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乱的“祸首”的曲折变迁 。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的形象建构。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
姚广孝( 1335— 1418 )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 。在其去世后，他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 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 之役叛乱的“祸首”“乱臣贼子”的曲折变迁 。明清时期政权合法性的转移、忠节观的塑造、儒释力量的消长、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矛盾，都是姚广孝形象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此前对此缺乏研究，仅个别论著偶有提及。本文试图考察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变迁的历程，分析其背后的时代与环境变迁因素，以深化对姚广孝、“靖难”之役以及明清政治、社会、文化及心态等研究。
一、明朝前期姚广孝功臣形象的确立和巩固
姚广孝作为“靖难”功臣和“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其地位和形象在明朝前期得以确立。
姚广孝，即释道衍，元末长洲相城里(今江苏苏州市)人 。出家后，从杭州径山寺愚庵智及禅师 “咨叩禅要”，并广参博究，成为一名临济宗高僧 。元末明初，他先后住持临安普庆寺、杭州天龙寺等，“大振宗风”。洪武十五年( 1382 )八月，被明太祖选从燕王朱棣，担任北平庆寿寺住持，为故去的马皇后“诵经荐福”。他与朱棣谋划夺取皇位，“靖难”之役中担负着战略决策和指挥之任 。史称，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明成祖朱棣即位初，授僧录司左善世 。永乐二年( 1404 )四月，升为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永乐年间，姚广孝的政治作为主要有：辅导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赈济苏湖，主持重修《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荐举贤能官员，传承、弘扬和护持佛教，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 。
永乐十六年( 1418 )三月，姚广孝病逝于北京 。对这位军师谋士和老战友的去世，明成祖“震悼”，为辍朝二日 。他三次遣镇远侯顾兴祖谕祭，称赞他“辅成家国，其绩居多”，“为国家之深谋，定社稷之大计”，“生能建大勋于国家”，宣布追封“荣国公”，赐谥“恭靖”，“特建塔于西山之麓，妥卿神灵”。太子朱高炽、赵王朱高燧，以及泰宁侯陈珪等、平江伯陈瑄等，与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 院、六科、行人司、锦衣卫、顺天府等各衙门文武重臣，均有祭文祭奠 。六月，明成祖再发诰命，宣布追赠姚广孝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八月，明成祖撰成姚广孝神道碑文，追忆其生平，除了赞颂其政治、军事功绩以外，论其道德品行，“器宇恢弘，性怀 冲澹”，“坚确有守，精纯无疵”，“乐善好施”；言其佛学造诣，“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 宗风”；述其文学成就，“文章闳丽，诗律高简，皆超绝尘俗”；至其为官职守，“从容渐积，忠言匡辅， 虽老益尽其心”。明成祖对姚广孝的评价不吝笔墨，极尽褒美之词 。对此，《明史》总结说：明成祖 “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 。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 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
