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来源: 阜成门六号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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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红》引发了南宋历史热，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讨论岳飞、秦桧和宋高宗关系到底如何，谁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南宋有无收复失地的可能等等。在这里本文也要补一刀，说说对南宋初年几个关键问题的看法。
提前要说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南宋重要人物和史实的评判，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并且岳飞之死以后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金凌宋，蒙灭宋，土木堡之变，清灭明，近代外国侵华），在这种亡国灭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演绎，我们所了解的岳飞和南宋初年历史，都是不断加码塑造的结果。尤其是，今天我们对南宋初年历史的认知， 受清末反满主义和民国激进民族主义影响太深，所以，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岳飞和南宋， 毋宁说是民族主义政治对那段历史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原貌。
南宋早已失去恢复北方河山的可能
人们对南宋初年的历史的第一个，也是最心痛的惋惜是，如果没有昏君赵构和奸臣秦桧的从中阻拦，以岳飞、韩世忠的主战派将领之抗战决心，一定能够光复河山，金瓯复圆。
其实从宋金战争历史来看，南宋朝廷收回旧土的历史窗口期只有1127年至1130年之间。这期间，北宋朝廷虽然被金人连窝端，但是宋军主力在北方各地尚在，地方统治机构也基本没有被破坏，也就是说财税系统尚在。
具体来讲，金军南下打击的主要是河北、东京和河东之兵，这三镇兵额在20万左右，而北宋末年兵力（禁军和厢军）在83万左右，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赵构应天府登基之时，西北、京东（山东）两翼军事建制仍然完好如初，尤其是作为最精锐主力的西北六军防御系统（占宋军兵额近半数），更是丝毫没有受到金军冲击。而女真新朝发展崛起太快，就内部组织讲，还是一个部落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对新占领的契丹、渤海消化尚未完成，各地反抗此起彼伏，对中原也都是扫荡式掠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统治系统。
这时候如果继承大统的赵构及残余文官集团能够励精图治，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案，并且存在一个高效协作的军事作战系统，稳住靖康之难后的乱局，收拾人心，还是有一些翻盘的可能。但是这三个要素，从史实看，一个都不存在。赵构充分遗传了宋太宗系皇帝的劣根性，贪图享乐、胸无大志；新政府拼凑的文官集团，整体质量也不高，并且延续了北宋党争的恶习，国难当头依旧倾轧不止；靖康之难后，宋朝武官集团基本都被金军吓破了胆，普遍缺乏斗志，坐以待毙。
所以，南宋王朝的政治军事体制，是建立在北宋极端腐朽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扫荡旧朝的沉疴，依旧是一个腐朽低效的体制，导致宋军虽然有绝对数量和给养优势，但是在1127年冬至1130年，金军三次南下扫荡中，基本被逐一击溃。这期间，宋军不仅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反击战，就连一个像样的防御战都没有组织成功过。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130年的富平战役，是役前后宋军在关中近30万精锐主力全军覆没，犹如宋军的徐蚌会战，代表着宋军在北方力量的完全丧失，李纲所设计的经略西北，以恢复故土的计划完全落空。富平战役的宋军主帅是比较能干的张浚（就是后来主持1162年隆兴北伐的那个张浚），此公犹如国军的杜聿明、孙立人，是宋军的一个清流，有才华、抵抗意志强，但是仍大败于不足6万的金军，可见宋军能力之低。
