅仅是前车之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