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山西长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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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年间，好歹还出现过“天威大振，朔漠一空”的灵光乍现；弘治年间的小修小补虽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至少还可以看到短暂的治世曙光；可是到了正德年间，爷俩开大规模修边之始的那道墙也没能拦住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朱厚照，以至于大明王朝“祖宗天下，至正德间几倾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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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发展时期
瓦剌盛极而衰，鞑靼开始崛起。至成化年间，鞑靼诸部开始大规模驻牧河套地区，“不时出没，遂为门庭之害”。这些被称之“套寇”的蒙古部落成为了大明王朝中期延续百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史称“河套之患”。
成化初年，继位不久的明宪宗朱见深采纳了“大举搜河套，驱虏出河外”积极主动的防御策略。事与愿违的是，“前后所遣三大将朱永、赵辅、刘聚，皆畏怯不任战，卒以无功”，“敌据套自如”。即便是随后取得了红盐池、韦州之捷之战这样“天威大振”的胜利，还是动摇了复套屯垦的决心。
积极主动的“搜套”被消极防御的“筑墙置堡”之策所替代的原因，除了和大明王朝“固守边疆”的消极防御策略相违背外，另一方面则是国力衰退边备废弛，各种问题多而繁杂。
自正统年间遭到破坏的军屯，此时“屯田政废，冊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倒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粮饷不足加之卫所制度弊端日益显露，“在边军士，多有衣不遮体，食不充口，瘦损尫羸，形容枯槁”；军队“操练无法，功次升赏未当”，“营军久苦工役”，“军丁开作逃亡”，“见在守城正军，每卫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战”；重要的是，宦官横行奸佞当道，天灾人祸并行，综合国力开始衰败的大明王朝羸弱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能提供“搜套”后移民屯垦的足够保护。
相较之，“筑墙置堡”之策成了具有一定成效且相对经济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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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内外长城走向
“沿边筑墙置堡”之策是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的余子俊于成化七年首提。然而从成化七年的上疏筑边之事到工程起步动工，拖延时间竟长达三年之久。各种原委，也就不言而喻了。
成化十年（1474）闰六月，“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的榆林长城竣工。以此为标志，开启了大明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墙之始。
但这种“抛地守墙”的军事退缩使得河套逐渐成为蒙古诸部落的盘踞之地，也使得原本处于腹地的山西都司所辖“西接黄河”的偏头关，“与套虏仅隔一水，其保障尤难也”。
成化二年（1466），于偏头关“北六十里，起老营鸦角墩，西至黄河岸老牛湾，筑墙百四十里，号二边。而三墙在关东北三十里，起石庙儿，至石梯墩，凡七十里，四墙则在关北二里，起鹰窝山，至教场，百二十里。后复以时增修，比之二关，尤为严固。盖山西惟有偏头亦称外边，与宣、大角峙。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全晋也”。也是在这一时期，为了策应偏头、雁门两关，成化三年（1467）特在宁武设关。
至此，以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为主的三关防御系统大体形成，尤其是偏头关和雁门关一带的城堡防御体系基本完成。原为大同后方补给的三关，成为“遮绝宼冲，障蔽畿甸”的长城防御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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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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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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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关
作为拱卫京师的大同，于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和二十年（1484）七月，新设平虏卫和井坪守御千户所来加强防守。至此，山西行都司的卫所建制稳定下来，共领卫14个。
成化十三年（1477）余子俊主政兵部之后，再到成化二十年抚巡大同，是大同全面开启修筑边墙、墩台和城堡的时期。
在正统年间修筑的边墙基础上将宣大交界处属于宣镇一侧的边墙加以修缮；而后历时五年（成化八年至十三年）将大同所属边墙做了全面的修整，“三路计修边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到成化二十三年再修“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丈六尺，水口十，关门一，墩台七”。
边墙修复的同时，“西至偏头关、东西六百余里，其中每二里许筑墩台一座，每墩阔方三丈，高亦如之”。加上广泛修筑的民堡，构成了大同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明宪宗朱见深病死，遗诏太子祐樘即帝位。进入到有着“治世”美誉的明孝宗弘治时期。
针对积弊日深的北疆边防，明孝宗采取了系列整军治边措施。
首先，严谨武官任用。“严核诸将校，照依军政事例，从公考选。年力精壮、谋勇可取者，存留管事。老病、贪婪、误事害军者，黜退差操”。此后，每五年一次会考，包括锦衣卫官也进入到考选行列中。
