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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打的是什么？
证据、证据、证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司法实践中，“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诉讼之父”
等等说法，强调的就是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
在民国年间，山西省的两个县因为地界之争打官司，最后却因为一方拿出明朝的一首诗而赢得了官司，夺回了自己一方被占的土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事情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的早春，地点在太行山腹地的山西晋东南地区。这相邻的两个农村是
潞城县的神泉村、平顺县的高岸村
。
本来天寒地冻的，地里也没啥农活，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猫冬熬春多好。可是架不住人闲是非多，平顺高岸村的老百姓没事干就跑到两村交界处立了一块两县界碑。
这下麻烦了，潞城县神泉村民不答应了，认为对方越界立碑。叔能忍婶不可忍！村长带人将立碑者扭送潞城县衙关了起来。这算是第一件事。
好事不上门，霉运接着来。高岸村民又将去年冬天在村后山砍伐的树木当柴火往家送，又被神泉村村长带人截住，说是越界砍伐树木，再次扭送到潞城县衙了。
有人要问了，莫非这平顺县高岸村民闲得蛋疼，一而再再而三地无事生非？还真不是这样。这地界之争里面牵扯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平顺县村民最终输了官司就和这个景点有关。
这个景点名为“
葛井寒泉
”。葛井山就位于平顺县高岸村背后，距离村庄不足一里地。山上长满松柏，郁郁苍苍，有风吹来，松涛阵阵，风景绝佳。
葛井山巅有一山泉，泉水清冽甘甜，涓涓细流，四季不绝。山泉边有一座名为圆寂寺的古庙，又名葛井寺。松桃、山泉、古庙，组成了“葛井寒泉”的一处景点，在古代是潞城县的八景之一。
古代文人好吟诗作画，总喜欢凑个十景、八景之类的景点，借以抒发情感，历代各地搜少不了这样的诗书画作品。不信你搜一下“十景诗”“八景诗”，遍地都是。
“
葛井寒泉
”除了因为风景好之外，还因为一个著名的道教炼丹师、医药学家
葛洪
。此山、此泉的得名就与葛洪有关。
葛洪（约284年~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一生从事炼丹、论道和行医。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现存的医书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神仙服食方》《抱朴子》等。
在山西上党地区民间流传，葛洪是上党人的女婿。因为他娶了上党鲍玄之女鲍姑为妻。鲍玄是三国时名医，上党人，精于岐黄，兼通道术，通晓天文地理，河图洛书。曾事师真人阴长生，得炼丹之术，做官做到广东南海太守。
鲍姑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又从小跟着父亲学习道法和医法。鲍姑的主要成就是灸术，她是中国中医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被后人奉为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
葛洪有这样一个有地位、有钱、有技术的岳父和道术、医术都出类拔萃的妻子，其翁婿、夫妻回一趟上党老家，跑到潞城的这座山里采药炼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葛洪而留名的“葛井寒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必然对象，也是潞城县历任长官必到之地。
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潞城县新任知县冯惟贤，就慕名来到这里，写了一段话：考葛井山在县东南，葛仙翁曾养丹其上，泉涌山头，味极甘冽，而寒□澄澈，最足沁人心脾。
许是还觉意犹未尽，冯知县又口占一绝：圆寂招提景最幽，寒泉冽冽涌山头。千章茂柏凌霄汉，抱朴丹炉此地留。
请大家留意这首诗，这可是后来民国年间两县村民打官司的重要证据。
从地理位置上看，葛井山距离平顺高岸村不足一里，山下就是良田沃野，世代为高岸村民耕种，高岸村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葛井寒泉”归属高岸村。
可是，潞城神泉村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神泉村名就是因为“葛井寒泉”而来，虽然距离景点比高岸村远了点，有五六里远。但若是这个著名的景点归属了高岸村，那神泉村不就是徒有其名了吗？
所以，神泉村民逮到高岸村民越界砍柴火、立界碑，丝毫不含糊，立马扭送潞城县衙。潞城县令也不含糊，来了个快处快判，关进了大牢。
这事一传到平顺县城，就闹大了。要说两个邻村纠纷，也就算了。可是事关两县县界，这就不是小事了。平顺县的乡绅士族头面人物纷纷上书潞城县衙，要求撤销判决，平反并释放村民。
潞城县则很强硬：你平顺县村民越界立碑、砍伐树木事实俱在，不容徇情。
和现在打官司一样，县里不管往市里，市里不管往省里告，一直打到了省长阎锡山那里。
民国时，废除了过去的“省、府、县”三级管理体制，改成了“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我们熟知的潞安府已废除，这两个打官司的县都归山西省冀宁道管辖。
阎锡山委派冀宁道尹徐之棨全权处理，徐之棨又委托壶关县知事张廷琇前往勘办。知事，就是民国时期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即是县令、县长。
壶关县知事张廷琇领命后一琢磨，既然双方涉及到县界之争，那就必须厘清“葛井寒泉”到底归属哪一方。这谁说了也不算，得看典籍记载。