（被金人掳走的宋徽宗）
出于民族主义自我安慰的需要，汉人知识分子和史学家都会刻意夸大某些局部战场的胜利，比如黄天荡大捷。但是这只是发生在金军撤退中的一个局部战斗，顶多能够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打破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 而无力扭转整个战局。所谓的“中兴十三功”，战绩来讲都很平平，杀敌数百就是大胜，可见当年金军战斗力的确不一般，就像抗战初期国军对日军。
史学界也常常强调南宋朝廷没有能收复失地，是因为不重视北方义军。不重视义军是事实，但是义军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当时义兵虽然号称百万，不过由于战斗力和军纪普遍很差，从北方义军战斗史看，这种农民自发武装可以产生一些牵制作用，但无法影响大局，金军曾经在山西仅用了3000猛安谋克兵就打败了17万义军。有过组织义兵经验的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南宋初年义兵时，也曾经讲道：义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即其实有万，而可战者，不得千也，游奕无恒，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只不过因为南宋朝廷未曾充分努力就失败，后人放大了对历史可能性的想象。
总而言之，建炎四年的富平战役之后，宋军战斗力量损失90%以上，不仅在军队质量上远远不如金朝，数量劣势也开始呈现（即便以后经过扩军，南宋国防军体系规模仅在20万左右，而金的猛安谋克军扩充到20万左右，并且还有汉人伪军部队），更重要的是，宋朝五分之三的州县被金军占领后，财政系统被彻底损害，建炎年间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末年的五分之一。1130年之后，宋朝北征打败金军已经没有可能，犹如1949年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消耗殆尽，即便是有美援到达，也没有可能翻盘，除非彻底改造自己的政治结构。
郾城大捷无力改变南北均势形成的事实
富平之战后，随着旧的北宋军队都被消灭了。宋朝廷仅靠驻扎在南方的5万战斗力极差的禁军（中央军），根本无法抵御金军。于是，团练武装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等冉冉升起，犹如清代八旗绿营消耗殆尽后，湘军、淮军崛起。这些在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新式部队，战斗力要比宋朝政府的国军强百倍，所以到了1130年以后南宋的军事实力逐渐上升，以致有了郾城大捷，光复河南之地。
因此，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认为此时南宋具备了光复中原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是必然性，赵构的十二道金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其实过激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导致对时局的误判，就如今天民族主义者，会天天强调自己的进步，甚至夸大自己的进步，而没有看到其他国家也在发展进步，产生我升彼降的幻觉。了解历史也是如此，如果民族主义代入感太强，也会导致对历史的误判。
从宋朝方面讲，虽然团练新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军事将领内部倾轧，各自为政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中兴四大名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岳飞几乎两两之间都有矛盾，当时在抗金前线的滁州通判王之道上书明确指出：“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而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1140年，取得了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胜利的名将刘錡，上书诉苦道：“顺昌孤城，旁无赤子相助”。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北伐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其他军队自行撤退，在占领郾城后就已经有孤军深入的危险。
