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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视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类题材的电视电影应接不暇，而其中就有不少优秀的作品，都来自于对历史人物的改编，而在此类优秀的作品中，古代那些忠肝义胆、公正廉明的正面形象，也是更为深入人心。
其中和包拯有关的影视剧便有不少，其“包青天”这一称呼，更是显示出，包拯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光辉形象，而各类关于“包青天”的影视剧中，包拯的形象也比较统一，外形特征都是黑色的皮肤、额头上还有一轮弯月。
随着少年包拯的成长，他的服饰也随着官职，以及皇帝对其的宠信程度发生了改变，但不少影视剧中，后期的包拯，所穿外袍上总是有“龙”，于是有人便说他穿的是“龙袍”，但问题来了，古代“龙袍”不是皇帝的专属吗？
“龙袍”，作为一种服饰类型，所代表的，是一种凌驾众人的特权——皇权，古时候的等级观念特别重要，什么等级的人，就得穿什么等级的服饰，若不小心穿了比自己等级高的服饰，那便是僭越。
所以“龙袍”，也就变成了皇帝的象征，公元九六零年，在赵匡胤身上，就上演了一出“龙袍加身”的故事，当时的后周被北汉和契丹入侵，赵匡胤被派去抵抗敌军，但他手下的士兵们，都不乐意再为后周拼命了。
至于为什么不愿意，那就是觉得跟着后周没前途啊，军队刚到陈桥驿，赵匡胤还在睡觉呢，手下人的心思就活络开了，带上早就准备好的黄色龙袍，直奔赵匡胤的营帐，把他叫了起来，直接把龙袍往他身上一套。
赵匡胤正睡觉呢，突然被人叫起来，还以为发生啥了，这还没捋清楚，龙袍就上身了，这可是大不敬之罪啊，这可怎么得了？但这事还没完呢，手下们直接跪在地上，一句句“万岁万岁万万岁”，直接把赵匡胤给喊晕乎了。
这军队也有，手下也愿意造反，自己都披着龙袍了，不管造反与否，都逃不开一顿责罚了，何况后周确实不算什么明主，如今不恰好天时地利人和了吗？这还等啥啊，赵匡胤直接就反了，随后，他就成了皇帝。
那么，为什么皇帝的衣服上，非要放条龙呢？
首先，“龙”这种生物在古代，其实也并不常见，或者说是存在于传说中，但即使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但它的传奇性很高，被看作是祥瑞之兆，据说是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故而古代的君王，总是要把自己和龙扯上点关系，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关于刘邦出生的描述，真是非常神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样的说法，旨在表明刘邦是龙子，能充分表现出他不一样的身份，而在他长大后，更有其他人为他作证，《史记》中有记载：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这话的意思是，别人在刘邦喝醉睡着之后，看见了有龙在他身上盘旋。
由此可见，“龙”在古人心目中的特殊性，以及神圣性，都是不一般的，所以古代帝王，也经常以自己是“真龙天子”，来彰显自己的正统身份，也是为了让百姓们更加信服，以此维护自己的统治。
也正是因为“龙袍”的特殊性，再怎么受宠的臣子，又怎么能穿呢？这不是助长臣子们，去产生不该有的思想吗？既然如此，为何影视剧中的包拯衣服上也有龙？难道皇帝就这么放心他、宠信他？居然连穿“龙袍”的特权都放给了他？
当然不可能啦，除了想造反的臣子，谁敢穿龙袍啊，除了皇帝和太子之外，但凡衣服上有龙的，基本上都是像龙的“蟒”罢了，蟒和龙长相相似，但他们有个很大的区别，龙的爪子是五个，而蟒的爪子只有四个。
故而，影视剧中的包拯所穿不是龙袍，而是蟒袍，通常，对于臣子们来说，有穿蟒袍的机会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因为在古代，能穿蟒袍的臣子，都是做出过贡献，很受皇帝赏识的，此类服饰相当于是一种加持，告诉大家，他在皇帝心中有着不一般的地位。
包拯能穿蟒袍，也是因为他为官清廉，为国为民都尽心尽力，不少影视剧中的包拯，都不畏强权，为百姓做主，还有三把不同的铡刀，分别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乃是皇帝专门御赐给他，让他可以铡不同等级的人。
而历史中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当时京城对于包拯，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影视剧中描述的包拯为人，所言非虚。
