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的历史，从其高祖赵朓才开始有较确切的记载。其家族世系为:高祖父赵朓→曾祖父赵珽→祖父赵敬→父亲赵弘殷。北宋建国后，分别追封他们为僖祖、顺祖、翼祖和宣祖。就大的历史背景而言，赵家四代百余年的历史，正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和唐朝的灭亡及五代的开始。宋代文献中关于赵朓的记载虽有几处，但大都是重复性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赵朓曾娶崔姓女子为妻，担任过唐朝的永清、文安、幽都县令(这三县都在涿州附近)。
赵家先祖
赵匡胤建宋后，赵眺被追封为“文献皇帝”。另外，还有个别史料记载赵朓“生于涿长于燕”，“以儒学显”，其祭日为“十二月七日”。这三点虽然未为研究者所重视，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
“生于涿长于燕”，说明赵家至少在赵朓之前已定居于河北了;“以儒学显”，据此大致可以断定赵朓是一个读书人，暗示了赵家的文化素养;“十二月七日”的祭日，同样可以折射出赵家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否则，这一具体的祭日是很难下传四代却仍能被子孙准确获知的。赵匡胤的曾祖为赵珽，娶桑氏女子为妻。
史书中对他仕宦生涯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历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一句。不少学者曾据此推断赵珽是“朝廷高级监察官员”，赵氏家族此时的发展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过，唐末五代官制混乱，藩镇的一般幕僚，甚至于军队中的小头目，都可以兼领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虚名，称之为“宪衔”，赵珽的“历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也很可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涿州赵氏传到赵匡胤的祖父赵敬时，有关记载变得丰富起来。
赵敬历任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属于地方高级行政官员。赵敬的发迹可能源于他的婚姻，他娶的是平州刺史兼幽蓟垦田使刘昌之女。刘昌是河北保州保塞人，大概懂得一些相术，他认定赵敬“非常人”，遂招为婿。史书中多称赵敬“少有大志”、“慷慨有大志”，少年时的赵匡胤在这一点上很像他的爷爷。
赵敬这一代，应是涿州赵氏在河北最兴旺的时期，但也就是在赵敬这一代，赵家因所依附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父子落败而遭受劫难，故他们由世代居住的涿州，迁到了百里之外的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赵敬的儿子赵弘殷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至于为何迁徙到保州保塞县，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赵匡胤的奶奶，即赵敬的夫人刘氏为保州保塞县人。赵家在保州的情况和在涿州时一样，也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综合现存的宋人记载，可以知道三点:第一，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是“宣祖之旧里”、“皇家之故乡”。
宣祖，是赵匡胤作了皇帝后对父亲赵弘殷的追封。
赵家在保州的后裔不止赵敬－赵弘殷这一支，还有赵敬的其他子孙一直留居保州保塞县，直到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真宗皇帝才想到这支宗亲，曾特别下诏旨，对这支“久安地著”的“天潢宗室”加以优待。
赵弘殷后来由保州南下，伤在河南，葬在开封，是有明文记载的。但他的父亲，即后来被追封为“翼祖”的赵敬，其葬地却没有明确记录，宋代就有不少人推测赵敬应葬在保州，“真宗即位，有言顺祖、翼祖葬保州者”。但也有“落叶归根”的说法，认为赵敬的陵墓应在涿州赵氏的老家涿州、幽州一带。当时赵氏后人对此已然弄不清楚了，宋真宗即位之初，曾专门派人实地“询访”，但最终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变难和迁徙之后，赵家在保州时已是怆惶潦倒，家道中落，完全成为一般的民庶之家。
国外学者竺沙雅章在《宋太祖与宋太宗》一书中说:“涿州赵氏世代都没有离开本乡，并一直担任涿州这一带的地方官，是这一地区很有名望的家族”，此说未必成立，因为涿州赵氏既有过迁徙，也有过成。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在北宋开国前四年，即后周显德三年(956)就离去了，北宋建国后，追赠他为昭武皇帝，庙号宣祖，其陵寝称为安陵。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无法对赵弘殷与其儿子的联系作出更多的论述，但大致说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对男孩来说，父亲可能格外重要。在父亲身上，男孩们看到力量、冒险、坚强与果敢，并有意无意地模仿父亲。
杜氏太后
赵弘殷出身行伍，同时也“好儒事”，有“访求书籍”的习惯。他的两个儿子皆擅武艺，也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儒学教育，这些应该与赵弘殷有关。赵弘殷从军多年，在战斗中被射伤左眼。他最高的军职是后周的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是中级军官。赵弘殷一生最大的“传奇”，是在一次风雪交加的旅程中，与“杜四娘子”成就了一世的姻缘，并由此生下了后来北宋开国时代的两位皇帝———宋太祖与宋太宗，也彻底改写了赵家的历史。宋朝建立后，宋太祖的母亲杜氏(902－961)被尊奉为皇太后。四十多年前“风雪杜家庄”的“杜四娘子”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她的子孙家人，也都成为皇亲国戚、天潢贵胄。