具体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飞跃提高，可以取得一些局部战争的胜利，但是 南宋腐朽的政治和军事指挥调度体系并没有改变，所以，从国家层面讲，军事能力并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打仗打的是国家的组织管理能力，就像清末至民国虽然不断练新军，但是依旧不能改变中国屡屡受打的局面，形成一个有效的动员和指挥体系才是关键，只有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才有根本提升，真的具备了民族自卫的能力。
岳家军可以凭一己之力取得河南突出部战役的胜利，但是如果实现全面北伐的战略，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体系的配合。当时来讲，武将集团不会跟岳飞配合，文官集团更没有进行总动员，支援战争的能力。所以，即便没有班师诏书，也不会无法取得更大的根本性扭转战局的胜利。因为，接着下去不是两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是国家管理能力和动员能力的较量，这方面南宋弱于金朝。
南宋中兴四将
而另一方面，自从1130年之后，金作为一个新兴政权，也在迅速进步中，并且它的进步速度要远远快于腐朽的南宋朝廷。1135年继位的金熙宗犹如皇太极、忽必烈，大刀阔斧进行汉化改革，将部落转化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具体而言，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三省六部制，建立统一指挥军事的大元帅府，实行科举制，废除渤海、汉人猛安谋克，实现州县制，释放汉人奴隶，轻徭薄赋。因此，金人通过改革，它的战斗力，对中原的控制力在迅速增强，它能从中原吸取力量，支援持续战争的能力也在增强；北方士民对它的认可度，也就是统治合法性，也在迅速增强。
还有一点，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取得的胜利，某种程度讲是女真统治集团矛盾纷争导致河南防御力量削弱的结果，外因占了相当因素。当时太宗系和太祖系的矛盾白热化，二者围绕是否和议，是否要让宋河南陕西之地发生了激烈矛盾，一会撤军，一会又要坚守，削弱了防御能力，给予岳飞可乘之机。犹如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因为阿里不哥系和忽必烈系的内斗，宋军在鄂州取得了辉煌战绩。但是郾城大捷后，金朝廷内部纷争平息，坚守河南陕西战略明确下来，重新聚集力量，准备以10万精锐南下，恐怕如果没有十二道金牌，岳家军与金军必然会有一场大恶战，胜负很难说。
总之，绍兴十年北伐中的郾城大捷固然是一个巨大军事胜利，可以看出岳飞的惊人军事才能，但是单靠他一人努力，无力改变整个战局，就像汉尼拔虽然是天才，但是松散浮夸的迦太基终究无法战胜罗马。宋军的最乐观情形是多占一些河南之地，犹如东晋和南朝宋时期，也曾数次恢复洛阳旧都，但是这种军事占领无法持久，积蓄了力量的金人终究要夺回这些战略要地。
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惯于凸显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人物的重要性，寄希望于某个偶然性事件，或归咎于某个偶然性事件，而不是从民族文化或制度上做检讨反思，比如民族主义史学都将明代之亡国归咎于吴三桂开关，并不去反思明代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堕落，并不认为明朝灭亡是历史必然。
同理，在民族主义不服输的意境之中，郾城大捷胜利的意义，以及半途而废的意义都是被夸大了，其实这对整个12-13世纪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影响不大。到1140年的时候，南宋已经基本从靖康之变中缓过神来，能够较有能力对付金，金也在北方站稳脚， 这种长期的战略均势已经初现，金无力灭宋，宋也无力灭金，这是当时的现实，谁都无力扭转。
南宋皇帝和文官集团需要和议，老百姓也需要和议
