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原大地短暂和平的破灭，带来了臭名昭著的五胡乱华，给中国古代历史带来深重灾难和不可磨灭的影响。彼时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
然而，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西晋的灭亡固然使大部分汉族士族跟随琅琊王前去江东经营，但北方仍有不少未曾迁徙的“留守”士族。
对于这些人来讲，怎样才能在沦陷的故乡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保存整个家族的政治生命，就变得至关重要。
这可以算作流行大家族观念的最大背景。
西晋灭亡之后
1.永嘉之乱二三事
要探究西晋灭亡之后北方残余士族观念的变化，就要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因此，论者不能不明白致使西晋灭亡，华夏政局出现如此改变的前因——永嘉之乱。要理清永嘉之乱的关系，又涉及到八王之乱。
宣皇帝龙生九子，长师次昭。司马师早死无子，昭之子攸出继承嗣，又一子司马炎立为太子，即武皇帝。司马昭虽然立嗣，然而感念兄长之功，欲效仿赵襄子故事，将皇位传给司马攸，这便为动乱埋下祸根。
又加之贾后乱政，诸王势大，惠帝子孙死绝，中原竟然群龙无首，八王进京打作一团。最终剩下东海王越一个远支惨胜，接手的是满目疮痍的河山。
问题是，那河山上还有敌人。
想当初，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长驱入邺；东嬴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大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于是“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
请神容易送神难。
永嘉年间，匈奴刘渊等人起兵几次进犯长安洛阳，掳掠怀、愍二帝，杀公卿，抢走金银财宝无算。幸存者仓皇失措，五马渡江，史称永嘉之乱。
于是五胡粉墨登场，此后的数百年，他们成了中原实际上的主人。
2.复杂的北国
论及两次动乱，是为大致描述西晋灭亡后的形势。南方司马睿、王导等人此时正与江东豪族斗智斗勇，纠集渡江义士，志在北伐，而北方的形势显然更为复杂。
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前凉（汉）、成汉（氐）、前赵（匈奴）、后赵（羯）、北凉（匈奴）、西凉（汉）、后凉（氐）、南凉（鲜卑）、前燕（鲜卑）、后燕（鲜卑）、南燕（鲜卑）、北燕（鲜卑）、胡夏（匈奴）、前秦（氐）、西秦（鲜卑）、后秦（羌）。
十六国多而乱，此时的北国正是乱如麻的状态。
一来原有的士族迁徙变化，一部分南渡，一部分随张轨入凉，一部分仍然留在故地。这些士族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娴于经学研究，熟于典章制度，将凭此在异族、异乡之中夹缝求存。
二来是少数民族的加入。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被动融合交流，彼此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如何缓解，如何求同存异——这些问题势必要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北方流行大家族观念的原因
提到魏晋，后人总能联系到一个词，门阀政治。在南方，这一制度的翘楚是王谢，在北方，则要求诸于北朝的士族。
门阀政治不是无源之水，两晋的士族，前身是东汉的“世家豪族”，西晋灭亡之后的北方，应当说，是相较于东汉与三国，“更加”流行大家族观念。
这里有个源流问题，北方的大家族观念不是突然兴起的，是有历史渊源的，既是时局变化的应对，也是历史传统的延续。
1.政治上
留在北方的士族首先考虑的就是家族的政治生命。此时虽然有华夷之辨，但鉴于“南望王师又一年”，即使最孤高自赏的世家也要着手考虑与胡人的合作问题。
如张宾建立君子营，为石勒招贤纳士。更如前燕某皇帝在位时，“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招徕了河东裴嶷、裴开，渤海封抽、封弈等人，凝聚了相当多没有南渡的世家中坚力量。北魏孝文帝更是典范，崔浩父子、李冲兄弟都与他有君臣相得的时刻。
在政治上，大家族观念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世家子不仅追求个人官场的显达，还肩负使家族繁荣的责任。
北方胡族要在先进地区维持统治，就要借重当地世家大族的力量，世家大族要求生存，求影响，就要顺应发展，与胡族合作。也就是说，当胡族统治中原的时候，他需要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牧民官，这一点，只有世家能够满足需求。
相对应的，与后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同，这时候胡族君主对于臣下的信重绝不仅仅因为某一个人，而是其背后一整个家族的人才。
