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之父母”皇帝的生日，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忘记的。在中国，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辰开始形成了固定的节日，发展至明朝，皇帝的生辰统称为“万寿节”或“圣寿节”。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出身贫苦农家，提倡节俭、敦厚的教化之风。对于自己的诞辰即少了前朝的铺张浪费。
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生日时，想到皇考皇妣早逝，每每不胜悲悼，不愿接受天下朝贺，自此，遇有生日，朱元璋只是“斋居素食，不受朝贺”、“静居终日”而已，届时高丽国王进献金银龙盏、龟贝、玳瑁之物，朱元璋则下令日后俱免庆贺礼。洪武十三年（1380）韩国公李善长累次上表请贺太祖生日，朱元璋才勉强答应受朝贺、宴群臣，允许在外诸司自五品以上者听其表贺，但却明确规定“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酺，不斋醮。”
在《明实录》中有对万寿圣节仪式的各种零散记载，或皇帝御殿受贺赐宴，或免宴则赐百官节钱钞，如天顺八年十一月皇帝过万寿圣节时“礼部奏：冬至节例赐百官宴，请命光禄寺治具。上命给节钱钞免宴。俾均惠其家属。
自正统以来，内臣用事者畏侍宴久立，遂罢宴，皆给以钞，因而成例。”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皇帝祝寿要宴请群臣，自正统以来罢宴而赐百官节钱钞，后成定制。自此以后，据《明实录》中记载，逢皇帝生辰或皇帝不御殿前而百官于午门前行礼，遣官祭皇帝陵寝、东岳庙、真武庙、城隍庙等，皇帝于皇太后宫行上寿礼，于奉先殿行祭告礼等。
明代中后期庶民祝寿普遍化
明代社会依然注重做寿，明承接宋元以来的祝寿风气，在发展与选择性继承的基础上有过之而不及，可以说祝寿文化至明代又更进一步发展，至此人们已高度重视祝寿这件事，成为史上最讲究祝寿的时期。
特别是明中叶市场经济繁荣从而带来的奢靡奢侈风气，这种奢侈观念对人们过寿以及祝寿活动的展开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人的祝寿观念又较前代有所不同，祝寿更加庶民化，前面所提及的孝道、宗教性行为延寿在此时已不再是过寿的重点，渐渐地更加接近现代“过生日”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观念。
此时，较前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做寿的年龄开始下降，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了四五十岁就可称寿的情况，方鹏（江苏昆山人，1470-？）在文集中记载到：“吴俗重称寿之礼，自五十、六十以至百岁，每遇成数必举之，四十则罕矣。”可见，四十岁就过寿的情况在古代很是少见，是明中晚期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以往自六十岁到百岁必会庆寿，而从没有四十岁就称寿的情况。
昆山地区此时做寿之风渐盛，五十岁即可称寿，且在祝寿之时亲朋好友都前来庆贺并要带有礼品不然会被认为是件丢人的事，富贵之家更不得说祝寿场面极为盛大，归有光说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要，但不知何时起祝寿变得如此奢侈。此时能否奢侈地举办庆寿活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变为奢侈性的讨论。祝寿变得奢侈与此时社会风尚的变化有特定的关联。
明初朱元璋提倡节俭、教化之风，社会风尚较为淳朴。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笼罩下特别是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达使社会风尚由俭入奢，人们追求利益和金钱、追求“面子”，越来越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至嘉靖中叶，社会的崇奢程度与明初不可同日而语，明初风尚淳朴，家家户户不敢奢侈，怕被以为是殷富之家。据《常熟县志》记载：“迨天顺、成化之际，民称富庶，颇以矜侈相高尚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者有之矣。”
从而可知，自天顺、成化时开始，社会逐渐崇尚奢侈，这种奢侈之风渗透到明中晚期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庆寿活动也包括在其中。明中后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上奢侈、奢靡的风气盛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变得好起来，由此江南地区大家的寿命变长，祝寿也不再被寄予延长寿命、孝道使然、尊老敬老之意，而祝寿变成了奢侈性的讨论，此时不能奢侈、大兴操办生日则为一件丢人的事了。
自古者五十岁为称寿的最低年龄，即五十可称寿。他对于何邦治四十岁子女就为其过寿表示“不已早乎”？其实，除了经济较为发达的昆山、松江府地区开始流行四、五十过寿，江西差不多在同时也开始盛行四十岁就过生日，与归有光大约为同一时期的罗洪先（江西吉水人，1504-1564）在《谢却姻友祝年》中这样说：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
他说此时男女稍有些名气或声望，四、五十岁就可称之为“满十”，人们非常重视“逢十”做寿这件事，继而不能不举办仪式，这也可以看出其实满“十”比实际的寿命更为重要，而这种仪式多以奢侈为主要特点。
他表示这种现象数十年以前不曾出现，发展至此时已在社会上尤为普遍和常见。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说祝寿发展至明中后期，祝寿的年龄下降，开始流行四、五十岁就做寿的社会风气，这是祝寿习俗发展至此时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与变化。而这种做寿风气并不是盛行一时，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明末清初。
在明代很多文集中都有体现这一时期做寿的年龄降到四十岁，祝寿年龄下降的变化是明中叶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变化。明代以前的社会更多是士大夫、高官做寿，发展至明中晚期祝寿的阶层开始下调，突破阶层的限制，祝寿逐渐庶民化。一些平民百姓、甚至一些有威望、家境富庶的士大夫三十、四十岁就开始祝寿，这是以往不曾有的社会现象。
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变好，短命已不再是人们恐惧的事情。所以祝寿这件事在人们心中已不再与祈寿相挂钩，明中晚期人们庆寿只是想单纯地庆贺自己的诞辰，再无其他祈寿、宗教性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