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城整体上体现了一种矛盾的生活状态：既“循规蹈矩”，也“离经叛道”。前期泗州城的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朝廷的规划，设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机构管理地方上的佛教信仰、坛庙。
明代泗州城内的僧伽信仰已逐渐没落，流传到现今苏闽浙地区，成为一般的俗神信仰；以往流传下来的坛庙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被地方政府官员时常祭祀；祖陵也因其与明代皇家朱氏的特殊关系，成为朝廷和地方官员保护和瞻仰的对象。又设置一些地方教化组织和州学，注重“培养”当地居民遵规守纪的意识。
一、房屋建筑特点
居民在经历了元末的战乱后，深知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之不易，积极投入生产。但也出现违背中央主旨的一方面，没有贯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地方居民因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其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富人、贵胄之家穿锦衣、吃细米、居装饰豪华的庭院；一般民众则是着布衣、食粗粮、住平板房。
后期泗州城居民这种差距仍有延续，“离经叛道”、违背中央主旨的地方增多，没有产生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反而出现诸多逾越礼制、追求奢侈的“时尚”。
下层胥隶脚穿官靴、身着丝绸等精美的衣服，丧葬嫁娶、宴享宾客多是大操大办，耗费良多，因此方志记载者多次提倡从简节奢。泗州地方官曾建祠纪念帮助一般民众减轻赋税负担的官员；泗州城居民从自己的生活需要反对高家堰的修缮加固。这些是当时民众功利性心理的真实反映，也体现地方的自主性。
泗州城内的功能区及房屋建筑特点泗州城从唐朝开始建设，至明代城市主体建筑已建设完成，在清康熙年间淹没于洪泽湖。
明清时期，我国的诸多手工艺技术获得发展。由于制砖工艺技术的发展，明代“除了增建规模宏大的长城和南北二京以外及中都，其它县城也都用砖包砌，民间建筑也多使用砖瓦”。
泗州城的民间房屋极好齐整，墙壁多用细砖砌成，相比以往用泥土浇筑成的墙壁，遇风雨不易倾倒，颇为坚固。屋顶则用横木架梁，其遮盖屋顶的材料就体现出贫富差距，有钱人家则是用大木板，一般人家就用瓦，贫穷人家则是用席子，三者开始时效果差不多，一遇渗漏翻新，木板与席子就不如瓦片价廉工省。
万历之后泗州城居也是“油添门面，彩画梁拱”，颇具华丽，体现了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中“奢侈”的特点。
泗州城中建筑材料大多来源于泗州城及郊区以外的地方。泗州当地的土产树木达三十多种，有些树木的种植与生长数量极少。泗州地区的竹子间或有之，盱眙、天长颇多，可以用来制作竹器，“其为茅屋之椽者则又来自口远商”，“俗又不肯种树平居，惟以荒草为薪柴，所需屋材棺料无不去诸远商”。
二、泗州城的交通
泗州城内修建有连接城门的大道以加强城池东西南北的联系，泗州城有五座城门，其中东门与西门、北门与香花门有大街相连，南门向北与东西大街相连，再往北延伸至泗州城鼓楼，从泗州儒学前直到南城墙则为仰圣街。
