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投资是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历史的经验是，追求知识就能解决最大、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它不是试图解决一个大问题，而是通过鼓励更多人追求对世界和自然的知识，从而出现了解决大问题的办法。”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参加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1959年，罗杰·科恩伯格（Roger David Kornberg）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那年圣诞节，当被父亲问及想要什么时，罗杰·科恩伯格答道，“在实验室里呆上一个星期。”
47年后，罗杰·科恩伯格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已88岁高龄的阿瑟·科恩伯格似乎对儿子获奖早有思想准备：“我很失望，等它（诺贝尔奖）等了这么久。”
2022年11月6日，担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 ）主席的罗杰·科恩伯格在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接受了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的专访。谈及“发现”的本质，他说，“发现”意味着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事。而实现科学发现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个体去满足对自然的好奇心，允许人们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而不是其他原因。“然后我们将会有新的发现，我们一直都会有新发现。每一个发现总有一天会被证明对人类健康、对人类其他活动、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有价值。”
罗杰·科恩伯格1947年4月24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郡，1967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后，升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生物膜酯质的动力学研究。197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研究协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成为那里的博士后研究员。
在剑桥，罗杰·科恩伯格学习了一种重要的大分子物理化学分析方法：X射线衍射。在研究过程中，一篇名为《高等生物染色体的一般模型》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论文中一幅插图显示了一个由虚线交叉的DNA环，象征着一个组蛋白分子。这一领域涉及染色质的X射线，他对此兴效勃勃，但同事们却都提醒他，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困难没能阻止罗杰·科恩伯格向他感兴趣的领域进军。像每一个科研新手一样，他开始重复其他人的工作，分离单个组蛋白，将它们与DNA以各种组合混合，并记录它们的X射线衍射图。
1976年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后，罗杰·科恩伯格1978年又回到斯坦福大学，成为构造生物学科的教授。
在斯坦福期间，罗杰·科恩伯格开始研究核小体对转录的影响。他和同事们证明了组蛋白八聚体的存在，确定了核小体在转录中的调控作用，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是当今生物科学中活跃的领域之一。
当一个细胞想表达一个基因时，它会将该基因的DNA序列“复印”（转录）到信使RNA（mRNA）序列上，但这一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在罗杰·科恩伯格之前还没人能给出答案，因此他决心一探究竟。
罗杰·科恩伯格在从事转录过程研究的同时，还在研究实现RNA聚合酶的原子结构及其相关蛋白成分可视化的方法。经过多年研究，他终于创造了一幅关于转录如何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的真实画面，DNA、聚合酶和RNA的确切位置被构建出来。
2006年，罗杰·科恩伯格因其对“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作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基因转录过程至关重要。”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说，“如果转录过程停止，基因信息就不会被转移到机体的各个部位，生命体也将在数天内死亡。”
罗杰·科恩伯格是首位在分子水平上揭示真核生物转录过程如何进行的科学家，这一过程具有医学上的基础性作用，因为人类的多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等，都与这一过程发生紊乱有关，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寻找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罗杰·科恩伯格现在依然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并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与此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他认为，相比国际大科学计划，更应关注一些“小科学”。因为“大科学”会有小结果，而“小科学”会有大结果。
以下是澎湃科技与罗杰·科恩伯格的对话实录。
澎湃科技：近年来，基础科研的发展有哪些趋势？
罗杰·科恩伯格：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是基础研究的扩大，所以有了更多研究方向，也有更多的人在做基础研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但其中一个问题是，年轻人有时会被年轻时获得财富的机会分散注意力，无论是通过金融还是通过科技行业，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业。我们必须努力吸引和鼓励他们进行研究。我总是告诉他们，研究可以提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满足感和个人奖励，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获得的。然而，正如我所说，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扩张，需要更大的扩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信息价值的增加。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长现在已经并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各个领域的研究。毫无疑问，基础科研还有其他重要的趋势，但我所提到的关于机器学习的趋势是非常普遍的，它几乎影响了所有研究领域。
澎湃科技：那么如何增强基础科研？
科恩伯格：答案很简单：钱。各国政府必须投资基础研究。问题在于，各国政府都投资于定向或应用研究，但正如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不是最好的投资。这是一项重要的投资，但最好的投资是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我们指的是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而不是考虑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是，追求知识就能解决最大、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它不是试图解决一个大问题，而是通过鼓励更多人追求对世界和自然的知识，从而出现了解决大问题的办法。
所以答案是钱，尤其是投资在基础研究上的钱，投资真正的基础研究。
澎湃科技：你曾提到，相比国际大科学计划，更应关注一些“小科学”。
科恩伯格：没错。原因是“大科学”会有小结果，而“小科学”会有大结果。
比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它对所有生命和科学都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项技术由一个不知名的人在西班牙一所大学的小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这是小科学，却有大影响。与此同时也有大科学，美国政府试图治愈癌症的运动尝试了10年，但失败了。现在癌症比以前更严重了。
所以，透露出来的信息很简单，如果对大量个体进行投资，给他们机会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会取得巨大的成果。如果把大量的钱投入到针对特定目的的宏伟计划中，将一事无成，只是浪费钱。
澎湃科技：sRNA（小分子核糖核酸）有潜力治疗新冠吗？
科恩伯格：是的。
澎湃科技：sRNA项目进展如何？
科恩伯格：在以色列，我们开发了一种安全的sRNA。它对预防和治疗新冠都是有效的。它比已经开发出来的任何药物都要好得多，消灭病毒的有效率为99.9%。它可以用于尚未感染病毒的人，并防止他们患病。它像疫苗一样具有保护作用，一剂就能保护我们数周。
澎湃科技：你曾提到，过去一个世纪的生物医学进展大多是科学家在做自己的研究时，在意外情况下有了新的科学发现。所以你认同大多数科学发现是偶然的吗？
科恩伯格：这就是“发现”的本质。“发现”意味着意想不到的事情，政府认为他们可以让发现发生，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现的本质是不可预测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詹姆斯·罗斯曼（James E. Rothman，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和我一次次反复强调的，让个体去满足对自然的好奇心，允许人们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而不是其他原因，我们就会有新发现，我们一直都会有新发现。每一个发现总有一天会被证明对人类健康、对人类其他活动、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