这样，要在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地更迭中保持家族地位不受损害，大家族观念的加强也是情理之中。
2.经济上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大家族观念流行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是庄园经济的发展。
而当时的北方在民生凋敝的大背景下，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一来是汉族士族庄园坞堡的建设，二来是胡族贵族经济方式封建化的进程。而这两种情况各自以不同方式加强了多民族百姓的大家族观念。
先说汉族。
自东汉以来，北方流行起庄园经济，为区分于西欧庄园，有时也叫田庄经济。
世家大族“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广开田土三百余顷”。
汉末三国以来为避战乱，他们建设坞堡，部勒宗姓，或聚族自保，或举宗避难。在坞堡内部，经济上自给自足，也影响到庄园外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员构成上，主要是主家和宗亲以及佃仆、乡党。也就是依靠血缘和地缘联结。经济问题会引导坞堡内部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如贫富分化后，原本的宗族兄弟逐渐替主家办事，构成实际上的从属关系。但实际的外部威胁让人们意识到坞堡内相对安全。
而坞堡内部，乡党、佃农共同为主家劳作、主家也会基于经营名声而承担社会责任，做一些慈善行动，如荒年施粥、放粮、赠种，平时修建族学、划分族田等。
这样内外合力、双向互动，也就将这种大家族观念更深地灌输到百姓心中。
胡族也在北方，因此北方流行大家族观念同样不能忽视胡族的作用。魏晋时期的胡族南渡，对于胡人本身而言，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他们中或有军事民主制，或有奴隶制，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后，通通出现了封建因素。
制度落后的广大胡族政权，多半起初不是一个国家，而是部落联盟。部落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多重血缘，而胡族为战争而聚集的各部族士兵又与主帅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胡族内部本来就有大家族观念发展的土壤。
胡族封建化，在经济上说，就是胡族经济庄园化。要维持对中原的稳定的统治，来去如风依旧掳掠是行不通的，擅长畜牧业的胡族必须学会农耕，胡族贵族的庄园效仿汉族，其中的人员与主家也有人身依附的关系。
大家族观念对于这时的胡汉庄园，就起到凝心聚气的作用。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定士族、定族姓，官方地肯定了胡族经济庄园化的现象，更助长了北方家族意识的发展。
3.文化上
五胡十六国后，北魏曾短暂统一北方。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当时褒贬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加速了鲜卑封建化（汉化）的进程，有利于民族融合。
也可以说是北方胡族在文化上流行大家族观念的原因之一。孝文帝改革中，有穿汉服、改汉姓、学汉语、制汉礼、与汉通婚等重要举措。
学汉语、制汉礼，就要“用夏变夷”，改变鲜卑旧俗，使鲜卑上层贵族接受汉族思想文化，改汉姓、与汉通婚就是从里到外加强鲜卑贵族的宗族观念，使他们有意识地从奴隶主转变为地主。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礼仪、制度等精神世界的外化，穿汉服背后的意图同样不可小觑。
元熙“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然轻躁浮动。(其父元)英深虑非保家之主,常欲废之,立第四子略为世子,宗议不听。略又固请,乃止。”
就连北魏宗室后来也要通过“宗议”才能成事，可见大家族观念十分流行。
汉族在文化上尊崇汉儒之学，这又有利于大家族观念的流行。东汉时期，洛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到十六国以至于北朝，洛阳的文脉也没有断绝，胡族同样要服膺于汉儒之学。
汉儒的学问，核心是三纲五常，而到了西晋灭亡之后的北方，其中的孝道变得更加受人推崇。孝，是作用于家族内部的基本准则，推崇孝道，也就是重视家族。
史载:“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叔。”
这是南北士族同源异俗的例证，也是北方相较于南方更流行大家族观念的佐证。
无他，江南遍地汉家衣冠，在崇尚“良禽择木而栖”的当时，南方士族改换门庭几乎毫无压力，兄弟各为其主时，家族观念就要让位于忠君思想。而北方士族孤悬在外，委身于胡族君王，不亲近亲族又求于何人呢？
4.军事上
