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制度给予了天子最高权力，使其处于独尊地位。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不足以掌控百官，加上皇帝自己也会犯错，于是就诞生了专司弹劾的台官与执掌谏言的谏官，统称为台谏，用于拱卫皇权。
在宋代，台谏发展到新阶段，职权开始混淆，逐渐合二为一。同时，台谏中“风闻言事”的特点开始显露，谏言不再需要真凭实据，仅凭传言与臆测就可以定罪。这样一来，台谏的作用越来越大，与当时盛行的党政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官员的贬黜。
一、台谏的功能与特点
（一）何谓台谏
所谓“台”是指御史台，其主要职能是监察文武百官，向皇帝报告百官的错漏之处，进行弹劾。御史台中，主要的职位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以及监察御史等等，统称为台官。
而所谓“谏”则指谏院，其主要功能是纠察与指正皇帝的政令以及言行之类，对皇帝进行劝谏。谏院中掌握权力的官员有谏议大夫、拾遗、补缺等等，统称为谏官。比如杜甫就曾被唐肃宗封为左拾遗，所以人称“杜拾遗”。
在唐代以前，台官与谏官职权分开，各司其职。到了宋代，御史台与谏院的职能渐渐混淆，御史台可以纠察皇帝的言行，谏院也能弹劾百官。更重要的是，台官与谏官的选用方式也趋于一致。
其选用流程都是由宰相在德才兼备、资历颇深、品级不低的官员中挑选，而后将名单呈报给皇帝，皇帝亲自确定台官与谏官的人选，最后还需经过中书省授予职权，才能真正成为台谏官。
（二）风闻言事
宋代台谏，最大的特点就是信用风闻言事。
风闻言事并非宋朝独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风闻奏事”，设立“巡行风俗史”，巡查郡国，将违礼暴虐之人治罪。
而风闻言事则开始于武则天一朝，在宋朝逐渐成熟。
作为监察官员的一种方式，风闻言事无需亲眼所见，只要听到相关传闻便可以上报天子。
除此之外，风闻言事还有三个特征，一是“不问其言所从来”,不追问消息的来源。
宋仁宗时期，武将王德给皇帝送了几个美人，被谏官王素得知，进行弹劾。仁宗的私事被当场揭开，怒不可遏，追问消息来源。王素则云淡风轻的表示此事出于风闻，无需上报来源，仁宗也拿他没办法。
第二个特征是“不责言之必实”。就是说台谏官只需弹劾，无需核实，就算被证明是谣言，也没有过错。
御史蒋之齐弹劾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氏有染。欧阳修是两朝重臣，被弹劾的又是足以赐死的罪名，而且这消息毫无依据，宋神宗不信其言，命令他说出消息来源，一来二去找到了蒋之齐的上司彭思永。
彭思永面对神宗的诘问，只说年老昏聩，记不清来源。此事属于谣言，但蒋之齐与彭思永并未因此被治罪。
第三个特征是“不先白台长”。这是指台官和谏官可以跳过御史台与谏院的长官，直接呈报皇帝。此举是为了防止御史台与谏院变成一言堂。
（三）道德攻击
除了风闻言事之外，宋代的谏官还擅长对官员进行道德攻击。官员的政绩高低自有一套通行的标准，而道德上的攻讦则可以通过风闻随心所欲。
上文所言欧阳修政绩突出，无可指摘之处，台谏官便编造他与儿媳妇乱伦之事，试图以此治他的罪。此外，在弹劾的奏本中，多有诋毁之词，如宵小、豺狼、奸邪、小人之类的词语不胜枚举。不论所弹劾的是否属实，先从称呼上对其定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对涉事官员的态度。
宋代的台谏官对道德攻击如此热衷，难怪宋仁宗时期的官员刘沆会说：“台谏官……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
道德攻击难以自证清白，于是便成为了台谏官党同伐异的工具。
二、台谏与党政
（一）宋代的党争
宋代的台谏制度如此特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有宋一代盛行的党争紧密相连。
其实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便考虑到党争的祸端，加以预防。唐朝时，每当考生中举，都会对主考官感恩戴德，自称“门生”。宋太祖为了预防他们联合，将殿试变为定制，中举者皆由皇帝钦点，由此成为“天子门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党营私之事。
但是宋朝重文轻武，给文官的权力太过，必然会导致官员相与为党。在宋真宗时期，王钦若与寇准就开启了党争，最后以王钦若的胜利而告终。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张改革旧政，实行“庆历新政”，就自然与旧派势力代表吕夷简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庆历新政半途而废。
到了宋神宗时期，党争愈演愈烈。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熙宁变法，因为反对的呼声太多，而被迫废止。高太后主政时期，更是尽废新法，还政于旧党。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将祖母的法令一一更改，重新恢复父亲宋神宗的改革。
新党的执政延续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新党代表蔡京还设立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对元祐时期的旧党代表苏轼、司马光进行羞辱，并禁止他们的子孙参政。