应当说，明成祖对姚广孝的葬祭隆重而超规格 。首先是“辍视朝二日”。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定制，公、侯卒，“辍朝三日”。永乐年间，明成祖为公、侯、伯之丧辍朝，对象仍是高阶功臣武将 。永乐三年八月，户部尚书郁新卒，“辍朝一日” 。这是《明太宗实录》仅见的姚广孝去世前明成祖为高阶文臣辍朝之例 。明成祖为姚广孝“辍视朝二日”，实是隆重而超越规格 。其次是“以僧礼葬”。实际上， 姚广孝丧葬除火化、建塔下葬依僧制以外，一切葬祭礼仪均依王公大臣之例，而且规模、礼数远过之。 第三是追封“荣国公”。国公爵位“至贵”，明初皆以封授功臣武将，“惟太祖朝韩国公李善长生前疏封 时得称文臣”。至此，姚广孝再追封“荣国公”。万历时沈德符称其“以缁徒得比隆开国元勋，亦异矣， 盖国朝止此二人”。第四是“谥恭靖”。洪武以来，“惟武臣有谥”，姚广孝为“文臣始得谥”，也开了 先例 。第五是“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明初文武大臣去世，皇帝“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仅洪武年间中山王徐达、永乐年间姚广孝神道碑“皆出御笔” 。可见，姚广孝备极哀荣，朝廷的葬祭确立了 他作为政治功绩、学术文章、道德品行都很完满的“靖难”和永乐王朝功臣元勋的地位和形象，而不仅是高阶文官和僧人 。前引沈德符的诧异，显然没有理解明成祖对于姚广孝的定位。
姚广孝对先后作为燕世子、皇太子的明仁宗朱高炽有辅导、培养之功，二人交往时间长，感情深厚 。姚广孝去世，皇太子朱高炽遣礼部郎中陆贞致祭：“当靖难之日，卿竭诚效力，佐成大功，用锡褒荣，特授卿以三少之职，式资德义，翊赞予躬 。而卿年龄益高，功行弥笃，广视物表，究竟益深。”肯定姚广孝的“靖难”之功和永乐年间对自己的辅导之劳 。至洪熙元年( 1425 )三月，明仁宗继位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遣皇太子[朱瞻基]祭长陵”，并加赠姚广孝为少师，与另外三位“靖难”功 臣武将——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一起，在太庙中“配享”明成祖 。明仁宗在御祭文中说：“朕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圣之德，顺天应人，再安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赖卿等相 与同心同力，以辅成大功”，“故生则同其富贵，殁则陪其祀享”。
我们知道，明朝立国，产生出跟随明太祖征战统一的开国功臣群体，和跟随明成祖“再造家邦”的“靖难”功臣群体 。洪武后期，明太祖以开国功臣武将十二人配享太庙，文臣不与焉 。至此， 明仁宗又将张玉、朱能、王真、姚广孝四位“靖难”功臣配享太庙 。张、朱、王均为战死于“靖难”的武将功臣，姚广孝则为“靖难”军师谋士，又参加、辅佐了永乐朝政治，是文臣 。这表明，明仁宗完全认可了其父明成祖对姚广孝完满人设的功臣元勋的定位，予以配享太庙荣誉来正式宣示和确认。
姚广孝在永乐年间也奉命辅导、培育时为皇太孙的明宣宗朱瞻基 。洪熙元年十二月，行在礼 部奏请造四位“靖难”功臣“配享祭器”，明宣宗“从之”。宣德元年( 1426 )三月，明宣宗命为姚广孝 “置坟户”，以供祭扫 。五月，明宣宗立姚广孝神道碑，“出永乐中御制文”刻碑。这样，明宣宗再 次确认和巩固了姚广孝的功臣元勋地位和形象。
但是，到了宣德中期，随着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地位的加强，以及时间流逝、政治环境转趋宽松，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一直存在的怀念建文帝、反对明成祖夺位的情绪慢慢公开释放，官民士人可以合法地怀念宽仁的建文帝及殉死诸臣了 。他们虽然不敢、不能直接否定和攻击明成祖及 “靖难”之役，却可以从官方哲学、名教公论的角度来贬斥姚广孝。
先是，宣德五年正月修成《明太宗实录》，其中姚广孝小传在叙述其生平、功绩之后，特别提到： “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道余录》是姚广孝于元末针对二程、朱熹等人“攘斥”佛教之言，“逐条据理，一一剖析”写成，批驳程朱，护持佛教，“藏于巾笥有年”。永乐十年，他 “净写成帙”，公开流传 。我们知道，明初已经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并严惩攻击程朱之人、 书 。如永乐二年，饶州儒士朱友季诣阙献所著书，“专诋毁周程张朱之说”。明成祖览书大怒，斥为 “儒之贼”，“特遣行人押友季还饶州，令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毋语后人。’”而对同样 “诋讪先儒”、权位更高的姚广孝及其《道余录》，明成祖和官员士子却并无指斥及杖遣焚书之举，反而分外信任和重用姚广孝 ，死后还树为人设完满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典型 。至此，明宣宗与姚广孝的感情显然已不比其祖其父，于是笃信程朱理学的儒臣们受朝野风气影响，择《道余录》加以批判，并写入《明太宗实录》姚广孝小传，为明宣宗认可(甚至是明宣宗主张)，作为定本。 这样，姚广孝一方面仍是被朝廷尊奉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配享于太庙，另一方面又被朝廷贬斥为官方哲学之敌、儒学异端，正统之人皆鄙而视之，原本崇高的姚广孝形象遭到强力污损。
