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羊史记.看新鲜的历史
撰文：梦貘貘
插画：发达蚊
上个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大概只有顾颉刚先生给我们的打击最为沉重，他在《古史辨一》中考据：“禹，《说文》云，‘虫也，从禸（róu），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
后来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插播了一位口吃的鸟头先生，“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
很明显这位形象极为可笑的鸟头先生，鲁迅是用来影射顾颉刚的（顾颉刚先生有口吃的缺陷）。所谓的“文人相轻”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得到了最为鲜活的体现。
虽然我们无法苟同顾颉刚先生的脑洞大开，但是他开创的古史辨派给了我们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方法，特别是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观点，其独特的历史视角让我们有一种顿悟感。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包含着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如果现在我们从一些零散的史料中考察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伯夷考的生平，就会发现这位历史人物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的衍变和再创作，的确印证了顾老先生的历史观。
#01.
说起伯邑考，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是一位俊秀、正直、坐怀不乱又充满孝心的年轻男子。这都有赖于明代小说家许仲琳在他所著的《封神演义》一书中成功的对伯邑考的描绘。
在小说里，伯邑考是个莽撞的孩子，父亲被囚七年，作为长子的他不听众臣子的劝告，执意要去朝歌解救父亲。不曾想，妲己看到伯邑考后，情愫暗生。百般挑逗于他，他却板起了脸，义正词严地对她进行了一场说教。
妲己不禁恼羞成怒，反向纣王诬告伯邑考调戏自己。于是纣王下令将伯邑考剁成肉酱，着厨役用佐料做成肉饼，赐与西伯昌。
这是纣王布下的“钓鱼执法”之计，如果西伯昌吃了，就说明西伯昌并非先知圣人，放他回家也不担心他反身咬自己一口。如果他拒绝食用，就要把他速斩，以免留下祸患。
不料西伯昌早已算出自己要面临这个两难的抉择，因此当使命官来到之时，谢恩之后，他面不改色地连吃了三个肉饼。
不久，西伯昌果真被纣王放回，刚回到西岐，他就从马上跌下来，众人忙将他扶起，只见他从喉咙里吐出三块肉羹。肉羹落地后生出四足，长上两耳，变成三只小白兔往西跑走了。
其实，伯邑考的悲剧形象并非许仲琳首创，西晋时期的学者皇甫谧创作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有这样的描述：“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另外号称是西周初年姜太公创作的《太公金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文王问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chuò）予’”。此书最早被收录于《隋书·经籍志》中，其成书不会早于汉代。
公元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发现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其中简号为2264和2263的竹简上可以辨认出：“君唯有善有质子于殷，周文王使伯邑巧（考）死，有诏必王食其肉，免其血。”而其书经专家考验最早不会超过战国时期。
由此可见，明代的许仲琳正是借鉴了这样一类史料创作了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那么历史上，伯邑考真的死于纣王之手吗？
翻看先秦时期的史料，声讨纣王行为不端最为古早的记载是《尚书·周书·牧誓》以及《尚书·商书·微子》这两篇文稿。总结一下，纣王的过失不过有五处：
第一点：帝辛是个“耙耳朵”，“牝鸡之晨”导致面临着家败国灭的下场；
第二点：帝辛废弃祖宗的祭祀传统，“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或“攘窃神祗之牺牷（quán）牲”；
第三点：帝辛不搞家族企业、不尊重长辈、也不团结兄弟，“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第四点：奸佞小人当道，任由其残害百姓；
第五点：懒政怠政，酗酒无度。
从以上总结的几点来看，纣王至多算是个“中二期”的昏君而已。可是到了春秋末年，就多了一条“刳比干”的罪名（《邓子·转辞篇》）。战国时期，纣王的罪名又增加了数条：“醢（hǎi）鬼侯”、“脯鄂侯”（《战国策·赵策》）、“为炮烙刑”（《荀子·议兵篇》）。
到了汉朝，在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挖掘”下，又“出土”了更新鲜的八卦：“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新序·刺奢》）。再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烹伯邑考为羹以“赐文王”（《帝王世纪》）、斫老者“胫而视髓”（《水经注·淇水卷》）。
通过这样不断地层层叠加，帝辛同志顺顺当当地化身为暴君的代言人。而《尚书》中连帝辛爱酗酒的黑料都拿出来大作文章，却对他以上所有的残暴地杀人行径都视而不见。就这一点而言，后期出现的这些“史料”，其真实性实在是有待商榷的。
因此，南宋时期的史学家郑樵在谈到伯邑考的死亡事件时就作出了如下的回应：“按文王以伯邑考质于商，为纣御，纣曰：‘吾闻圣人不食其子。’乃烹伯邑考，以羮遗文王。文王得而食之。纣曰：‘孰谓昌为圣人？’此皆诞语也。”（《通志》）
#02.
