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谈到唐朝的灭亡,都会谈到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者是唐朝衰亡的最重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经济原因。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经济的原因,唐朝也不例外。而唐朝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财政短缺,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本文就谈谈财政危机是如何拖垮了唐朝。
一,唐朝财政危机的出现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也就是租庸调制度。唐朝前期推行均田制,也就是将国家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则为国家提供租庸调以及兵役,所谓的“租”为田租,庸是以“钱”代役、调是就是户口税。
这种近似于乌托邦的土地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由于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的土地也减少了。到了唐高宗时期,土地已经严重不足。原本均田制规定每户可以拥有120亩土地,不过实际上可能5亩都分不到。虽然土地份额不足,但农民的租庸调份额却没减少,如此农民就只能选择逃亡,躲避赋税,均田制走向瓦解了。
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农民逃亡是政府不允许的,因为这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武则天和唐玄宗就大规模清查户口,历史上称为“括户”。721年,唐朝就找出逃户80万户。由于没有土地分配,政府无法让这些逃亡的户口重回原地,只好承认他们的“客户”地位。
逃亡的人口规模巨大,唐朝不可能用租庸调向他们征税,于是增加了户税、地税等税种。在开元年间,地税已经成为了国家重要的税源,甚至已经和租庸调征收的税额相等了。但是户税和地税的征收面远远大于租庸调的征收面,也就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户口大量下降。同时,唐朝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减少了不少,华北各藩镇的赋税也不会上缴中央。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朝的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了。开辟新的税源,成为了唐朝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方式。
二,两税法的出台
安史之乱后,唐朝首先以提高税率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危机。769年,唐代宗提高了对八等户、九等户收税的收税标准,八等户的户税从天宝年间的452文提高到了700文,九等户从220文提高到了500文。到779年,唐朝的户税总收入达到了600万贯,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两倍多。
地税也在不断提高。763年,地税是每亩2升,到大历五年,上田每亩税5升,新开垦的荒田也要2升。以前是每年征收一次,现在变成了每年征收两次。766年后,又新增加了青苗钱每亩15文,以及地头钱每亩25文。
户税和地税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租庸调的税收却日渐减少,直到被彻底替代。779年唐德宗任命杨炎为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主要措施就是将所有的税收统一为春秋两次征收。两税法的推行,简化了收税的程序,并且主要以财产作为收税多少的依据,变得合理了。两税法的推行,暂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不过两税法的推行也是“竭泽而渔”的表现。此政策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土地的兼并,于是兼并之风更加盛行。与此同时,自耕农的破产速度也加快了,逃亡的农民不断增加。在两税法推行后,唐朝历代皇帝还会在两税法之外继续增加新税,如青苗钱、义仓税、间架税、茶漆税、茶税、榷税、盐税等,可谓“苛政猛于虎”。
两税法推行后,唐德宗自以为百姓得到了实惠。784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唐德宗在这一年游猎于新店,寻访了这里的赵光奇家,问“百姓高兴吗?”。赵光奇说:“不高兴”。唐德宗疑惑道:“今年大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道“因为朝廷的诏令言而不信,之前说除了两税之外,其他的都免了。现在征收税两税之外的已经超过两税。后来官家又强制征收粮食,一开始让百姓将粮食运到路边,现在直接要让我们把粮食运到京城,路途遥远,牛死车坏的情况屡见不鲜,搞得家破人亡,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
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少征收吧,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入不敷出;如果多征收吧,又会加大地方的矛盾。不过唐朝后期皇帝基本都是短视的,他们只管满足朝廷的开支,不管民间死活。安史之乱后,地方的农民起义就不断,唐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开辟新的财政来源——榷盐
两税法的推行虽然扩大了征税的对象,提高了税率,但是难以弥补唐朝巨大的财政缺口。唐朝想要运转国家机器,就必须要增加新财政来源。唐朝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盐。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只征收盐税,而现在,盐税显然是不够的。
在安史之乱期间,河北的颜真卿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模式——榷盐,也就是国家垄断盐的经营。此后,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开始将榷盐推广到全国。为了尽可能增加收入,第五琦推行了官产官运官销的垄断政策,几乎将整个盐业的收入都掌握在呢政府手中。榷盐推行的第一年,国家就得到了40万贯的收入,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六晏上台后,又继续对榷盐进行了改革,推行了官办商运的方法,提高了运转的效率。经过六晏的改革后,榷盐收入已经占据了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了780年,榷盐收入已经占据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所谓“天下财赋,盐利居半”。
唐德宗年间开始,开始推行两税法,榷盐收入在财政上的比重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不过总量却在不断增加。在元和年间,榷盐收入高达728万贯。
榷盐收入不断增加,损害的却是百姓和商人的利益。由于政府垄断经营,盐的价格也随之飙升。在开元年间,盐每斗10钱,第五琦就提高了10倍,每斗110钱。唐德宗时期,提高到了370钱,许多老百姓只能选择吃淡食。
朝廷推行垄断,进行暴利经营,那民间必然有人铤而走险。非常巧的是,推翻唐朝的那一帮人,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的。这些人包括王仙芝、黄巢、王建(前蜀建立者)、钱镠(吴越国建立者)、徐温(南唐建立者)等。这些人通过贩卖私盐,获得暴利,同时也悄悄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和朝廷对抗。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贩卖私盐的发动了农民起义,另一部分则趁机演化为地方割据势力。总之,两者瓦解了唐朝在地方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