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数学家袁亚湘在国内的科研之路是从一笔1.3万元的经费起步的。
1988年，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的袁亚湘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28岁的他得到一笔1.3万元的科研经费。
对从事基础研究的袁亚湘来说，当时这笔“不少的费用”足够开展一些研究。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
深知科技人才起步之艰难、培养之不易的袁亚湘，只要有机会就会为年轻科研人员鼓与呼。哪怕他做了所长、院士，乃至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从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袁亚湘的提案总离不开青年，离不开人才，只因他深知“国家兴盛，人才为本，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进行专章部署、集中表达，意义深远。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高松认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不可阻挡的复兴进程、不可避免的大国竞争，对创新型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而创新型人才的战略内涵在于能够引领未来。
“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高松说。
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一道必答题
80后刘争是一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精心调研准备的两个提案都和创新型人才有关。在这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看来，科技创新最终还是靠人才。
他梳理航天制造技术发展现状发现，距离应对未来航天重大工程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高校的实验室重点解决“0到1”的突破，离工程应用还有差距，而航天制造企业长期依赖型号牵引……说到底，还是缺乏专门的工艺研发体系和相应的人才。他提交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聚焦以航天制造龙头企业为核心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强强联合。
他的另一个提案直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据人社部测算，2020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为750万人，人才缺口达300万人。到2025年，人才需求将达900万人，人才缺口达450万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刘争认为，响应这一精神，要从培养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技能人才做起。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前科技事业用人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企业用人体系未能跟上技术发展速度；另一方面，院校培养相关专业人才需要建设专业、招收学生、培养输出，又滞后企业需求2-4年；而随着智能制造技术发展，大量劳动者的经验和技术被集成到机器设备中，下一代从业者需“吃透”技术才有可能创新发展，从业要求不断提高。
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命题，隐藏着一道必答题：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刘争建议，构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评价标准；进一步提升薪酬待遇，增加科技创新领域对高素质青年吸引力。
来自农业科技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邓乾春对此感触颇深。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对我国特色油料产业的发展如数家珍：葵花籽、芝麻、亚麻籽等特色油料资源丰富，年产量达到1200万吨，且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但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该产业存在价值挖掘不够、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等诸多难题，产业韧性亟待提升。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邓乾春认为，相比大宗油料，特色油料种类多、差异大、特异性强，围绕全产业链布局特色的价值链、人才链、平台链设计不足，领军人才、顶端人才数量有限，构建特色油料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集聚不足。
他建议，加强对特色油料全产业链人才培养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形成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专业性强的平台集群，打造提升特色油料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
打牢科技大厦“地基”需要教育发力
在不少人看来，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事业大厦的“地基”。袁亚湘认为，基础研究需要一大批真正热爱科学、甘于寂寞、执着钻研的人，需要一批创新型高水平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好奇心总是不足？有的学生高考成绩非常好，但为什么创新点不足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溯人才培养的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一条线，需要统筹考虑。
他说，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研究一样，“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做不好，根基打不牢，再往上也很难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李鸿彬今年带来一份建议——加快建立健全拔尖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的实践探索，打通中小学贯通培养渠道，并建立层层选拔、集中培养的有效机制。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校不仅仅是向国家和社会输出科技成果，还输出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认为，最大程度发挥青年的聪明才智，让青年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是当前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发现，当前在资源分配和评价方面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如资历、年限等，成为青年人才早日脱颖而出的阻碍；用人单位只重引进，不重培养和服务，也无法为青年提供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此外，一些急功近利的不良社会思想也会影响青年人才的成长。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我们要改变‘一刀切’的评价标准，破除年龄、资历的束缚，合理调整职称、绩效等指标与实际贡献的权重，让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能沉下心来做科研。”施卫东建议，建立符合科研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和体现人才价值的评价体系。
最大程度释放青年人才活力
如何激发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科技委常委袁斌今年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当前青年科技工作者已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主力军，然而青年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何让青年员工踏实工作、减少后顾之忧，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推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我国急需引用、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高端创新人才，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用好现有的人才资源——释放青年人才的活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生动力。”袁斌说。
他以自己所在的单位为例，在人才使用方面，要不断挖掘、发现青年科技人才，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赋予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人才评价方面，可以尝试建立以基本信息、业绩贡献、工作经历及人才培养等为内容的综合积分指标体系，并应用在职称评审、岗位能力等级评定等领域。
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施卫东告诉记者，要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初期科研、基础科研经费支持力度，要给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鼓励青年人才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在原创首发上有突破。
这和袁亚湘2021年的提案——“禁止对青年学者设定不合理定量考核指标”不谋而合。
袁亚湘曾提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续聘、升职等多重压力，过重的学术压力不利于他们安心工作。他认为，有的高校、单位设定了定量考核指标，这种算“工分”的做法显然不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也不符合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规律，会误导青年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将严重影响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良性发展。
这份提案在当年引发不小反响。科技部相关司局后来回复称，将针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和发展特点进行一些改革，此前过于注重科研工作数量的做法将逐步矫正。
今年2月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情况。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专门就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三大目标统筹部署推进，瞄准的都是现代化强国……重点还是要落在科技人员身上，中国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以人才强、科技强达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
会后，王志刚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追问补充道：“未来任何事业，青年是最大的希望，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未来要吸引更多人学科技，还要鼓励他们去干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