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获罪，他在朝中的友人也多被牵连并受到处罚。其中，他的伯乐与恩师张方平被罚铜30斤，儿时就以“砸缸”闻名于世的重臣司马光则被罚铜20斤。
在宋代，罚铜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员、平民都有被罚铜的记载。
一位名叫孙准的官员，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妻妾争宠闹得满城风雨，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于是被罚铜6斤。
宋仁宗时期，濠洲一位9岁儿童因伤人致伤，但考虑到年纪较小，且非故意害人，最终被罚铜120斤赔偿受害人家属。
“罚铜多少斤”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为什么不直接罚钱了事，而是要罚铜呢？其实，“罚铜”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和经济、文化背景。
01 从西周到宋：“罚铜”做法的一脉相承
罚铜，有时也被称为“赎铜”，是古代刑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宋代时期得到普及。
根据《尚书·吕刑》，西周时期规定：“师听五辞，五辞简孚。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
其中五刑是指墨、劓、剕、宫、辟；五罚则是对应的罚铜等级：百锾、200锾、500锾、600锾、1000锾。对于未经核实，不能用五刑定罪的案件，适用“疑罪从轻”的原则，可以用罚铜赎罪。
唐代贞观年间，尚书长孙无忌被唐太宗召见入内宫，因为负责安保工作的校尉一时疏忽，没有让长孙无忌解下佩剑就走进了东上阁。按照律例，“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伤。”校尉的罪责严格追究起来会被处以伤刑，长孙无忌也难逃责罚。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朝堂上几经讨论，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校尉免于一伤，而长孙无忌被罚铜20斤。
此外，《唐律·名例律》中，也有用“赎铜”代替“徒刑”的记载。
所谓徒刑，是指犯人被监禁并被强制劳动的刑罚措施。徒刑时间越久，需要赎铜数量越多：1年对应赎铜20斤，2年40斤，3年60斤。
到了宋代，刑罚体系变得越来越完善，罚铜、罚金、罚俸、罚钱等多种“罚刑”并存，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和人群。
通常来说，罚钱是直接罚没货币，主要用于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保证“市易法”的推行，对于超期不支付官府借贷利息的，要被加收2%的罚款。这和今天的信用卡逾期、贷款逾期等有相通之处。
罚俸，亦称“罚直”，是对有公职人员的处罚，从每个月的俸禄中扣除一部分或者全部。在数量上，以“半月”为一量，依据品级高低罚俸数量有所差别。
罚铜，在宋代有18个等级，从1斤到120斤不等。在官员误判案件、失察渎职、违反法纪、过失害人、贪赃等案件中，都有罚铜的先例。
官员罚铜，通常是适用于微小失误的处理，或者与监禁、降职、流放、取消官职等结合。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先是被抓进监狱之中待了百来天，之后又被罚铜8斤，官职也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海南儋州。
罚金，从字面意思来看，是要罚没黄金，但由于宋代黄金产量有限，所以在实际缴纳时，多用铜代替。在一些场合中，广义的罚金也将“罚铜”包括在内。总体而言，罚金的适用范围要比罚铜要广泛一些。
02 铜铁货币本位：“罚铜”的社会经济学依据
罚铜的做法延续了数千年，一方面是由于铜是铸币的主要材料，是维持货币体系的新的因素。
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这么一条：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一种货币形式的产生，往往与其“稀缺性”有关。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我国的金、银矿藏量并不丰富，铜取而代之，成为铸币的主力军。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有铜贝币，齐、燕、赵等国则多用“布币”。秦代时“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得到推广和普及。汉、唐、宋等也基本延续了铜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形态。
除了铜，铁在货币体系中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宋代，受交通运输不便等因素影响，四川被规定为铁钱区，人们日常贸易往来只能使用笨重的铁钱，带来了诸多不便：外地客商来四川做生意时，要经过几次兑换，而且携带大量铁钱也十分累赘。然而，正因为如此，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出现在四川地区。
另一方面，铜≠铜币，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通常将罚铜独立出来，这与货币“不足值”的特征密切相关。
根据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在于人们对它有共同的认知和信念，而非其本身的价值。
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是由政府以法定名义铸造并投入流通领域的，在货币的演变史上，“不足值”的法定货币是一种常态，铜币也是如此。
在流通过程中，由于民间私铸多种铸币同时流通，出现套利空间，人们倾向于囤积高价值货币，买卖商品时使用劣等货币，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面上流通的多为铜含量低、质量偏低的货币。
政府通过“罚铜”，可以直接收回高质量的红铜资源，用来铸造更高面值的铜币，这是更有利的一种做法。
03 祭祀礼器与实用器：“罚铜”的文化依据
罚铜，除了经济因素的考虑，还与古代的祭祀、饮食等文化因素有联系。铜被广泛用于祭祀礼仪、墓葬、日常生活、兵器等环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可用于铸币的铜。
在夏商周时期，甚至更早，人们就在铜中加入锡或铅，制成青铜器。这些器皿中有一些为祭祀礼器，最著名的后母戊鼎重达832.48公斤。日常生活中也常用青铜器皿，盛放食物、酒水，演奏音乐等。
在古代贵族的丧葬仪式中，青铜器皿也十分常见。在西汉海昏侯的墓葬中，就发现了3000余件青铜器，其中有青铜编钟、铜磬、铜铙等礼仪乐器，也有诸如青铜尊、鼎、釜、豆、壶等实用器。
三国时期的曹操离去时，在遗嘱中提出了“薄葬”的要求，不在墓葬中放置金玉、珠宝、铜器等物品，可能也部分出于不浪费有限的铜器资源考虑。
春秋至秦汉，兵器中的“剑”多以青铜铸成。秦始皇时期，为了维持统一稳定的局面，将天下兵器尽数收缴，并浇筑成12个铜人。然而到了东汉后期，董卓起兵时期由于军费不足，又把其中10座铜人悉数毁掉，用于铸币。
明清时期，大航海时代带来物种大交换的同时，来自美洲的白银经过通商口岸，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铜、铁的地位逐渐被白银所取代。随着白银货币化时代的道路，“罚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历史。
在无数关“罚铜”的案件和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司法体系臻于完善的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演变趋势。
参考资料：
1、《2023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
2、《宋代刑法史研究》，戴建国
3、《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4、《未来简史》，尤瓦尔·赫拉利
注：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