上面分析了到1140年前后，南北分治的大局已经奠定。这时候宋金交战已经进行了近20年，中原江淮一片凋敝，是中国历史最悲惨的时刻之一，结束战争状态， 让社会休养生息，建设常态国家，其实已经成为南北朝廷最现实的内在需求，尽管这种诉求被武人集团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视为卖国和妥协，于是当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首先发出和议倡议时，双方政府内部多数都是赞同的。
对于南方而言，获得大散关至淮河一线土地，至少有了一大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可以确保江南安全，一个很大的进展；对于北方而言，通过和议，获得贡赋，以及获得被被占领土地主权的承认，也是一个进步。对于双方而言，在实现统一的最高战略目标不能达成的时候，先实现基础战略目标，未尝不是明智选择。
（和议之前实际上南北均势就已经形成，和议只不过是对这种结果的确认）
和议其实宣告了宋人国家统一理想的破产，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事情，但是站在当时看，继续战争状态，其实是风险更大，更残酷的选择。在只考虑理想主义或传统华夷不可两立传统观念的情况下，和议是负面的，但是考虑到现实，和议无论对南宋皇帝，还是文官集团，还是普通百姓，都未必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首先， 如果维持战时体制，势必将国家多数资源用于战争，加剧社会的动荡。如前文所说，南宋初年财政收入锐减，但是战争支出却不断增加。比如绍兴八年前后，岳家军每年的支出672万贯，军粮84万石（约5万吨），韩世忠、刘光世军支出年600万贯，蜀军因为隔绝于四川盆地之内，朝廷运输物资成本高，支出更为庞大。总计起来，全国每年军费支出至少两三千万贯，而绍兴初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000万贯左右，即使到了绍兴三十一年，经过休养生息后，也不过6000余万贯。因此，当时绝大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和长江沿线的地方州县财政收入都投入到战争了，社会为了养军和战争已经超负荷运转，所谓：“久苦重征，民之困悴，殆嗸嗸无告矣。”
南宋政府为了解决战争经费问题，增加各种杂税，无所不用其极。逐渐推行月桩钱、板账钱、经制钱等新税种，在经济和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加税，甚至当时建房都要交税（这在现代房产税诞生之前也是奇闻）。并且加强国家经济统制力度，除了以前的盐铁官营外，居民日常所需的酒、茶、香料、明矾也实行专卖，可以视为12世纪的战时共产主义，以最大限度保障战争需要。正如南宋文臣叶适评论的：“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为今甚。”赵翼在研究南宋史的时候也曾指出：“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这种把全社会绑在战车上的超负荷运转，导致南宋农民起义越来越多。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年，共发生各种民变372起，多则聚众数十万，少则数万。并且发生的区域都是战争负担较重的湖广、江浙地区。所以，南宋整个社会已经无力再战，这一点无论作为皇帝的赵构，还是文官集团都看的很清楚。
其次，如果维持战时体制，实行无限战，那么势必进一步壮大战争机器，养更多的军队，武官集团将进一步壮大，对于这样的南宋小朝廷最终将无法节制武将。有人说，清廷为什么可以放纵湘军发展壮大，而南宋无法做到呢？因为清朝是大朝廷，可掌控的资源多，曾国藩跳不出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手掌，南宋则不然，那时候江南还没有完全开发，南宋朝廷还是个小朝廷，所有的资源有限，一旦军事集团做大，就无力节制。
当时，为了向武官集团妥协，朝廷甚至把任命地方官的权力都让渡给几大武帅，比如岳飞获得了荆湖知州、通判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另外，上文所述，部队军费支出太多，朝廷无力解决，也不得不给予军队进行营田、货场、经商、征税的权力。 这样就导致军队逐渐获取了地方政权和财权，有军阀割据实体化的危险。
这种情况，深为南宋文官集团所担忧，即便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主战派也不例外。龙图阁直学士汪澡上书说：“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监察御史刘长源更警告说：“今禁旅单寡，将领怯懦，卒有萧墙之变，何以待之？”。
