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一 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简称《尊胜经》，全一卷，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所谓“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五佛顶中，以释迦牟尼佛顶所显现的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为尊胜法。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总持、能持、能遮，一般是指能令善法不散失，令恶法不起的长咒。佛顶尊胜陀罗尼是用八十七句组成的长咒说佛顶尊胜的功德。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是：佛在室罗筏国（舍卫国）誓多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说法。三十三天的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地位尊贵，与诸天游园，前后有天女围绕，嬉戏听乐，日子过得非常快乐。夜晚时分，善住天子听到有声音传来，说他将在七日后寿尽，命终之后生瞻部洲，来回七次投胎猪、狗、野干、猕猴、蟒蛇、乌鸦、乌鹫等畜生身，然后入地狱受苦，出地狱后虽投胎为人身，但生在贫贱之家，天生残疾而无双眼。善住天子听说之后十分惊恐，急忙赶去向帝释天求助。帝释天也无计可施，于是到佛前供养，请教对策。佛授给帝释天《佛顶尊胜陀罗尼》，让他转授给善住天子受持读诵供养。善住天子依法受持，满六日六夜，即得解脱，增寿无量。经中宣说若有人读诵供养此《陀罗尼》，能消灭一切恶业，不受地狱畜生阎罗王饿鬼之苦，得生善道，增益寿命，永离一切诸病，往生极乐世界。
此经的梵本由北印度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带到中土。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记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佛陀波利来华，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哭泣着向山顶礼拜，强烈希望能见到文殊的圣容。忽然看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对他说此土僧俗造罪业者极多，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能灭众生一切恶业，希望他能把此经带到汉地来，广利群生，拯济幽冥。佛陀波利举头之际，老人忽然就不见了。佛陀波利醒悟这是文殊化现的老人在点化他，于是回国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梵本，于永淳二年（683）到长安进献给唐朝皇帝。唐高宗命日照法师与杜行顗一起译成汉文，但起初只在宫内流传。于是佛陀波利讨要回梵本，在西明寺与顺贞等大德一起重新翻译成流通本。除了上述二译本以外，此经译本另有唐代地婆诃罗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地婆诃罗重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唐代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后周智称译《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已佚）、宋代施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宋代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这些译本中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不空弟子法崇著《尊胜陀罗尼经疏》二卷，依据的经文就是佛陀波利的译本。此经译出后，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在石幢上成为一种风尚。敦煌藏经洞所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卷中最多的也是佛陀波利译本，计有120多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两件均在开元五年（717）。唐代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记载了佛陀波利和地婆诃罗两个译本。宋、明本及高丽本大藏经均有收录。其中，宋、明二本所收者较短，高丽本所收则系后人据原本加以补缀而成，故篇幅较长。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收录了此经存世的各个译本。
1991年，王惠民发表《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一文，对莫高窟第55窟与第454窟两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考释。这两铺经变都属于宋代，采用中间说法图加两侧条幅的形式，均保留有较多画面榜题，据榜题可以确定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当时一般认为敦煌只有这两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此后，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一书，以莫高窟第55、454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尊胜咒坛图》等图像和敦煌文献中的尊胜启请文、Ф.176《佛顶尊胜洗骨变胜灵验别行法》等资料，探讨了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2004年，下野玲子发表《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一文，认为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壁画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而且同时代莫高窟第103窟主室南壁、第31窟主室窟顶东披、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的三铺过去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也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此后其在《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における図像の異同と展開》以及专著《敦煌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相図の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还是2004年，京户慈光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指出莫高窟第217、103窟南壁法华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敦煌《法华经变》的代表作，并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日本学者的新观点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2005年，郑炳林与沙武田在《敦煌石窟艺术概论》中已经认同了京户慈光和下野玲子将莫高窟第23窟主室东披壁画确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看法。同年，敦煌研究信息资料中心《信息与参考》总第6期刊登了丁淑君翻译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画新解》一文。2007年，台湾学者赖鹏举发表《盛唐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一文，他根据下野玲子的研究，将盛唐敦煌莫高窟第203、217、23、31窟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放在中印密法进入敦煌的大背景下来看待。