朝廷既公开贬斥姚广孝，宣德五年四月，礼部主事刘球为建文忠臣卓敬立传，也诬称姚广孝劝杀卓敬 。卓敬在建文年间为户部侍郎，力劝早日将燕王朱棣“徙封南昌”，以绝其谋反后患，建文帝不听 。朱棣攻克南京后，卓敬不归附，被抓后又不敬 。据刘球记载，明成祖“怜其至诚，犹欲生之”。 姚广孝劝道：卓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放其生则会召集各地起兵抗拒，“靖难”也会变得 名不正言不顺 。 明成祖“意遂决，已而命斩之，复夷三族”。刘球高调赞颂卓敬，并私谥曰“忠贞”。其实，卓敬与其他建文忠臣在朱棣攻克南京后数天被杀，时姚广孝尚在北平，根本无从劝 杀。刘球诬称姚广孝劝杀卓敬，将姚广孝指为名教公论之敌，仍是借机发泄对姚广孝、朱棣和“靖难”的仇视，以及对建文君臣的歌颂和怀念。
明朝前期朝廷确立和巩固姚广孝功臣元勋的形象和地位，既是基于姚广孝生平、才学相对客观的表述，也有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三代君臣的现实政治考量 。首先，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是强调“靖难”和明成祖一系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巩固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新明朝”的政治成果，可以说确立和巩固姚广孝功臣元勋地位是肯定“靖难”和“新明朝”地位的一部分 。其次，最高统治者也是借以褒功劝能，树立楷模，维系人心，以便更好地维护明朝统治 。而宣德中期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稳固和和政治环境转趋宽松，姚广孝受到从民间到朝廷的贬斥，他虽然仍是“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仍奉祀于太庙，但已经不再是人设完满的典型，而是兼具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矛盾形象，这同样是当时政治、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
二、明朝中期对姚广孝的批判和否定
明朝中期，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更加巩固，政治环境越发宽松，从朝廷到官民进一步对姚广孝加以批判和否定，嘉靖年间甚至将其撤出太庙配享。
正统三年( 1438 )修成《明宣宗实录》，其中有广东右参政杨勉小传，杨勉为姚广孝同乡，“有干 才，而怀市心 。初为进士时，乡僧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以守城旧劳，承礼遇，勉倾心事之 。未几， 赐衍名广孝，授太子少师，勉谄事为父，广孝没，躬为服丧，士类鄙之”。“乡僧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以守城旧劳，承礼遇”云云，直接贬低和抹杀了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劳；“勉谄事为父，广孝没，躬为服丧，士类鄙之”之句，则又将杨勉尊重、孝事同乡长辈和功臣元勋姚广孝，指斥为儒官向“异端”僧人屈膝谄媚的可鄙行径，既批判了杨勉，也否定了姚广孝 。这是宣德中期贬斥姚广孝之风的进一步发展。
天顺五年( 1461 )修成《大明一统志》，其中姚广孝小传缕述其生平，肯定他有“靖难”功，“所著 有《逃虚子》《石城》《霞外》等集”，没有提及《道余录》，未贬斥姚广孝 。但是，宣德中期以来朝廷树立的集功臣元勋与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姚广孝形象，已经为朝野所遵从和接受。
正德十六年( 1521 )四月，明世宗以藩王入京继位 。即位初，明世宗就要求大臣们讨论其生父 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定其本人是“继统”抑或“继嗣”，朝中为此爆发激烈争议，是为“大礼议”。嘉靖三年( 1524 )九月，明世宗最终在张璁、桂萼等人支持下，“始定大礼”，尊其父为“恭穆献皇帝”，称 为“皇考”，其母为“章圣皇太后”，称为“圣母”。次年四月，光禄寺署丞何渊上疏，“请于太庙内立世室以为祢庙，崇祀献皇帝，与祖宗同享太庙”。即将朱祐杬也放到太庙里也作为皇帝崇祀，得到明世宗同意，明世宗由此开始包括太庙祀典在内的祭礼制度改革。