因此，在面对和议，建设一个正常国家，还是继续维持战时体制，去实现一个希望渺茫的恢复中原上，南宋皇帝和文官集团肯定会选择前者。因为前者尚可维系、壮大基本盘，但是如果是后者，不仅基础目标不保，反而可能像诸葛亮北伐那样将国家资源耗光，并且引发藩将尾大不掉。苗刘之变以及淮西兵变的前车之鉴，南宋皇帝和文官集团怎么不会担忧？即便是岳飞不造反，又怎么能杜绝其他诸帅不造反，即便是诸帅不造反，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手下不造反。
由是，宋金和议不能简单归为投降主义，武人和掌握舆论制高点的清议知识分子，不用考虑社会现实安定问题，尽可以把政治调门抬得很高，这样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毕竟南宋是一个整体，而不只是清议派或武人集团的南宋，如果从当时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和议就不是那么反动的事情了。
同时，当时金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文官集团，也面临着与南朝同样的诉求、担忧和困境。他们在不能消灭南方的情况下，及早稳定局势，消化中原领土成为最迫切需求；同时无限期作战，也只会扩张带兵宗室的权力，威胁新确立的君主专制。因此，这时候，金朝也向南方那样开展了武将集团的政治斗争，完颜氏开国一代军事贵族，要么靠边站、要么被杀，汉化派贵族和汉官集团逐渐崛起（站在金人主导立场上看，这是否也是投降主义呢？）。
（绍兴和议后金朝加快汉化速度，最终迁都燕京，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础）
所以，站在当时中国大历史潮流面前看，岳飞等南宋一干武将的命运，似乎又是一个必然，正如他们的崛起是朝代更替之际，社会武力化的潮流推动的结果，今天当社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们又要接受历史潮流的淘汰。
岳飞和宋高宗曾经是好基友
人们关注的第三个错觉是，宋高宗与秦桧一直蓄意迫害岳飞，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从南宋建立后，岳飞与宋高宗、秦桧关系看，一开始并非宿敌冤家关系，并且宋高宗还是岳飞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伯乐，只不过因为岳飞遇害，这段君臣知遇的历史被有意忽略了。
先说岳飞与秦桧。秦桧从建炎四年（1130年）自金归宋，两度拜相，这期间秦桧主要参加文官集团的党争，他的对手是文官集团的那些老臣，而不是岳飞和武官集团。秦桧归宋后的十年，恰好是岳飞迅速崛起的十年，岳飞从一个中级军官，成长为统领南宋军事最高领袖——太尉，这过程中如果有秦桧阻拦，肯定不会这么顺利。所以，秦桧与岳飞至少在绍兴八年和议以前，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并无冤仇。
秦桧归宋后的和议主张，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高宗支持，反而一度被罢官，高宗曾经诏令天下，说此人奸邪、以后永不叙用，可见高宗对他的恨。因此，绍兴八年之前，秦桧和议路线的最大阻碍是高宗，而不是武官集团。绍兴八年和议，高宗转而积极支持，但岳飞表现最为激烈，成为秦桧投降路线的最大绊脚石，也就影响到他的禄位权力，秦桧自然开始对岳飞生恨，并且以秦桧狭隘的气量，以及他唯金人是从的奴才本性，难免会对岳飞产生置之死地的想法。秦桧是岳飞之死的最大元凶，但是二人之间并非宿敌，秦桧与岳飞的矛盾是因事临时而起，而非蓄意迫害。
再说岳飞与高宗，二人也非死对头，而是有过相当长的蜜月期，岳飞可以说是此生 成也高宗，败也高宗。南宋中兴四大名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前三人都是前朝老臣，靖康之难后有拥立之功，年龄又是高宗的父辈，高宗他们有很深的忌惮和敬畏。而岳飞与高宗同龄，是个无根基的年轻小伙子，所以当岳飞在战场上脱颖而出的时候，高宗自然对他有格外好感，就像汉武帝不喜欢李广这些世家出身的老将，而喜欢卫青这些平民出身的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将领。
1130年，年仅27岁的岳飞，尚是一个正七品（武功大夫、军阶第十五级）的中低级军官，就获得高宗的召见，不可谓不是破格。后来的第二次召见，高宗赐给他“精忠岳飞”四个字，可见对他的厚爱，“精忠”以后成为岳飞军中的旗帜。日后高宗对岳飞有求必应，不吝赏赐，不仅赏赐田产、房屋，还精心用最上等黄金给他打造腰带、酒杯等生活用品，这些细节都看出高宗对他的关心。