2006年，郭俊叶告诉笔者，她在对敦煌壁画尤其是第217、103、23、31窟的器具进行研究时，按照“山”“幢”“楼”等临近关键词的方式检索《大正藏》电子版，只检索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的记载。这几个过去公认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中同时出现了将陀罗尼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三个画面，而且都没有火宅及三车等《法华经变》常见的标志性图像，因此她认为这几个壁画很可能不是《法华经变》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笔者告诉她这个发现已有日本学者正式发表了文章，虽然郭俊叶失去了首先发表的机会，但她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对于这几个洞窟壁画中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的矩形面曲柄器具，她肯定了其是放置陀罗尼等佛经的器具，从而根据传世文献和敦煌卷子考证其名称为“经架”，进而又确定了莫高窟第156窟前室顶部南侧的残损经变也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郭俊叶据此撰成《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一文。此外，郭俊叶还将她关于经架及第156窟的研究成果在200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论坛上做了交流讨论。敦煌研究院的一些研究者可能参与听会，或听说了这一新成果，因此也开始直接使用经架这个名称。部分学者可能尚不知道郭俊叶的研究成果，所以才会有中法学者于2010年8月敦煌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称调查洞窟时新发现莫高窟第156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说法。
另据殷光明《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一文提到，2010年美国弗吉利亚州大学举办“文化交流：中古早期中国与邻邦文化”（Cultural Crossings: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val Period）国际研讨会，会上美国学者史瀚文（Neil Schmid）发表《无论是谁写了陀罗尼——陀罗尼经架在中东亚的仪式使用》一文，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这当然过于绝对，经架作为一种器具，可以出现在读诵佛经或者安置供养佛经的多种场合，也就是可以出现在敦煌壁画多种经变之中，殷光明文中就提到莫高窟第449窟主室东壁门北《父母恩重经变》中出现了位于楼上的经架，上述郭俊叶文中也提到莫高窟第359、150窟《金刚经变》中绘有经架，据笔者所知即使是莫高窟第156窟主室窟顶南披《法华经变》的高僧在高座上讲经的小画面中也绘有经架。但是，如果一铺经变中同时出现了将经架分别安置在高幢、高山和楼阁上的画面，这些情节只见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那么该经变就极可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再证以该经变的其他画面，则结论基本不会大谬。
2010年，王惠民在论述最近几年发现的若干重要经变时，提到了从法华经变中辨识出4铺唐前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3窟窟顶东披、第31窟窟顶东披、第103窟南壁、第217窟南壁），表明了他所持的赞同态度。2011年，刘源译、刘永增审校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再译本发表。同期还发表了施萍婷、范泉《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一文，作为对下野玲子新观点以及赞同其观点的敦煌研究院部分学者的回应，施萍婷追述了壁画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历史，对下野在考证过程中无法圆满解释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最后认为该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2011年6月14－15日，法国东亚文明研究所、远东学院举办“法中敦煌学讨论会”，郭丽英做了题为《莫高窟几幅壁画的不同解读：法华经变？尊胜经变？或其他？》的报告，她指出下野的观点甚为国外学界接受。关于施萍婷提出的以佛陀波利故事即经序加入经变不符合敦煌经变画的惯例，郭丽英指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出世后，其经序和经文本身几乎是分不开的，第23、103、217窟的相关壁画中有与第55、454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非常类似的画面，“特别是同时表示于幢上、高楼、高山安置抄写陀罗尼木板，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点之一，而不是只有经架的问题”。她同时认为，施萍婷关于第217窟经变画可能依据另一种尚未找到的经典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提议，并提到第31窟东披有二妇人仰手向上，其中一人手拿一似“木偶”物，此景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似未有记载，但在第454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有此画面，并有榜题“女人怀孕受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怀疑此文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仪轨实行有关。
2011年底，张元林发表《也谈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对第217窟南壁壁画定名历史进行了回顾，认同下野玲子的新定名，对如何认识唐前期敦煌《法华经变》的表现重点和多品目《法华经变》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也进行了再思考。
有关题材识别与定名问题，王惠民在其之后出版的《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中都有论及，认为敦煌现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有8幅，即盛唐4铺（莫高窟第23、31、103、217窟），晚唐1铺（莫高窟第156窟），五代晚期至宋初3铺（莫高窟第55、169、454窟），也就是说除了此前学者们已经做过研究的7铺以外，他认为莫高窟第169窟应该还有一铺，但可惜并未对这铺经变作具体介绍，因而也未能引起学术界对该图像的足够重视和讨论。