功臣配享是太庙祀典改革的重要部分 。先是，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称：“太庙功臣配享，永乐以来附以姚广孝 。今大兴隆寺有广孝影堂像，削发披缁，不可上比圣祖开国功臣之例，乞为厘正。” 廖道南认为，姚广孝作为僧人，不能配享于太庙 。嘉靖九年八月，明世宗对礼部尚书李时及大学士张璁、桂萼等提及廖道南之言，表示：“夫广孝在我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遽更 。但广孝系释氏之徒，使同诸功臣并食于德祖、太祖之侧，恐犹未安 。礼官虽曰遵畏成典，实非敬崇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明世宗认可姚广孝的功臣地位，但是又指出他以僧人身份配享太庙不合礼制和人伦之 情 。李时、张璁、桂萼等人心领神会，讨论后提出：“信有如皇上所谕者，臣等议当撤去，即移祀于(隆) 兴[隆]寺内，每岁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庶宗庙血食之礼秩然有严，而朝廷报功之意兼尽无遗矣。”明世宗“从之，仍命告于皇祖以行”。这样，姚广孝被撤除太庙配享，移祀于大兴隆寺(原庆寿寺)。 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大兴隆寺发生火灾，世宗“用御史诸演言及部议，不复建寺”，改迁姚广孝牌位于大隆善寺(原崇国寺)，“祀典如故”。即“每岁春、秋用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
明世宗下令将姚广孝撤除太庙配享，表明明朝在国家礼仪层面对姚广孝功臣元勋地位的否定 。其根本原因是姚广孝作为佛教徒而崇祀于太庙，不合儒家礼制和人伦之情 。明成祖、明仁宗、 明宣宗均因亲历姚广孝辅佐、教导，因此对他重用、尊奉乃至命配享太庙，他们对姚广孝的定位是： 他是僧人，但终究是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 。宣德中期，朝廷贬斥姚广孝为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但仍将其作为功臣元勋 。而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不能容忍佛 教徒被崇祀于太庙，且他崇奉道教，禁绝佛教，“好道则必仇佛，故宫中佛像尽行瘗除，广孝配享力 行移撤”。明世宗的定位是，姚广孝仍是兼具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但终究是一位僧 人！ 因此，姚广孝不能奉祀于太庙，而只能在佛寺中。
宣德中期以来朝廷对姚广孝形象的重塑，既顺应了朝野舆论，又为官民士人进一步形塑姚广 孝确定了风向，吹响了号角，不少人随之批判、否定，一些人甚至编造各种故事来丑化和诋毁他。
前述正统年间编修《明宣宗实录》，监修官为英国公张辅，是与姚广孝同时配享的河间王张玉之子；总裁官是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等，不少人曾是姚广孝在永乐年间的下级同僚。《明宣宗实录》对姚广孝加以贬斥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和反映了这些文武高官对姚广孝的评价。
其后理学名臣邱濬斥责《道余录》说：“儒生不读佛家书，道本无亏岂有余。” 贬斥态度，表露无遗。 明世宗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不少官员大肆称赞 。如兵科给事中高金说：“臣每心悦叹服，以为大圣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刑部郎中李谕称：“陛下明圣，斥去姚广孝，万世颂仰。”
苏州地方官民也鄙视乡人姚广孝 。姚广孝生前认养子姚继，永乐年间授中书舍人，洪熙元年升尚宝司少卿 。至“义孙”姚廷用，朝廷不再授官，而沦为底层“里役”。姚廷用“好著故衣”，显摆祖父荣耀 。天顺年间，他拜见知府杨贡，“跪而绯袍”。杨贡问明是姚广孝“遗衣”，“大怒，丑诋之”。嘉靖年间，姚广孝后人“徙居顾山镇，业腐酒”，做小本生意，甚至将姚广孝获赠官诰五道“货卖”， 可见生活艰难。
与此同时，民间主要是苏州等江南地区不断编造出各种有关姚广孝的故事，其中不少寓含着 化、诋毁色彩 。如正德年间王鏊《姑苏志 ·姚广孝传》，在“别有《道余录》，则专诋程朱”句后，提供了例证：“其友张洪尝云：‘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见《道余录》，辄为焚弃。’”祝允明《野 记》记载姚广孝通过观音课占卜得到燕王朱棣信任的故事：姚广孝住持庆寿寺之初，“未见亲密”。 燕府医士刘观等因事谪云南，遇铁佛寺僧此宗，得其提醒 。朱棣召问，姚广孝以“观音课”为卜，“即 开襟，有太平钱五文，系于内衣带，解奉于上(指朱棣，引者注)”。朱棣“祝既，姚以一文钱掷之，徐 复一掷，掷讫，语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说。’曰：‘有之。’”遂得朱棣信任 。再如王鏊《震泽纪闻》载姚广孝还乡赈济而被友人王宾拒见的故事：“尝以赈饥还吴，有王宾者，高士也，广 孝与有旧 。诣之，闭门不纳，三往乃得见 。无他言，第云：‘和尚错了也。’”嘉靖年间黄瑜《双槐岁钞》，又增加了姚广孝还乡见姊的故事：“又往见其姊，姊亦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为？’乃僧服而往，始纳之，一拜后，姊不复出。”