泗州城及附近内部也多联通小巷。直到万历二十七年，泗州城因为水患，被淹没的巷道也是不少。泗州大街城内十五条：城内八条，被淹一条；城外六条，其中前街的东边部分因水患筑堤占用。
泗州委巷城内二十七条，城外七条。万历时期城内巷道被淹居多，对其街道的修复方式或避免水淹的方式经常是填土增高街面。主要街巷区域泗州城内外形成两个主要街巷体系。
一是以泗州州治、卫治及附近政治建筑为中心的街巷体系，主要是方便城市官员及公务人员往来，街巷多规整平直，卫治东小巷、署官巷、旱馆驿巷、城隍庙巷、尼姑奄巷、玄妙观巷、州后巷。
二是以南门外的码头为中心的街巷体系，方便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状，有四条大街：“南门—码头”，“码头—泗水驿”，“码头—南门火星庙”，“码头—泗水驿闸口”。另有巷道五条：“南门—闸口街”、闸口街—城外堤、“闸口—水草庙”、三官庙西小巷、晏公庙东小巷，南门东西两边还有两临城小巷。此外还有一些次级街巷单位，大街、巷道开辟与修建的本意就是方便物资和人员的往来运输。
以香花门为出发点，除“北门—香花门”大街，向东有一条靠近城墙、延伸至南门的街道即牛市；向西有一条沿城墙再转向北连接鱼市的大街；从城门向南有一条直抵城外堤的大街。城内委巷有：“汴泗桥—香花门”，“香花门—西门城墙马路”。城外委巷：与牛市并列的牛市巷，靠近淮河的端家巷。
以东门为出点，除城内“东门—西门”大街，城内还有“临城小巷”、蔡家巷东城门外有一条西北—东南向的大街。以西市为中心，向西有连接桥头市的巷道，向北有连接真武庙的真武庙巷，再向西有东岳庙巷、庙后小巷，再往北是金家巷。
泗州城内大街与委巷的兴建多是一些政治与经济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应该更大。以泗州州治为中心的街巷体系有七条委巷；以码头为中心的街巷体系有大街四条、委巷五条。街巷多是借以附近存在的建筑、设施来命名。
城隍庙巷、尼姑奄巷、玄妙观巷、“临城小巷”等都是因为靠近城隍庙、尼姑庵、玄妙观、城墙而得名。有的还标示出街巷的方向，如卫治东小巷就是在泗州卫治的东边，州后巷即在泗州州治后。
遇水架桥，遇山开路。泗州本来也是一个河湖众多的地区，泗州城内外根据实际情况修建桥梁连接城市内外，为当地人的交往与社会生产提供交通上的便利。
从桥梁位置看，除天梯桥、通会桥、马家桥，泗州城内的桥梁多跨城河上和聚集在南门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选址与规划和城市经济贸易活动的影响。泗州城在唐宋时期因为运河经过、人员辐辏，城池逐渐兴建起来；护城河的本意是防御外地入侵，同时也不利于城内外人和物资的往来。
因此修建桥梁以促进城内外人员往来交流，如面龙桥、走马街桥、永宁桥、魏家桥、伏龙桥，泗州城东西南北门外原有板桥即吊桥，后因水患，改筑堤坝。南门外多桥梁多是其临近淮河、人员物资往来频繁的原因，如清淮桥因漕粮运输而建，浮桥就是因沟通泗州与盱眙而缆舟成桥。
从存费时间看，宋时修建的桥梁有五条，分别是面龙桥、伏龙桥、通会桥、新桥、清淮桥，面龙、伏龙二桥是宋太祖于此屯兵而兴建，很显然这是出于政治崇拜的目的。
通惠桥、新桥、清淮桥三桥皆宋时漕运河道上，是漕运发展的结果。到了明代中后期，城市桥梁一是因水涨淹没被毁，如马家桥、面龙桥、永宁桥、伏龙桥；二是得到政府有意识地整修，如通会桥、濯清桥。经过政府的整修，部分桥梁于康熙年间，因洪泽湖不断浸漫泗州城区而逐渐被淹，直至消失。若是桥梁本是建于水上、方便人出行的初衷，可以说泗州城桥梁成于水亦毁于水。
三、对外交通城市内部及周围的交通