撇开那些后期史料的加工润色和文学作品的加持，历史上真实的伯邑考，他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老实说，要想弄清楚这些有些困难，一方面，现存的一些先秦史料中，对伯邑考的记载不仅简单粗暴，很是模糊，而且有的史料还互为矛盾。
不过我们首先可以确认的一点，伯邑考的确是西伯昌的长子。
《史记·管蔡世家》在一开篇就给了我们答案：“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厓季载最少。”
按《白虎通义》曰：“以时长幼，号曰伯仲叔季也”，因此从称呼上就可以确认伯邑考的嫡长子地位，武王发乃是次子，他如果没有成功上位，应该被称为“某仲发”。
如果说伯邑考是长子，为什么周文王要立武王为继承人呢？
对于这件事情，史料却给我们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一个是“舍”，一个是“前卒”。
《礼记·檀弓》说：“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史记·管蔡世家》也陈述说：“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至于原因，司马迁给我们解释说：“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至于伯邑考如何不贤，原因却始终讳莫如深，我们很难在先秦的史料里窥知一二。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记载：“伯邑考知群心贰，自引而瞠，顺神明也”。这可能是史料中唯一一处以伯邑考为主角来描述的一段文字，甚至作者还细腻地加上了心理活动的描写，平面的形象一下子变为立体，让我们不禁对这段文字产生“遐思”。
据此许多人认为，伯邑考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历史上，很有可能也发生过一场西周版的“玄武门之变”或者“九王夺嫡”事件。前人不写，只是为了给已经“超凡入圣”的周武王保留一丝神秘（圣）感。
似乎历史的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可是，且慢！
#03.
顾颉刚先生考证，《逸周书·世俘解》即为已经散佚的《尚书·周书·武成篇》，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此篇应成文于西周初期，因此它在历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逸周书·世俘解》有云：“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武王将自家有过功业的祖辈，从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一一将他们的神位列于庙堂。
“太王”指的是古公亶父，“太伯（泰伯）、王季（季历）、虞公（仲雍）”都是太王子，“文王”是武王的父亲，而“邑考”就是武王的长兄伯邑考。
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周时以嫡庶长幼为贵贱之制，商无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与已立者同”。西周初期则延用了商朝的这项宗法制度。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武王伐纣的那个时期，伯邑考已经过世。他何时离世，史料中已经缺失了这一环，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含糊地记录一句：“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清代崔述所撰的《考信录》上转载了《大戴记》中的文字：“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据说周文王去世的时候已经97岁了，在那个时代，伯邑考如果想挺到文王去世，想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殷商时期的王位继承制度采用的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而父死子继为辅。因此即便是伯邑考有儿子，处于变革初期的周文王也不太可能打破故有的礼法，将继承权下发给自己的孙子，这估计就是武王成为太子最主要的原因。
“早卒”两个字仿佛太过平庸，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在这两个字中挖掘出更多的内容，伯邑考是病死、是战死、抑或是如同有些学者揣测的那样，死于“食首子”这样的风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无法点头确认的事情。
好像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时间，讲述着伯邑考的生平，结果啰嗦了半天，总结起来不过是：他出生了，然后他又死了。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人生，可能让许多人瞬间失去探究这段历史的兴趣。
如果说强者创造了历史，那么无数貌似平庸的人则点缀了历史。我们的乐趣正是通过层层的解密，揭开掩盖在某一群人甚至某一个人身上的面纱去触摸那段历史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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