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晋灭亡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势必引起当地汉族士民的反抗，也就出现“徙戎之争”。
大家族观念的流行首先是民族意识的强化。应当说，民族意识的强化是家族意识的外延，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家族观念区别于东汉三国时期大家族观念的新内涵。
在北方，民族矛盾的激化，加强了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使得家族观念强化，成为汉族抗击胡族侵略的精神武器。
自古以来，社会矛盾分阶级和民族，而作为大家族观念的主角，胡汉大族之间的根本矛盾还在于民族：当西晋灭亡之前，胡汉贵族尚且可以“互帮互助”。
当西晋灭亡之后，在北方这样一个民族大染缸里，不仅有胡汉矛盾，还有各种胡人之间的矛盾，一汉与五胡之间，常常可以相互利用。胡族政权相互倾轧的动力，正来源于彼此的矛盾。
汉人之中，有与胡族合作保全家族的，也有与胡人对抗坚守故土的。从军事上说，大家族观念之流行，正是为了凝聚更多有生力量抗胡。
“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檦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檦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
在当时，要凝聚宗族武力对抗胡族，维护宗族共同利益，就要妙用大家族观念。
政治上自觉的胡汉之争，各个方面重镇的争夺，经济上胡汉庄园的扩张，军事化管理庄园成为坞堡，文化上传承东汉的河洛经学，强调家族、孝道，最终都要作用于军事上的胡汉对抗。
大家族观念的延续
1 .隋唐初年的士族
经过士族自身的衰落,加上历次政变,南方士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到隋唐时代已不成气候。但北方士族的势力还很强大，北方士族中流行的观念，例如大家族、士族内婚等也坚持了下来。
隋唐初年主要有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他们在修氏族志、废王皇后等政治事件中有过激烈冲突，但根本利益却是一致的。初唐国力逐渐强大，皇权复兴，朝堂上的主要矛盾很快从两方的新旧士族之争变为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
五姓七家被沉重打击之后，西晋灭亡以来北方士族强调的大家族观念由此也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汲取了新的活力。进而，受到皇权支持的寒家子为了迎合世风，必然助长大家族观念。
经济上，隋末战乱是土地兼并的好时机，唐初的均田制对象是无主荒地，没有损害大地主的利益，这样，庄园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政治上，皇室出身于世家，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还需仰仗世家，这也给了世家相当的底气。
军事上，关陇贵族的威力不可轻忽。尽管从历史角度看，重用世家只是一个过渡，但大家族观念的确在隋唐延续并发生了一些基于“国情”的变化。
2.关于大家族观念的一点延伸
士族固然有大家族的现实需求，而“大家族观念”本身又指向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结合，提出孝悌节义的价值观和三纲五常的稳定秩序。——自古忠孝一体，君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
这就引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结论，即，中央皇权和地方大族时刻进行着向心和离心的拉锯，然而，溯源于先秦宗法制的大家族观念虽然是世家得以强大的思想武器，皇权却不能拒绝，更不能过分打压。
两者可算是在斗争中求平衡，在拉锯中求妥协。这或许就是晚唐时世家得以回光返照的原因之一。
这里是回光返照而非再续荣光，就是说大家族观念也并非世世代代不可或缺，终将土崩瓦解。因为大家族观念终究是士族的利器，跟随着士族的庄园经济和高门大户垄断官职的政治需要而起，士族衰落，寒门地主兴起，大家族观念也就成为明日黄花了。
小结
简而言之，西晋灭亡以后，华夏北方流行大家族观念根源于时代背景，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影响，要多方面看待。
时代的重压要求北方残余的士族加强宗族联系，而中国人民安土重迁的特点决定了在城市追求富贵权势的士族也定然与乡土社会联系紧密。
同时，“北方”的复杂环境又说明此事不能局限于汉族士族，也要考虑到北方南下“牧马”的少数民族贵族的参与。
另外，“西晋亡后”也是一个较大的时间刻度，既是短期的“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又影响到长期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世情世风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