自从岳飞第一次面圣后，每年都有一次大的升迁，到1134年31岁的时候已经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并获得子爵，成为有宋一代最年轻的节度使。第二年，又被破格加封为公爵，授检校少保（候补三公），武胜、定国两镇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兼营田使；35岁时，又被任命为太尉，成为武臣之首，也就是说 岳飞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实现了从一个旅团级军官到三军总司令的跨越。36岁那年，岳飞又被授开封府仪同三司和少保，其实这已经突破宋代武人品级的极限，享受到开国头等元勋才能达到的职位待遇。
岳飞的升迁这么快，不仅仅完全是战功，古代不乏有战功而不被封赏的事情（如“李广难封”），岳飞创造的官员升迁速度和品级记录，更取决于高宗对他的格外厚爱。并且岳飞的战功，某种程度也是高宗特别照顾的结果，高宗给予岳飞给养最充足，自主权最多（岳飞对驻军所在地的民事权远远多于其他将领），又屡次把地方军以及中央军划给岳飞管辖，不断壮大岳家军的规模，最后岳飞统领的军队人数，超过其他三帅总和，占到全宋军队一半以上。这都显示出宋高宗对他的信任和偏爱，犹如汉武帝当年把军队最好的装备和将士分给霍去病，资助他早日建功立业。
1137年前后，高宗对岳飞的信任达到顶点，岳飞入朝，高宗推心置腹对他说：“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也就是说你的军事行动，你完全做主，我不干涉。又特意把岳飞招到寝宫，对他讲：“中兴之事，一以委卿。”我们从这前后高宗的实际行动看，这些话语并不能单纯视为拉拢，里面不乏一些真实心意，并且，如此亲密的对话互动，我们从《宋史》高宗朝其他将领传记中并不能看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宗的《付岳飞敕书》，现在传世的高宗写给岳飞的书信仍然很多，并且笔法精湛，可以看出二人一度关系很密切）
纵观绍兴八年和议之前，虽然高宗有利用岳飞制约宿将的意思，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对岳飞有天然好感，二人也曾经是“好基友”。宋高宗知人善用，岳飞精忠报国，他们这段时期的合作，堪称君臣关系的佳话。从权力学角度看， 岳飞本来是高宗有意培养的军事代理人，即便是日后行和议、削军权，只要岳飞不反对，亦可能转为枢密使这种要职，继续行使代理人的角色，断然不是被处死。
岳飞的性格悲剧
然而，为什么到了后来，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急转直下呢？为什么岳飞从高宗最欣赏的人变成最仇恨的人？为什么宋朝一贯不杀大臣，反而岳飞成为例外？这个戏剧性转折的发生，一方面跟秦桧的奸邪和宋高宗的冷漠狠毒有关，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岳飞自身的性格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岳飞与宋高宗关系的恶化，单用政见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释，从基本人性角度分析，更能理顺一些问题。
岳飞无疑是一个“完人”，仪表堂堂，字写得好，会写诗，会打仗，道德又无暇，一路成长顺利，不断有贵人提携。因此，他的天资和成长经历，导致他的“学霸性格”——过于自信，恃才傲物，好为人师，宁折不弯，这种性格久而久之，终究会导致同僚和上司的厌恶。
比如，在1130年，尚未发迹的岳飞《五岳祠盟记》中写道：“近中原板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曲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这首诗虽充满爱国之情，字里行间也透露着对同僚和上司的不懈，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自我欣赏，你们都是无能之辈，还不如长城一段土墙，我才是扭转乾坤的英雄好汉。
即使在处理敏感的君臣关系中，他依然是掩饰不住自己的锋芒。比如，他每次见高宗，都要高谈阔论自己的战略构想，来指导高宗，并且自视为诸葛亮，诸葛亮做《出师表》，他也给高宗写《乞出师札》，最后竟然连立太子的敏感事情都要建言献策。这种固然反映出岳飞对国家的赤胆忠心，但是放在人之常情上看，实质上是一种自傲和盛气凌人的态势，会招致同伙及上司的不悦。