杜氏在宋朝开国后的第二年就过世了，史书中一般根据其身后谥号，称其为“昭宪杜太后”、“昭宪太后”，或“昭宪”。
历史上有关昭宪太后的记载要比赵弘殷多，《宋史·后妃传》就为其立有专篇: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赠太师。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既笄，归于宣祖。治家严毅有礼法。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燕国陈国二长公主。周显德中，太祖为定国军节度使，封南阳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于堂上，众皆贺。太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
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谥曰明宪。葬安陵，神主祔享太庙。乾德二年，更谥昭宪，合祔安陵。有关昭宪太后的另外两份权威文献，是她离去后官方发布的“遗诏”和“哀文”，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内容，但对她的生平事迹很少涉及。
除此之外，宋代其他文献中对昭宪太后也有一些零碎的记载，都是非常正面的，例如司马光在他的私人笔记《涑水记闻》中，就对这位本朝太后有着特别的好感: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领导，尝抚劳之曰:“赵领导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但当代史家却从司马光的这种赞美性记载中看出另外一些端倪。如“吾儿素有大志”，显然可以理解为“陈桥兵变”是经过长期策划的，而且这种策划也有其家人参与其中。
从后文叙述中我们还会看到，宋太祖的兄弟姐妹的确有人参与过“陈桥兵变”的谋划，而“聪明有智度，能断大事”的昭宪太后参与其中，也是可以推想的。
不过，“吾儿素有大志”，肯定也包含着母亲对儿子的喜欢和疼爱。天下的母亲都有“望子成龙”的宽泛期许，所以“吾儿素有大志”或许只是一句家常话语，过度解读，反倒消泯了人性的温情与美好。
宋太祖与母亲的感情很深。一般皇帝都是定期朝见母后，如汉武帝即“五日一朝长乐宫”。而宋太祖却无论如何繁忙，都坚持“朝夕见”，承欢膝下。即使是在亲征李筠的戎马倥偬之中，他仍然不忘在七夕节前给母亲写信，并奉上三贯“节料钱”让母亲看戏: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杜太后生辰的庆祝方式也很隆重，并成为后来宋代皇太后庆生的规制，如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韦太后八十寿诞，大臣们就上疏，请求“依建隆故事”为太后祝寿:恭惟皇太后新岁八十，面奉圣训，以正月旦日于宫中行庆贺之礼。
乞依建隆故事，率百寮诣文德殿拜表称贺，次率百寮拜皇太后笺表称庆，许臣等备上寿福物，于元日诣内东门拜笺表投进，使相亦许进奉。杜太后病重时，太祖“亲待医药，衣不解带，涉于数旬”，史家曾赞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虽然稍嫌溢美，但基本上还是符合事实的。就对宋朝的政治影响而言，昭宪太后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一是确立了“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传位原则，并据此形成了著名的“金匮之盟”，极大地稳定了宋初的政局;二是强调皇帝身居万民之上，必须有所畏惧，审慎勤勉地用好无上的权力，“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若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这番教诲“对宋太祖以至有宋一代防弊之政的形成影响颇大”。
后妃的品性，向来被认为联系到王朝的治乱兴衰，“礼本夫妇，《诗》始后妃，治乱因之，兴亡系焉”。而宋代的后妃，是历朝后宫中风气最好的，这在历史上是有定评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昭宪太后起了带头的作用:她健在时，她的弟弟杜审肇、杜审进虽贵为国舅，仍住在老家，未曾授予官爵。到北宋后期，更是“杜氏之后，阀阅微替”，“子孙不在仕版”。无怪乎《宋史·后妃传序》要赞扬杜太后“母范之正”了。
此后，不少后妃以杜太后为楷模。如宋真宗郭皇后，亲属“有以家事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贫欲祈恩赉，但出装具给之”。宋真宗因此对她“尤加礼重”。宋真宗杨淑妃对宋仁宗从小“拥佑扶持，恩意勤奋”，宋仁宗即位后，“尝召其侄永德见禁中，欲授以诸司副使”。杨淑妃一再推辞:“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杨永德仅仅做了个右侍禁。
纵观两宋后宫，虽然“宋代皇后自昭宪杜太后起都对政治有兴趣”，后妃不乏参预政事乃至垂帘听政者，但“并未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相反成了皇权顺利交接的保护者”，多数时候，“后妃干政只是一种夫妻式的贤内助”。这其中当然也有掺杂野心者，但并未对皇权造成大的危害。
结语
总的来看，在两宋后妃中，不乏有政治能力者，甚至有政治野心者，但受“祖宗”成宪所限制，她们都有较为明显的宗法大局意识，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等，都是如此，这与昭宪杜太后开国之际的垂范作用是分不开的。杜太后一母而生两天子，在宋代地位尊贵:本朝昭宪皇后，诞生二圣，艺祖之武功，太宗之文德，卓越焜燿，自经籍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这句话颇有母以子贵的气质。
不过，细细品来，能够在乱世之中寒微起家，做到一母而育两天子者，绝非寻常女子。昭宪太后“治家严毅有礼法”，“聪明有智度，能断大事”，“绝不婆子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女子的高远眼光与冷静头脑。这样的母亲，对孩子的培养和影响大都是正向的。平心而论，若没有昭宪太后的这种培养和影响，两个儿子后来的“文治武功”，怕是会逊色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