为当地人的交往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泗州地区内驿站、津渡的设置则为当时人前往泗州城及泗州地区提供方便。泗州“北枕清口，南带濠梁，东连维扬，西通宿寿。江淮险厄、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走集也。天下无事则为南北行商之所必历，天下有事则为南北兵家之所必争。春秋战国两汉三国六朝五代宋金元末皆为战场”。
泗州的地理位置是当时经商、行军的重要路线，据学者韩大成统计，经过泗州水路交通干线有五条：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仪真县至泗州路；扬州府至山西平阳府的路；扬州府至陕西西安府路；扬州府由泗州至河南府路，泗州实是当时东南地区与西北的一交通孔道。
驿站。“按古者设郡邑，如路当孔道，而封壤又值辽阔则必设之驿以司驹，从馆谷之役。若滨河地方则置递运，所驾舟楫以供迎送”。泗水驿在城池南门外的淮河渡口处，往下可通清河、徐州等地，上可达颖、寿诸郡。正堂三间，由泗州太守浦朝柱题名皇华堂，前楼三间，由太守王升题名客星楼，前后有廊楼，下重门一间，又前大门三间，东西各有廊，久被水圮。驿臣宅西边，万历二十五年大火烧没，之后草草创建房屋居住、办公。徒具草房一间，没有砌墙，但设备俱全。
在驿站后面兴建屋舍供来往客人休息借住。不过整个驿站在康熙十二年时因毁坏严重就废除，不再使用。龙窝驿在泗州西边五十里，由宋代转运使所建。至嘉靖五年，泗州通判侯廷训征得上方同意改建双沟镇东。隆庆初年按院孙公丕杨裁废。递运所就在香花门东，被大水淹没，没有建设。嘉靖间泗水驿的东边新建，隆庆初又废除。
据《泗志备遗》记载，泗州“以北至虹，其陆路为一百八十里，往返凡四日”，说明当时泗州到虹县的日程速度是每日九十里。根据《中都志》中对泗州疆域界限的记载，泗州从陆路到淮安、桃源、宿迁、五河、凤阳、滁州都是三四日都能往返。
津渡。泗州濒临淮河，处在淮河与泗水的交界的地带，津渡也是当时一主要的运输方式。而淮河在清口与黄河汇合入海，进入淮河后可以进入黄河运道。淮河中上游地区的物资可以顺淮河而下，在淮安清口，转运至东部的南北方；东部的物资也可以转运至凤阳等地。泗州城周围分布着一些津渡，向西主要是通往凤阳府、盱眙等地，向东主要是通往盱眙、富陵湖等地。
凤阳与泗州城相距较远，从凤阳府治到泗州城只需两日：从凤阳府经水路一日可达双沟集附近，再一日就能抵达泗州城，相比当时的陆路往来时间相差不多。沿途经过的地区较多，不难想象二地人员往来过程中与沿途地区存在交易活动。
明代泗州城及泗州地区本身的生产相对不足，而凤阳府等地作为龙兴之地，得到朝廷重视，生产的粮米等资源向外转运，如漕粮。盱眙、富陵湖的东南方就是富庶的苏浙地区，泗州城实际也通过盱眙、富陵湖等地与苏浙地区产生交流。
交通工具。泗州城距离淮河只有二里之远，附近又有护城河包围，出行需要船只。按照其用途，泗州城及附近地区的船只可分为民用、官用两种。民用船只多是自家使用，多用于捕鱼，有时也会满足文人雅士泊船独钓的志趣。
万历时期的泗州十二景中有景：“关内渔舟咏月”、“堤前商橹吟风”，前者是当地渔家在休息时划船泛舟唱歌的场景，后者是经过淮河外地船只在风平浪静时摇桨唱歌的情景。官用船只是政府为了国家与当地生存或方便政府人员出行所设。
总结
泗州地区位于当时南北大运河附近地区需要支持当时泗州的运河事宜，泗州卫需要及时维持当时漕粮的运输。为了保护当时的河流正常通行，泗州地区特意设置浅船，目的是及时疏通河流淤塞，保证河流的通畅，减少水患，保证大运河的通畅。当时将驾驶官方船只出行的人称船夫。除了船只，万历时期将泗州地区将抬轿者称走递夫、称在泗水驿服役之人为水夫，说明当时泗州地区也有轿子、马匹等交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