当岳飞与高宗观点发生不一致的时候，岳飞总会表现出得理不饶人，不屈服的态度，从不会给高宗面子。比如，绍兴七年，岳飞因为在治军和北伐刘豫问题上与张浚产生矛盾，就甩手不干，借口为母服丧，到庐山隐居下来，高宗派了岳飞幕属以死相求，苦苦请了六天，才答应出山。从《宋史》岳飞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岳飞面对与诸将和朝廷矛盾时，动辄以辞官卸甲做要挟，好比夫妻发生矛盾时，一方总以离家出走要挟，这种处理矛盾的方式，本身是一种“低情商”表现，久而久之会让对方厌烦。
(岳家军将佐图）
绍兴议和后，岳飞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战功，这种性格更是变本加厉，越来越自信（也可以说是固执），越来越不愿妥协。比如，朱仙镇班师过程中，沿途民众拦着岳飞，追问为什么撤军，岳飞竟然径直把皇帝密诏公布于广庭大众之下，意思就是这责任不在我，而在皇上。这种公开陷君主于不义，自己撇的很清的做法，更会加重高宗对他的厌恶。岳飞班师后，入朝见高宗，竟然除了叩头外，对高宗所问，一概都不回答，以表示抗议，说明岳飞的任性已经突破常人理解，如果是对同僚这样，顶多是个孤臣，对皇帝也摆出这种架势，那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另外，以前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是，岳飞极力反对绍兴议和，不仅破坏了高宗的政治算盘，还触及宋高宗个人感情中最深的伤痛。金方抛出的和议方案，除了在领土上做出一些让步外，送归宋徽宗的灵柩以及赵构生母韦贤妃，也是重要内容，这让宋高宗大喜过望。因为，从亲情上讲，靖康之难后，韦贤妃流落金国，过着悲惨战俘生活，是赵构的一块心病，现在母子竟然还能重逢，肯定是做儿子的所热切期盼的；从政治上讲，宋朝以孝治国，宋高宗作为一国之君让生母及父亲遗骸流落敌方，站在儒家大义上讲，是极大的不孝，况且民间还有韦贤妃被金帅强暴生女的说法，自然这对赵构的名誉是极大损伤，如果能让徽宗遗骸与韦贤妃归来，在当时情景下，也是一大政治胜利。
然而，岳飞单纯站在国家大义立场，而忽略了他与高宗尚有个人情谊，一味公开嘲弄、攻击和议政策，必然会让高宗产生：我待你不薄，我封你母为国夫人，你母去世我送银治丧，今天我要母子团聚，你却从中阻挠，你是不近人情的忘恩负义之徒的感觉。
不过，从绍兴八年和议至十年北伐， 高宗与岳飞虽有分歧，尚未有杀岳飞之心，还是在尽量抚慰和拉拢岳飞。如绍兴九年金人割让河南后，高宗为了拉拢岳飞接受和议内容，授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岳飞公开抗命，“三诏不受”，最后还是高宗妥协，“温言奖谕”，岳飞才勉强接受。高宗这样低姿态，是因为如果要实现和议，把治国重心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计划，首先需要获得武官集团的支持，他显然期待作为“自己人”的岳飞可以做个表率。但是岳飞大义凛然，不仅不投桃报李，反而成为最积极的反对者，必然引起高宗的怨怒。可以说，在宋金战和争论中，君臣关系逐渐走向破裂，高宗即使没有主动要杀岳飞之心，已经可以接受牺牲掉岳飞。
恰好在绍兴十年北伐后至议和协议签订前的一年时间里，为和议产生的外交斗争、权力斗争，以及治国路线斗争达到白热化阶段，反对和议最激烈的岳飞成了宋朝内外的众矢之的：秦桧为了和金路线能够实现，必然要除掉岳飞；金人为了确保河南安全，希望岳飞死；文官集团为了摆平武将集团，和平建国，默许迫害岳飞（虽然未必赞成杀害他）。但这一切的最重要前提是岳飞与高宗失和，导致高宗任由别人构陷岳飞，而不加阻拦，就像1162年孝宗给岳飞平反的时候，他虽然依旧大权在握，而不加反对。
总之， 在1140年前后南北形势和治国路线的剧烈转变中，作为武将集团代表的岳飞，遭受打击是难免的，但是作为高宗宠臣的他，生活在善待大臣的宋代的他，下狱致死本是小概率事件。最后小概率演化为必然，一方面是因为他遇到了极为奸佞的秦桧和寡情薄义的高宗，但是岳飞私性格深处的偏执高傲、不善妥协也是悲剧的催化剂，这是民族主义史学构建所可以隐晦的另一个东西。 因为民族主义文学或史学，都需要一个完美的无辜受害者，来激励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岳飞并非完全无辜的。
当然本文并非为高宗或秦桧翻案，也非去否定抹黑岳飞，只不过是尽量剥离民族主义臆造成分，还原南宋初年历史真相罢了。奸忠善恶的标准是无法被扭曲的，但是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历史就是历史，只能是从史料看历史，而不是根据民族主义需要制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