其次，强化军士操练。实行“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以三日演武”的操练制度。
再者，整肃边防军纪，严明赏罚。实行镇守将每岁考核制度，“操行无失者，奏请旌异，其有废弛者，参奏革去”。
还有，“岁例银”逐步成型。在军屯体系破坏严重的前提下，加大对边防的财政支出，给予北疆边军增发“边储银”与“赏边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确立“守为长策”的战略防御方针，完善边防体系。弘治初年，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针对北部边防提出一套以宣、大为中心的总体战略防御计划，以大同为中心建立三路防御体系“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
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进一步修缮边防设施，主要是长城立体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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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三年（1490），对山西都司所辖三关进行修缮，“修筑偏头关边墙一百二十里，补黄河边墙二千六百余丈，添筑宁武墩堡十座，挑浚横山壕堑长二里，补雁关墙及铲削壕堑共五十八处”。
弘治八年（1495）十月，修筑“东至宣府西阳河，西至偏头关，延袤六百三十五里”的边墙。
弘治十年（1497）十二月，再度进行修缮“东自宣府界，西至偏头关，其间旧墙坚固尚堪防御者百五十余里，令欲补修葺者半之，改筑者倍之，并欲斩崖、挑壕、增墩、益堡，大约不过五百余里”，工程一直延续到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方才完工。
自此，弘治时期的大同长城防御体系形成大小边两道防线。关于大边、小边，“昔之守臣，盖尝于九十里外筑小城，曰小边；又于百里外筑大城，曰大边。”
为了加强其整体防御能力，大边、小边内外继续修建防御设施，包括堡、墩台和烽火台。“小边外挑品字窖坑，深阔各四五尺，有山冈处筑墙三四道，使虏不得长驱”，“小边以里，东自宣府、阳和，西抵偏头关、老营，每四十里筑一堡，设衙门仓场，起营房，领官军千人久驻屯种”，“度水浆便利之地，每十里增筑一垒，高深一丈，使互相联络”，“择其地，或三五村，分别军民，筑以堡寨，务令高坚，给以兵器，有警各令军卫收逐入堡”，“南至朔州，北至马邑，量墩台相去远近于中增设，使烽火相接直抵大同城南”“昼举号旗，夜举灯笼，使相次飞报”，“冈岭之上筑墩台，无事以近地屯种之人守之，有警则增军瞭望”。
边墙、营堡、城寨、墩台的结合，突破了之前单一的边墙，构成了大同地区静态阻隔与动态作战、前沿防御与纵深防御相互配合的立体长城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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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洪武、永乐年间的北疆防务而言的话，弘治年间的边防整顿也只能算小修小补而已；奈何积弊年深日久，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善也无法从根本解决军事力量日益衰落的趋势，但相比正统之后直到明末，弘治年间还算得上最好的时期了。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十六岁的明孝宗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朱厚照闪亮登场，宛若脱缰野马般随心所欲到娱乐至死。
明武宗朱祐樘的一生极具个性色彩，除却具有大明王朝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大统的高贵皇室血统外，所干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帝王经理论”，更像一个多才多艺且败家玩意的纨绔子弟。当娱乐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之时，什么都无法阻挡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的步伐。篇幅所限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另辟蹊径的高论，认为其肆意妄为乖张行事的背后是向往自由摆脱束缚的的自我放飞。至于宠信奸佞，那是为了和内阁代表的文官势力争取权力来实现自我价值，进而达到皇权巩固和政权稳固的效果。不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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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有“京军不能调外，边军不能调内”的祖制。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明武宗打破祖制，“兑调京营、宣府官军，令其往来操习备御”。此后，频繁征调边镇驻军入卫京师，并不时将京军与边兵进行互换，造成边防空虚。
至于明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时刻的应州之役，“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五十五人，乘舆几陷”的战果，有高达近万人被论功行赏，“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被粉饰渲染的“应州之捷”，居然再被拔高至御驾亲征震慑蒙古诸部“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实际情况是正德十二年（1517）蒙古小王子达延汗死去，蒙古诸部进入分裂再整合阶段，自然无大规模的南下牵绕了。
正德时期的边军将领，“每遇虏入，小失则隐匿不报，大虏则益张虏声，以十百为千万，动称兵寡难敌”。甚至出现“一遇降人，尽被屠戮，头充首级，马入私囊，官攘其功，军分其利。”
此等情景，大明王朝“至正德间，几倾覆矣”！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同的人，在这面镜子里会看到不同的景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历史悠久、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明朝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山西长城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