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后人编造的 。如故事一所言张洪，洪武中以儒学生任官，永乐年间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后官至翰林院修撰，精研儒学，著有《四书解义》等多种 。不过，《姑苏志》在同卷《张洪传》中没有提及这个故事，如果说因该卷为“名臣传”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其后《吴中人物志》将张洪 收入“儒林传”(《吴中人物志》无姚广孝传)，亦未提及张洪有此护儒辟佛之言，则可推断为编造 。再 如祝允明《野记》，所录多委巷之谈，“记人事尚多不实” 。对其所记观音课故事，明人斥为“禁中机密 之事”，“何人泄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诞甚矣”。再如王宾拒见故事，见于王鏊《震泽纪闻》，但其 所撰《姑苏志》姚广孝本传中却没有提及。事实上，永乐年间姚广孝往苏州赈济，王宾为作《永乐赈济记》；王宾死后，姚广孝为作《王光庵传》，二人关系极为融洽 。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据之辨斥说：姚、王“两公契分如此，世盛传仲光诋娸荣国，方盥却走，终身不见 。吴儿委巷妄语，流误史家，不可以不正也”。《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两人交契，终始如一 。盖流俗欲推尊宾者，造作此言，殊非事实。”而故事四也是编造。编造者用意十分明显，借赞誉其友与姊的忠义清高，暗讽姚氏不忠不义，实则“吴人不满靖难时事，而归过于荣国者之托词也”，“未可尽信也”。
不过，这些故事都生动有趣，充满八卦色彩，让人爱读爱听，容易相信，再经当时及明朝后期诸多私史、杂记，如李默《孤树裒谈》、陈师《禅寄笔谈》、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幻轮《释鉴稽古略 续集》、吕毖《明朝小史》等大肆转引、改编，广为流传，加深了人们对姚广孝的负面印象，成为他们批判姚氏的依据。
当然，明朝中期也有一些官员士人肯定姚广孝的功绩 。如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吴宽见姚广孝僧服小像，赞曰：“困虎封侯头可相，真龙识主手亲攀 。朱衣玉带宫师贵，最爱跏趺静掩关。”正德年间大学士王鏊亦曾题诗赞誉：“颊隐三毫还可似，功高六出本无奇 。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臞然老衲师。”值得注意的是，王鏊同样是《道余录》故事的传播者 。时人对姚氏评价的矛盾心态，可见一斑。
三、明朝后期对姚广孝的争议
明朝后期各朝对于姚广孝的定位和祭祀，皆遵从嘉靖朝立场和做法 。不过，与《明世宗实录》 没有朝廷遣官祭祀姚广孝记载不同，明朝后期历朝实录及《崇祯长编》都多次记载各位皇帝春、秋 “遣”官祭祀姚广孝，包括明穆宗七次、明神宗三次、明光宗和明熹宗各一次，明思宗七次 。我们估计，嘉靖年间先后在大兴隆寺、大隆善寺祭祀姚广孝是太常寺官每年按制度举行，而明世宗没有再下令之举；明朝后期诸帝并不禁佛，有的甚至崇佛，对姚广孝再未公开指责、批判，因此常下令按制在大隆善寺祭祀，遂在实录中留下多次记载。
在朝堂之外，明朝后期专制统治进一步松动，人文主义思潮流行，思想启蒙运动兴起，政治参与经历了从“口喃耳语”到“扺掌剧谈”的转变 。姚广孝诸多轶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社会舆论对姚广孝的态度相较于朝廷立场更为复杂，人们各抒己见，在不触及“靖难”底线的前提下畅所欲言，并出现了肯定姚广孝及其《道余录》的进步史观 。其时的争议与复杂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参与靖难 。晚明进步思想家李贽曾在北京遍访姚氏遗像、遗著，瞻仰膜拜，认为他是明 朝盛世的开创者、功臣元勋：“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万历朝阁臣于慎行称姚氏“拥翊成祖，创守太平” 。晚明名臣黄道周称姚氏为“人中之英”，“虽加少师，亦是虚名，大都应运，自是天生”。 当然，贬损姚广孝者不能否定“靖难”，但可以转换思路，将姚氏定义为投机分子 。崇祯年间大学士黄景昉称姚广孝“最阴贼”，认为成祖即位本就是太祖默定、天命所归，“缘多却姚广孝、袁珙一番谀赞，反增形迹”。史家谈迁也指出：“文皇帝平内难，虽出入行间，其视草昧手辟，又悬殊矣 。假道衍不佐其筹，于文皇帝何损，而兵谋顾自公发之，非世之不祥人耶？”姚广孝的功劳，被他们贬损、否定。