（二）党同伐异的台谏
新旧两党势同水火，可以随心所欲弹劾官员的台谏官，就成了两党相互攻讦、罗织罪名的最好工具。
沈松勤在他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总结了北宋党政三部曲，首先是新帝登基，尽废前政；而后是君主与所支持的一党合力控制台谏；最后是利用台谏制度，击败另外一党。可见台谏在党争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而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更是使御史台和谏院成为谣言的温床。党争之时，台谏官大肆编造敌对党人士的谣言，一旦成功，自然能扫除对手。即使失败，也无损于自身，是一本万利的好手段。
除了制造谣言之外，台谏官还时常言过其实、过度臆测，制造了许多处罚过重的冤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进奏院案以及乌台诗案。
三、文人的贬黜
（一）进奏院案
进奏院案发生在庆历四年，时值秋季赛神会，按照惯例，每个朝廷职能部门都要自行准备酒馔庆祝。当时，进奏院的苏舜钦见院中积压的旧纸很多，就将这些废纸卖了几十贯钱，置办了一桌酒席，还请来几位歌妓助兴。
当时一个叫李定的小官也想跟着一起庆祝，苏舜钦见他人品不好，便将其拒绝。李定恼羞成怒，便添油加醋将其此事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告发。王拱辰一纸奏章，将参与酒会的十二人一并弹劾。
此案的主要罪名，一是监主自盗，即卖公家的旧纸用来吃喝。二是“召妓乐”，即请妓女助兴。三是王益柔写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被认为是诽谤先贤。四是江休复、刁约、周延隽、周延让服丧期间宴乐，罪加一等。
最后十二人皆被贬官，身为进奏院长官的苏舜钦和刘翼更是直接被削籍为民。这些罪名看似唬人，其实在北宋朝廷屡见不鲜，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潜规则”。御史中丞王拱辰之所以抓着此事不放，完全是因为当时以范仲淹、杜衍为首的改革派，与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争斗不休。王拱辰身为旧党人士，想要一举覆灭新党。
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女婿，宴会在座诸人也多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这一案件让改革派实力受损。范仲淹看到了党政的残酷，请求外任。随后杜衍也被罢相，富弼也远离京师，去地方养老。骨干元老一一出走，庆历新政因此夭折。
（二）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其主角是大文豪苏轼。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保守党出身的苏轼就大肆批评新法的各种弊端，备受新党憎恨。
元丰二年，苏轼被调任到湖州担任知州，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其中有两句是“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一句简单自嘲之语，被御史台官员认为是讥讽新法，诽谤圣上。
台谏官李定、何正臣、舒亶接连上书，宋神宗恼火不已，命令御史台彻查此事。
台谏官们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对其进行污蔑。比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明明是说自己无能，无法使皇帝成为圣人，却被曲解为讽刺皇帝不学无术。“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一句则被说成是诽谤熙宁变法中的“盐法”，其他的诗句也被捕风捉影，强行解读。
除了苏轼本人之外，与他诗文唱和或者互赠诗文的好友都受到了牵连，涉案人员多达三十九人，司马光、黄庭坚等人都在其列。
四、结语
除了进奏院案和乌台诗案之外，还有青苗狱案，都是通过台谏制度影响文人的贬黜。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台谏官的权力过大，又能无视证据，风闻言事，让许多官员含冤莫白。牵扯进党争之后，制造谣言与言过其实之风越演越烈，让更多的官员深受其害。
但台谏制度之所以能对官员贬黜有如此大的作用，究其本质，还是因为帝王的需要。如进奏院案中，宋仁宗对王益柔的狂悖诗句十分不满，恨不得将其处死，因此牵连了其他涉事人员。
而乌台诗案中，也是因为苏轼多次揭露新政弊端，惹宋神宗不快。青苗狱案中，神宗听闻富弼被弹劾，更是面露喜色。
总而言之，所谓台谏制度，只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新阶段时，统治者用来加强皇权的工具罢了。
参考文献：
【1】《宋史》脱脱、阿鲁图
【2】《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问题研究》刘杰
【3】《北宋“风闻言事”研究》王吉
【4】《北宋台谏与党争研究》荀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