清康熙版《潞城县志》载：葛井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高五百二十四丈，长二十五里，周围九十四里，相传为葛洪修道之所，其巅有泉覆于上，其甘冽，故名葛井焉。
光绪版《潞城县志》载：卢医山东南曰葛井山，高五百二十四丈，袤二十五里。相传葛洪师事鲍元，炼药于此巅，有葛井，今在圆寂寺西北，距县二十里。
民国版《潞城县志》载：葛井山，西北距县城二十里，其顶曰盘肠脑，高五十丈七尺七寸，旧有圆寂寺，片瓦颓垣，仅存遗址。葛井、寒泉均在山腰，葛井口径不过七寸，下则窿然阔张，一片纯石，决非人工所凿，相传为葛洪染布处。寒泉在石岩下，一泓清水，寒气逼人，因以得名。西北曰虎头山。
欸，不对啊，怎么都是山西潞城的县志？难道山西平顺县志里面没有记载？这是选择性执法吗？
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县的关系，还真是扯出藤蔓牵出丝，打断骨头连着筋——割舍不断。
山西平顺县的建县历史，只有490年，而潞城县则是一个千年古县。
明嘉靖八年（1529）以前，山西是没有平顺县的。只因为那年，在潞城县当小吏的陈卿起义失败，为保此地平安，明朝兵科给事中夏言向朝廷进言，建议从潞城县、黎城县、壶关县三地分别划出部分地盘组成了平顺县。
故事开头双方争抢的那个有“葛井寒泉”著名风景的葛井山就成了两县的界山。平顺县城，即建在原属潞城县的青羊里。没想到，县城只持续了235年，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平顺县就被裁掉了。
《清实录》载：“山西巡抚和其衷奏称潞安府属之平顺县。原拨潞城、壶关、黎城三县，就青羊里为治。编户仅三十一里。环城皆山，并无井泉，应裁。其编户及所徵钱粮各归原拨。”
平顺县被裁了，所管辖的地方从哪儿来的又回归哪儿去，各归各县。属地回归了，但是留了一个行政上的尾巴——原平顺县教育系统却没有各归各县，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平顺乡学”存在，由潞城县代管。
消失了将近150年的平顺县，因为“平顺乡学”这一颗火种，在民国元年（1912），由乡贤石璜联合本地绅士大佬共计22人，争取恢复了县的建制。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三年时间，民国四年（1915），平顺又被裁，改为平顺乡，归潞城县管辖。民国六年（1917），平顺县再次复县。
在这裁撤恢复的过程中，潞城县和平顺县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关系。相邻处的许多村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归属地也是忽而归潞城、忽而归平顺。
举个例子：抗战时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李向阳式的杀敌英雄黄小旦，毛主席曾说，山西有个黄小旦，吓得敌人拉了屎，我看他是“黄大胆”呐。
这个杀敌英雄黄小旦就是潞城县。可是民国时的资料里，他一会儿是平顺县人，一会儿是潞城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会议，受奖时是平顺县人，六十年代又成了潞城县黄小旦。这一切全因为，黄小旦所在的李庄村随着时间段不同，时而归平顺县，时而归潞城县。
同样，当平顺县高岸村和潞城县神泉村打官司的时候，平顺复县仅仅不到两年。未复县之时，俩村都同属潞城县，所以，高岸村老百姓祖祖辈辈在葛井山坡上砍伐树枝烧火做饭、在葛井寒泉之下良田春种秋收也没见闹出什么大的官司纠纷。
再说了，就算有磕磕绊绊，也像两口子过日子，那都是内部矛盾。可是平顺复县了，两个村的小纠纷就立马演变成了两个县的县界大纷争问题。
所以，越界砍柴是小问题，但要立界碑那可不是小事情。你想想，农村有多少因为盖房子地基尺寸闹得头破血流的事件，就能明白界碑立在哪里是多大的事件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凡是平顺县被裁撤时，双方和平相处。凡是分立为两个县时，涉及到“外交纠纷”，双方矛盾不断。
长治市潞城区成家川办事处神泉村有一座李卫公庙，庙内有一通民国年间的石碑记载，在前清以及民国二年时，高岸村就曾和葛井寺打过几次官司。
这次官司惊动了省里、道里，受冀宁道尹徐之棨委托，主审官壶关县知事张廷琇当然要慎重对待，不敢怠慢。
1920年3月，张县长知会潞城县、平顺县两县县长，带领相关人员及各县县志，一同到葛井寺，三方会勘，现场定夺。
前边引用了三本潞城县志的记载。平顺县呢？号称有490年历史，实际只有235年存在史，只有在清康熙年间修过一本县志，关于葛井山、葛井寒泉的记载还语焉不详，和千年古县潞城县实在没法比。
三方会勘，地块没啥争执的，就看归属。结果明万历十九年（1591），潞城知县冯惟贤所题《潞城古邑八景之葛井寒泉》一诗就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其诗中有“
圆寂招提景最幽，寒泉冽冽涌山头
”之句，所言正是葛井山上“葛井寒泉”。冯知县写这首诗时，恰好在平顺县建县（1529年）之后，1764年裁撤之前。
这充分说明，人家潞城县知县咏“潞城八景”的诗，当然涉及到的地点都是潞城所辖。所以，“葛井寒泉”系潞城县景点无疑。
平顺县方面对此无异议，不过，不甘心就这样退缩啊。于是又提出了一个距离问题。那就是葛井寒泉离高岸村近，离神泉村远。按说归属高岸村更合适。
得，这就可是硬扯了，有点胡搅蛮缠的意思了。壶关张知县也很机智，他说，距离远近确实不假，但按县城来说，葛井寒泉距离潞城县只有20里，距离平顺县可是有40多里啊。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N多年前的段子。说是南海某小国想与我国索要南海一小岛，无耻地说，从距离上说，那个小岛离我国更近。没想到当场被打脸：我国领导人说，从距离上说，你国距离我国更近。
说回故事，张知县的话让平顺县人哑口无言，就此输了官司。这就是因了明朝的一首诗，赢了民国的一场官司。
这也说明，文化人没事吟风弄月，玩个小情调，还真不全是无病呻吟，兴许几百年后就能派个大用场，顶个大用呢。建议高人写一篇宏论《论文华人吟风弄月的现实重要性》，以此作为论据，没准还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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