其二，《道余录》功过 。正统保守的士大夫仍对其加以贬斥 。如万历时福建巡抚徐学聚说：“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但是，明朝后期王守仁心学大盛，与程朱理学对立，心学左派及泰州学派学者更近于禅学，言论尤为激烈，不少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道余录》的价值。 李贽奉《道余录》为巨著：“公有书，名《道余录》，绝可观 。漕河尚书刘东星不知于何处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他身体力行，终于在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将《道余录》重刻流传。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为姚广孝和《道余录》辩护：“盖其天姿超旷，不屑依人为可否，故自伸其 所独得者如此。”实际上，《道余录》问题的本质在明朝前、中期是儒释之争，在明末又成为禅学、心学与程朱理学之争，反映出当时思想界打破专制传统、启蒙主义兴起的思潮和进步的历史观 。顾炎武总结道：“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王守仁]，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 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其三，僧、儒身份 。姚广孝生平经历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作为一位僧人，但辅成“靖难”，成为功臣元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其立身之始终，毁誉不一 。一些学者认为姚广孝始终是僧人 。明末史家高汝栻称：“姚少师料敌成功，犹然祁衣隼帽，寄居萧寺，可谓萧然尘外矣 。不恋生前之荣，岂爱身后之名？”他批评嘉靖年间撤除姚广孝太庙配享是偏狭之见，“孚敬以左道斥之，只见学之不通方也 。若以为僧，高皇帝微时，起家衲子，将遂不得配天，与朝歌之废屠、莘野之耕田， 皆齿于公孤？ 甚矣，孚敬之固也！”高汝栻也不敢公开批评明世宗，但可以指责张璁(孚敬)。 知名学者曹学佺指出：“少师实不荤酒婚娶，似亦坚守其师教矣。”论者往往将其与元朝刘秉忠并举，但 姚广孝功成后不蓄发，不婚娶 。官员陈懿典便以姚之德行高于刘：“簪黻爵位，冠盖之荣，妻妾之 奉，一切不淄，即良、泌、秉忠所不免染指者，而广孝独不少涉焉。”谈迁却认为姚氏此举有欺世盗 名之嫌：“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姚广孝互逃儒、释之 间，没有处理好身份的转换 。如王世贞指出，姚广孝“于释则臣道靡也，于臣则释道累也”。蒋一葵也称：“少师栖遁禅宗，中婴世网，既参佐命，卒叛初服，互逃儒释之间，未获进退之所。”多数人对明世宗撤除姚广孝太庙配享表示赞同 。如王世贞认为：“孔庙之黜扬雄也，帝王庙之黜元世祖也，太庙之黜姚广孝也，凛乎有《春秋》笔焉。”沈德符称赞“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
有意思的是明朝后期高僧大德对姚广孝也评价不一。“晚明四大师”之一的紫柏真可不认同姚氏入仕为官，但从护持佛教方面对其予以基本肯定：“染衣而官，蝇点冰颜，以道反常，慈波奚宽。 知公罪公，星有定盘 。咦！ 接得无初传正脉，从来明暗不相参。”另一位“晚明四大师”云栖祩宏称姚广孝可取处有三：“或谓少师佐命，杀业甚多，奚取焉！ 然所取于少师者有三：一以其贵极人臣而 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隐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赞叹佛乘而具正知见。”而曹洞宗高僧元贤禅师则斥刘秉忠、姚广孝为佛门罪人：“僧家寄迹寰中，栖身物表，于一切尘氛尚当谢绝，况可贪禄位乎！ 一切文事尚不可与，况可操武事乎！ 自元时刘秉忠首开此禁，继而姚广孝效之，贪谬妄之勋名，破 慈悲之大化，佛门中万世之罪人也。”这些高僧大德们对姚广孝的评价，还是不离佛教本位。
可见，明朝后期，官员士人由于所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各异，对姚广孝的形象认同分歧较大 。但整体上，无论是“靖难”、《道余录》争议，还是身份讨论，官员士人基本以功臣元勋视之，这与 朝廷立场是一致的，或者说遵从朝廷对姚广孝形象的定位 。正如潘柽章所言：“荣国为人，不无可 议，而其佐命之功，自不可没。”不过，相较明朝中期的诸多质疑，在晚明心学大盛、人文主义思潮 兴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士人对姚广孝也不乏推崇与同情，甚至有些人能够肯定姚广孝对于明朝历史发展的贡献及《道余录》批驳程朱理学的色彩，体现出进步的历史观。
四、清朝对姚广孝的全面否定
清朝时期，姚广孝随“靖难”之役乃至明朝统治遭到否定，清高宗更是将其定为“祸首”“乱臣贼子”，明朝树立的功臣元勋形象遭到完全反转。
