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洲人创造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创新”，那么在东印度群岛，乃至整个印度洋世界，西方文明嫁接了东方文明。
前殖民时代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贸易。印度早在13世纪就有奴隶王朝，但与这些地方不同的是，东印度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奴隶制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印度就是各族商人的聚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不同文明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东印度所谓不同类型奴隶制的发展。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在他的著作《亚非奴隶制度》中提出的。沃森发展这一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以研究非洲为首的人类学家之间的争论，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将外来者纳入亲属群体的过程。那些研究亚洲的人认为，占主导地位的亲属群体排他性多于包容性，奴隶制的关键在于他们的非亲属关系和局外人地位。
“公开”奴役
借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非洲土地相对肥沃，因此不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沃森认为，“开放”模式在非洲和东南亚更为盛行，土地肥沃，人口控制.获取财富和权力的主要途径。
据估计，16、17世纪东南亚群岛的总人口只有800万人，约合每平方公里3.7人。这表明将土地作为财富指标的传统东亚模式在该群岛正在失效。土地丰富与人力稀少形成鲜明对比，这让统治者显然不愿意将宝贵的人力资源浪费在杀戮上。
因此在东印度群岛，虽然战争频繁，但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流血事件，双方都设法保存了稀缺的人力资源。英国人埃德蒙斯科特在1600年代初谈到万丹时说：“爪哇人非常不愿意打仗，因为奴隶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如果奴隶被杀，他们将一贫如洗。因此他们宁愿去参加盛大的聚会，也不愿去开战。”
战争的唯一目标只能是掠夺人民，而不是掠夺土地，因为岛国的地理现实阻止了统治者的这种想法。战争的胜利者夺走了所有的财富并奴役了整个村庄而不屠杀他们。
虽然战俘被短暂地锁链或污名化，但在几代人之后，他们成为债务奴隶，最终在社会上自由行走。与世界其他海洋国家的发展类似，优越的地理位置让一些港口城市得以快速发展。亚齐、万丹、望加锡等城市发展成为香料贸易和对华贸易的主要国际港口。
商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因此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时期总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商来说，这些城市往往不太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最可靠的保证是一群武装的追随者。例如，在16世纪的亚齐，富裕的奥朗卡亚（商人贵族）拥有漂亮而强大的房屋，并拥有大量奴隶，既有仆人也有看守。
在城市里，奴隶不仅代表着一种人力资源，更是一种财富。此类财产可以买卖或用于展示。很难想象一个富商或贵族独自出门没有一大群随从，甚至全副武装的卫兵在人群中引起敬仰。
在没有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奴隶制不仅是一种财富形式，而且还创造了财富。1600年左右，租一个奴隶一天不吃饭的费用大约是1000铜币。一些熟练的奴隶可以积累积蓄，拥有自己的奴隶，甚至可以养活自己的主人。例如，亚齐的一群葡萄牙奴隶靠给病人放血过着不错的生活，有时还付钱给别人做国王命令的工作。
因此，向东旅行的早期现代欧洲人常常对这些城市中奴隶的特权待遇感到惊讶。英国航海家威廉·丹皮尔写道：“主人对奴隶一般都不会很苛刻。奴隶除了干苦力，愿意做其他事的奴隶也可以靠努力过上好日子。主人经常借钱给他们以鼓励他们开办小企业。”
与我们对奴隶制的刻板印象相反，东印度群岛的奴隶甚至可以在时机成熟时要求一些必要的权利。由于地广人稀，国家的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变得无关紧要，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地方人民可以自由选择统治者。
据荷兰观察家称，在巴厘岛的布莱伦，平民百姓可以摆脱一切束缚，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每个村庄，甚至是一个村庄的一部分，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主人，然后在他感到无聊时“解雇”他。
农民可以利用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及时提出适当的诉求，如耕种、减税、租金等。”，其中最理想的是自由，至少做一个债务人而不是奴隶。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也为异族通婚提供了机会。在伊斯兰社会，纳妾不仅可以克服“四妻”的障碍，还可以促进皈依伊斯兰教。
在万丹，信奉伊斯兰教的贵族经常从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族群中纳妾，成为奴隶。通过纳妾，女奴可以迅速融入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社会，进入更高的文明层次，但这绝不意味着完全平等。事实上，这些奴妃的地位，比起自由的妻子和她们的后代，还要差很多。
在亚齐，妃子的后代世代带有奴隶制的污点。同样，这些远方的商人经常收奴为妾以建立公司并避免潜在的责任。这些妃子既是妻子又是货物。在万丹，中国人习惯于购买为他生下许多孩子的奴隶。回国后，带着孩子卖妻。对于这些女奴来说，这当然意味着剥削，但对于这一组合的后代来说，她们可以从伊斯兰文明圈穿越到华夏文明圈，可以追随他们的父亲。商家。
无论结果如何，族际交流都是两种文明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商人回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更倾向于娶女奴为妻。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是印尼华人的祖先。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还有将融入当地文明的法制和文化理念。
与传统的奴隶社会不同，“开放式”奴隶制是一个从奴隶到亲属群体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新奴隶的加入，原有奴隶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开始在亲属群体中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被视为财产的奴隶，逐渐转变为债奴、眷属，甚至是佃农或农奴。除了为奴隶主做无偿工作外，他们与自由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开放”奴隶制的特征
理解“开放式”奴隶制有以下几个要点：1、权力的标志是对人的控制；.缺乏自由的劳动力市场；3.中央权力的缺失。既然人力是财富和权力的唯一标志，那么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权力就在于他们能够聚集足够多的人在他们身边以依赖他们。
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导致贵族和部落为了人口而互相争斗。因此，对于弱者来说，个人安全和发展机会取决于找到足够强大的人来与之建立联系。权力的消长加速了地区人口的流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逐渐模糊。
早期城市的多元特征，使得统一而有力的法律条文难以实施，奴隶制因此在这个多元社会向着更“开放”的方向发展。这种开放性也对奴隶制的传统定义提出了质疑。暹罗人出卖自己吃榴莲，巴塔克人赌博时携带绳索，以表明他们的身体是赌债的抵押品，奴隶制如此普遍，以至于当地人可能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奴隶。
而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始终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奴隶为他们的主人工作，主人为他们提供衣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奴隶主也应该为他的奴隶提供妻子。
例如，在苏拉威西岛，房奴通常是主人留给未婚奴隶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因此一些奴隶被认为比一些贫穷的自由人更幸福。或许我们可以借用荷兰社会人类学家萨瑟兰关于“公开”奴隶制的话：“奴隶是属于某个人的，具有有限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