其实早在包拯做官之前，他的志向和性情，便已经彰显出，他日后的处事以及作风了，包拯二十三岁那年，受到了刘筠赞许，一时间受到了颇多关注，有不少人想和他一起见个面，吃个饭，聊聊天。
其中就有一个有钱人邀请包拯，希望能请他吃顿饭，但包拯却十分谨慎，他认为，“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
对方的身份不是寻常人，而是一个有钱人，虽然只是一起吃个饭，但若是因为如此有了交情，万一以后自己要去当地当官，而对方恰好有事要自己办，到时候该怎么自处呢？于是包拯就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等到包拯出任知天长县时，遇到一桩案子，一个农民跑到县衙，说有人割了他家一头牛的舌头，但古代又没监控录像，仅凭这一条线索，这案子怎么进展，难不成四处去搜查牛舌头吗？就算去搜查，难道会有人割了舌头一直揣兜里吗？
问题来了，好端端，谁会去割牛的舌头呢？这根本无利可图啊，包拯意识到了这一点，猜想这案子肯定是私怨引起的，并不是要图谋利益，而意在报复，想通关节之后，包拯用了一招“引蛇出洞”。
在宋代，对于牛的管控非常严格，如果私自宰杀耕牛，哪怕你是耕牛的主人，也属于犯法，于是包拯故意让牛的主人把牛杀了，还特意拿出去卖肉，那个割牛舌头的人见此，自以为抓到了牛主人的把柄，只想赶紧把人送进县衙。
那人非常积极，跑到县衙状告牛主人，说他私自宰杀耕牛，殊不知自己是自投罗网，接下来，案情很快便告破了，事情和包拯的推测基本吻合。
包拯除了破案一流之外，自身的清廉也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庆历元年，包拯受命前往端州任知府一职，端州的砚台是出了名的好，在包拯之前，也有过不少知府，他们在任期间，都眼馋得不行，借着职务之便为自己谋私，利用进贡的时机，趁机收取超过进贡数目的砚台。
他们不光是为了中饱私囊，更是拿着那些砚台去讨好当朝权贵，也就是行贿，但包拯是谁啊？他当然不会随波逐流，轮到他做端州知府的时候，他不仅没在砚台上做文章，任职一年期满后回家，自己也是没多拿一方砚台。
也正因为包拯为官清廉，他也渐渐被百姓所爱戴，并被皇帝赏识重用，而值得一提的是，包拯在为官期间，一直都保持着本心没有迷失，也并未被权力和金钱蛊惑，他不畏强权，敢于弹劾高官，当时社会上还因此出现不少谚语，例如：“包弹”。
在不少弹劾事件中，包拯弹劾“王逵”一事最为轰动，王逵这个人，在转运使的位置上坐了很久，在他当转运使期间，为了能最大限度的搜刮民脂民膏，他编造了不少理由，无限度的向老百姓收钱，老百姓日子艰难，却又求告无门。
于是，忍无可忍之下，就发生了“民变”，发现“民变”之后，王逵毫无懊悔之心，反而因为自己手握大权，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凡是不听话敢参加“民变”的，王逵统统抓起来，加以严刑拷打，死在他手里的亡魂数不胜数。
王逵的所作所为堪称“恶贯满盈”，但老百姓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王逵此人头上有大官护着，宰相相陈执中和贾昌朝，都是他的“保护伞”，而最根本的一点，便是宋仁宗对王逵的喜爱和袒护。
也正因为如此，谁也不敢轻易招惹王逵，可包拯知道此事之后，却是不容姑息，即使王逵头上有宋仁宗罩着，包拯依然上奏章弹劾王逵，一次弹劾不见效果，包拯就接着再上奏章弹劾一次。
包拯弹劾王逵的奏章，前前后后加起来，居然达到七封之多，最后一封直指宋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
话语之激烈，指责之直白，此话一出震惊了朝野上下，一时之间群臣议论纷纷，民间也闹得沸沸腾腾，事情一下子就变得人尽皆知，王逵的罪行，也被袒露在天下百姓之间，宋仁宗见此，终于罢免了王逵。
由此可见，包拯之公正，甚至可以为了百姓，敢于说出一些“大逆不道”之言，如此勇气和魄力，非一般人能达到，实乃对得起“包青天”这一称呼，而包拯“忤逆”皇帝的勇气和魄力，也是来自于他大公无私的本心，故而无所畏惧。
嘉佑三年，包拯忧心太子之位空悬，会造成朝堂不稳，别人可能会委婉的劝说皇帝，但包拯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于是他没有想要绕着弯子和皇帝说，而是直接就给皇帝上书，表明自己担忧。
但皇帝一听可不高兴，就问他是否有合适的人选，想考验包拯是否有所私心，包拯也明显听出来了，于是直接坦诚的高速皇帝，说他都六十岁了，又没有儿子，我只是单纯的担心罢了，宋仁宗听完，才放心大笑起来。
包拯一生清廉、公正、不畏强权，敢于指正皇帝不对之处，值得每一个人学习，是一个合格的榜样，也只有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官，才配得上那一身蟒袍。
《宋史》
《包孝肃公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