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忙于统一战争，对思想文化控制尚不严厉，也很少关注明初“靖难”之役 和姚广孝评价问题 。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者大力提倡 程朱理学，屡兴文字狱，针对明史也主要是严厉把控明清兴亡和明清之际史事的书写 。官修《明史》自顺治二年( 1645 )诏修，至康熙年间万斯同手定，其中姚广孝本传叙述其生平，肯定他的功绩， 也收入明朝中期以来流传的其姊和好友王宾拒见等故事，但没有提及《道余录》，论赞称“姚广孝固倾危之徒也，托身缁流，踪迹诡秘，靖难之役，裦然为功臣首，可不谓幸焉”。后王鸿绪删补修改成 《明史稿》，姚广孝本传一仍其旧，无鲜明的贬损之意 。 因此，后人批评王鸿绪“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摘无完肤状，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
清朝前期的私家编修明史十分活跃，产生出一大批明史著作，如张岱《石匮书》、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等 。这些著作中的姚广孝本传，皆叙述其生平、史事，总体上肯定其“靖难”之功，但也加入王宾、其姊拒见以及《道余录》事，指斥其为程朱理学“异端”及纲常名教之敌 。如《石匮书》传赞曰：“姚广孝协定大计，乃循初服，栖心玄门，终不得以富贵易之，奇士哉！ 虽然于释则臣道靡也，于臣则释道累也 。彼王宾者隐人无论焉，盖愧其姊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在卷十八 《壬午殉难》中记载姚广孝劝杀卓敬事 。总体来说，这些史著对姚广孝的生平叙述和评价，从史事选取到文字表述，皆不越明朝中后期以来的框架。
当然，明清易代也使得一些同情建文帝、反对“靖难”的史家学者再无顾忌 。如王弘撰指出： “即成祖以太祖之子，天下犹悲懿文之不祀焉。”谷应泰说：“建文之初，升平继体，海宇晏清，而燕 王横贪天位，䩄颜人上。”一些学者进而将辅佐或者说鼓动“靖难”作为姚广孝的一件恶行 。如尤 侗作《胖和尚》诗：“宁馨胖和尚，乃具杀人相 。七斤不著赵州衫，三尺宁拖临济棒 。左善世，荣国公，黑衣宰相老秃翁 。功业可方刘秉忠，劝人作贼岂释子！ 岀家不了徒为尔，申申詈，女媭姊。”朱 彝尊则直言：“少师与十高僧同征，当时孝陵知人则哲，何不移来复之诛诛之？”
一些学者在批判姚广孝的同时，又对姚广孝得以“助燕为逆”的原因进行深入思考，将祸根归因于明太祖 。如康熙年间俞长城认为：“太祖之封燕王也，仍元宫则非礼，握重兵则非制，姚广孝从 则非教 。兼此三者，乱本成矣。”理学名臣李光地因友人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求经，又各王分封，皆以一僧傅之，姚广孝则燕王傅也”，答曰：“洪武亦不是信佛，大抵人不能无所畏，当其分争时， 匹夫匹妇皆吾敌 。至天下一统，无外患可虞，欲保社稷、长子孙，便惧鬼神，思以邀福而除祸，未有不为僧道所愚者。”
乾隆年间，清高宗进一步强化专制皇权统治，严格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力维护伦理纲常，强调 “制治未乱、保邦未危者，必以风俗人心为之本，人心正则风俗淳，而朝廷清明，国祚久远” 。在此准则下，清廷、清高宗多次编修史书，置评明史，“严执纲常准则，其严厉的程度超过以往的所有史论”。
乾隆四年( 1739 )告成的官修《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润色而成，贯彻 了最高统治者包括清高宗的“䆣断”和史观 。其姚广孝本传与《明史稿》大体相同，仍肯定姚广孝的 “靖难”之功，但增补了“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 。毕竟，作为正史的《明史》需要相对客观地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不能否定“靖难”之役和姚广孝之功，否则一部明史就无法书写下去。
但是，在官修通鉴类、史评类著作中，清高宗借述史评史表达褒贬，完全否定“靖难”之役和姚 广孝 。如《御撰通鉴纲目三编》于永乐十六年三月“姚广孝死”条，清高宗作眉批曰：“成祖时所号功臣，其始皆燕藩逆党，然诸人不过附和拥戴，尚非构叛之尤 。若姚广孝，出自缁流，当其选僧而请侍燕邸，则在洪武时早已隐怀不轨”，“遂思一逞，以快其心，令成祖永被恶名，而惠帝遂倾国祚，身为戎首，实不容诛”，“书‘死’以著其罪，且以见乱臣贼子之断不容有佚罚也”。《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清高宗表示“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为可法则”。该书在“永乐十六年三月 姚广孝死”条亦抄录上引清高宗眉批，又下注曰：“初，北平兵起，阴谋首发自广孝 。及帝转战有天 下，广孝决策之功为多 。论者谓，帝躬冒不韪，以争天下，惠帝不终，诸臣被戮，追原祸首，皆广孝始之。”该条下还根据史书所载王宾高洁性格，在未见王宾之文情况下，竟斥责钱谦益以王文考辨其无拒见姚事为虚妄，真是政治态度武断了学术问题！
