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贝
中国从隋唐以来就重视帝王肖像的制造、供奉，把皇帝相貌展现在天下人面前，既能满足臣民对皇帝的期望，又能借此为皇帝本人营造天命，凝聚人心。隋唐时代的御容尽管数量多、分布广，但经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几乎全部损毁散佚，但隋唐时代兴起的御容政治文化传统却被宋代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唐代帝王的御容真迹基本不存，而宋代皇帝的御容画像却几乎全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开启了后世元、明、清三代皇帝御容画像之先河。黄博的《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一书，就是别开生面地从宋代的帝王肖像崇拜的角度来探索宋代政治生活的佳作。这个主题前人没有系统研究过，具有开拓性，尽管此书为了照顾普通读者，采用了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方法，但因其开拓性的特点，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应被低估的。该书不仅在海量宋代史料中搜集到与帝王肖像相关的史料，加以条理性地分析、叙述，还暗合今天历史研究重视图像学的方向，从丰富的文献资料、图片资料，给我们展示了宋代御容崇拜的制度形成过程，以及在南北宋之际，御容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各种令人惊奇的故事，更难得的是作者对历史充满了问题意识，常常能以小见大，从纷乱史事的背后看出其本质，这只有具备史识的史家方能达到。
《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黄博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86.00元。
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不久，与赵匡胤同为后周重臣的李重进在扬州举兵造反，宋太祖亲征扬州平定了这次叛乱。次年，朝廷下诏，决定把太祖在扬州时暂住的行宫改建为一座寺院，以纪念太祖的东南之行，赐名为“建隆寺”。寺院建成后又找到太祖的一张“御榻”，半个世纪后又请朝廷赐给建隆寺一副太祖御容，后来又建起了御容殿进行供奉。这个史实貌似平淡无奇，但黄博却从中发现了北宋初期南北方出身官僚，及南北文化矛盾对立的细节特征。他指出：太祖御容崇拜在扬州的兴起，其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宋朝继承了后周的军队和地盘，其基本盘都在北方。统一天下后，其政治重心也在北方，朝廷之上，重北人而轻南人的风气一度十分盛行。由于朝堂上北人对南人占有压倒性优势，而宋朝统一后又在政治上施行了一系列限制南人的政策，更助长了北人这种心态。宋太宗就曾下诏书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北人甚至编造出了太祖不准南人当宰相的祖宗旧法。黄博认为，景德年间真宗送太祖御容到扬州，看似偶然，其实背后并不简单。因为南北方政治地位的变化，正是从真宗朝开始的。真宗时代，宋朝的文治国策已经稳步推行多年，擅长文学的南方人开始大量进入朝堂，渐渐形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江南地区正是通过请太祖御容、大兴土木建御容殿来彰显其重要性，这也是江南地区从打酱油的角色逆袭为大宋王朝舞台主角的重要手段。
南宋是御容画像制度化大发展的时期，绍兴和议之后，高宗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皇权的措施，而御容奉祀是展示皇帝权威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因此他安定下来之后就着手将战争期间散处各地的御容集中于“行在临安”供奉。成都府的重光寺因陕西沦陷，意外获得了陕西以及北方一些寺观收藏的御容画像，成都意外成为京城以外最大规模的御容奉祀场所。南宋时期，由于四川是防御金兵入侵的前线，蜀地距离杭州朝廷路途遥远，为此中央不得不赋予四川许多特殊权力，形成了特殊化的政策。胡元质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后，却深感自身权威不足，希望通过在成都府新修御容殿的宏大工程来抬高地位，但此举却遭到南宋中央的否决。胡元质试图借宏大工程来打造声势，提升制置使的权威的种种措施，显然来自对制置使权威不足的感受，然而朝廷的感受恐怕恰恰相反，给成都的御容殿“转正”，也会分薄临安朝廷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神圣资源。黄博指出，南宋四川的特殊性，除了朝廷对四川的特殊化政策，造成四川拥有众多特殊权力之外；从更深一层看，恐怕还存在一种因为这种特殊化政策造成的特殊的内部权力结构及由此形成的内在紧张，因此才会出现一方面胡元质觉得权威不足，而另一方面朝廷已觉得他的权力太大的矛盾感受。因此御容殿迁建工程受挫，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南宋晚期这个历史阶段，黄博通过传世的宋理宗御容画像与为理宗服务的画家马麟的作品相比较，发现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中画的陶渊明和《夏禹王立像》中的大禹，无论脸五官还是身形神态都酷似宋理宗的御容画像，用宋代皇帝的形象来绘制神仙人物，其实是当时很流行的做法，但皇帝扮成陶渊明却是理宗的创造，其中透露了什么历史消息？黄博推测，理宗出身皇室的远亲，是权臣史弥远为了专权而拱上皇位的，原来与皇位失之交臂的赵竑在一场叛乱中成为替罪羊被处死，此举引发了许多正直士大夫的不满。由于理宗得位不正，他才喜欢在画里面扮演陶渊明，向世人表明心迹：他无心抢夺皇位，当上皇帝并非他强求，都是天意而已。而扮演夏禹则是代表了他崇尚理学圣王的“尧舜禹汤”，通过扮演道统中的圣王，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君师合一”的哲人王。
宋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皇帝肖像画的朝代，宋人对于皇帝肖像的制作与崇拜，可以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而且颇有些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南宋亡国之际，许多士大夫甚至抱着御容塑像殉国，来展现对宋朝的一片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