清高宗还作诗批判明成祖、姚广孝：“建塔以藏身，千年名不沦 。一兴应一灭，其主必其臣 。未 止多行戮，徒称斯返真 。无生背戒律，有像画麒麟 。儒墨去韩远，萧曹拟汉亲 。漫言羞见姊，原是 弃伦人。”诗中自注：“永乐最听广孝之言，其称兵簒逆，皆用其谋 。甚至大行诛戮，瓜蔓株连，未闻 广孝有所谏止也。”对于姚广孝监修的《永乐大典》，清高宗亦横加指责：“当时领书局者惟一姚广孝，因而滥引缁流，逞其猥琐之识，雅俗并陈，举释典道经悉为阑入，其奚当于古柱下史藏书之义乎？”他不屑于姚氏身份，责备其书收录过多佛道典籍，有违儒家传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也将姚广孝与嘉靖朝奸臣严嵩同列并举：“至于姚广孝之《逃虚子集》、严嵩之《钤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蠧国，绳以名义， 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在《明书》提要中，又重申“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
总之，清高宗将“靖难”之役指为叛乱，“靖难”军师姚广孝则为“祸首”“乱臣贼子”，明代前期以来姚广孝功臣元勋的形象遭到完全反转，可见乾隆年间专制主义皇权发展至顶峰，清高宗极力维 护纲常名教的保守、落后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官方话语影响下，乾隆以后朝廷、民间及官私史籍、诗文等对姚广孝形象的表述，也基本定型。
对姚广孝的吟咏、论评多遵从清高宗“祸首”“乱臣贼子”形象 。如乾嘉时期知名藏书家、诗人吴骞称：“沈石田先生世居相城，姚广孝亦相城产，此如一薰一莸，不可同年而语。”将同为相城人的姚广孝与明朝中期工诗善画、品行高逸的名士沈周(石田)比为一薰一莸，沈周为香草、善类，姚广孝则是臭草、恶人。不少学者作诗对姚广孝加以批判申斥，诸如“斧斨已遣勤公旦，冠被终愁詈姊媭”，“好杀共知和尚误，著书赖有故交焚 。依然病虎形容在，曾否声名直半文”，“协谋博得君王宠，惭愧缁衣 换少师”，“嗜杀得无惭戒律，知几毕竟自奸雄。方黄地下如相见，敢诩金川翊戴功？”咸丰年间方浚颐作《书姚广孝传后》言：“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姊不纳，友不见，而遥语若此 。此为少师一生定论， 更无从下转语也”，“曰僧非僧，曰仕非仕，吾乌乎测少师？吾又岂能谓少师不误哉！”
而史书、方志中的姚广孝传，则沿袭官修《明史》。 如光绪《顺天府志》之传，杂引《明史》《明史稿》《广名将传》等记载，既肯定姚广孝的“靖难”功绩，也贬斥其著《道余录》，为儒学异端和名教罪人。同治《苏州府志》姚广孝传，则照搬官修《明史》。再如晚清学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在介 绍姚广孝著作时，附有姚广孝小传，亦仍《明史》，并就《道余录》愤恨地表示：“孰知死后五百年，焚之不尽，其不能掩恶，益可儆矣。”
总之，乾隆以后，朝野对姚广孝或肯定其为“靖难”功臣元勋，但兼具程朱理学的“异端”，是为官修《明史》形象书写模式，或指斥“靖难”为叛乱，姚广孝为“祸首”“乱臣贼子”，是为清高宗“钦定” 姚广孝形象。
明人刘大夏说：“人生盖棺论定。”应该说，这句话适用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人，但对于姚广孝这位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则完全不适用 。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 嘉靖年间作为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 乱的“祸首”“乱臣贼子”的曲折变迁，直至完全的形象反转 。其形象变迁频度之多，反转幅度之大，为 中国古代所少见 。纵观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皇帝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 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和皇帝的建构 。这反映出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皇权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支配权力，历史人物的形象往往由官方意志来书写和形塑 。姚广孝形象的曲折变迁是时代与环境变化的产物，政权合法性的转移、忠节观的塑造、儒释力量的消长、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矛盾都是其形象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考察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的数度变迁，无疑对我们梳理明清时期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从皇帝到官民士人心态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