2013年，郭俊叶又撰文认为莫高窟第31、454、55等窟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所出现的婴偶图应为七夕乞子图，妇女手中的婴偶为摩睺罗。2015年，郭俊叶发表《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看相图及相关问题》，认为第217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左下方一系列小画面中有三个画面是关于祈子祈福、生子及看相的内容。此外，她不同意下野玲子将画面中的西域式建筑认定为婆罗门的家，而是以请婆罗门占相一事来表现豪贵最胜之家。她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看相图中，不管是画中的人物还是服饰，都表现出粟特人的特征，而第217窟首次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可能是往来于丝路上的商贾粟特人从中原携带而来的粉本。
除此之外，郭俊叶在其博士论文《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中，对该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榜题进行了校录并附录榜题位置示意图。张景峰的博士论文《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对第217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画面内容进行了考释，并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入敦煌石窟中有两点原因，一是武周时期流行密教经典，二是能够消灾灭罪。该经派生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影响了五代时期第220窟的新样文殊变和文殊堂第61窟中心佛坛上的塑像和西壁的五台山图。高秀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莫高窟第55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做了进一步研究。张亮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认为四川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赖天兵认为浙江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844）经幢所镌主体造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与经文的变相，又认为浙江杭州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主体造像的依据也是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正是因为近年来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年有学者撰文对其研究史进行了回顾。值得注意的是，从发表的研究综述来看，由于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莫高窟第169窟新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缺少具体介绍与考证，学术界多数学者还停留在敦煌壁画现存7铺此种经变的认知上。
二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内容
此前学者们讨论比较多的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分别见于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第23、31窟主室窟顶东披（以上4铺为盛唐），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晚唐），第55、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铺（宋代），计7铺。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在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又发现一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这应该就是王惠民论著中曾经提到的那一铺图像。莫高窟第169窟始建于唐代，前后室结构，主室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龛内唐塑经过清代改修，其余壁面均为宋代重修壁画。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第169窟前室）南、北壁存宋代残画部分。”关于此处壁画年代的认定，笔者认为大致不误，但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一〕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北宋初
〔图二〕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线描图 北宋初 李珊娜绘制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存一铺经变画〔图一，图二〕，下部中间早已被穿洞破坏，东部则被加固的挡墙遮挡了少部分，可以辨识的画面如下：
中间为说法图。主尊为一佛，居于中央位置，高肉髻，额头上部中间绘有小圆圈的白毫，身着袈裟，右手于右胸前作说法印，胸部以下已毁，但一般应为结跏趺坐，背后有头光与身光，头顶有华盖，身后绘有双树。佛左右两侧各绘一身弟子，均有圆形头光。再外侧左右各绘一身大菩萨，戴宝冠，身着天衣，背后有头光与身光，头顶有华盖，也应为坐姿。主尊佛与两尊大菩萨均为蝙蝠形焰光的圆形头光，以及三角形焰光的圆形身光，华盖均为顶上装饰火焰宝珠（摩尼宝珠）并垂下珠链和铃铎。佛左右侧大菩萨下方各残存两身菩萨，均双手合十，头戴宝冠，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戴耳环、项圈、臂钏、手镯等装饰物，胸部轮廓线条浑圆。右侧菩萨下方残存听法众人所在平台的一角，平台为方形转角，边沿为矮小的栏楯。
佛头顶华盖的上方绘有下小上大的须弥山，须弥山顶平台的地面上装饰类似马赛克的图案，表示布满宝物，平台正中间绘有一座院落，正面中间开一门，门左右两侧的院墙前各悬有一华盖，院落四角设角楼，院内中间有一小楼，小楼外前方左右两侧似各立一人，似均身着大袖袍服。院落外右侧有一灰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院落两侧绘远山和云朵，下方左侧存一云尾，表示有神祇从天降下，但下部已不清。云尾上方有一浅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亦漫漶不清，旁边跪有一俗装男性，似身着土红色圆领袍服。
主尊说法图左侧以山峦及少量树木为背景，自上而下存4个小画面：
画面1：一佛坐在三棵树下，身着偏衫式袈裟，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有圆形头光与身光。佛前方左侧有三人跪于方毯或尼师坛上，均身着大袖袍服，双手拢于胸前向佛作礼，为首一人体型较大，其后两人并列随侍，体型略小。佛前方右侧立有一只虎豹形猛兽，仰头，四肢有力，长尾后端卷起。画面旁有一深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2：一人半躺于方形矮足卧具上，上身裸露，下身包裹于被子之中。卧具沿外有一人，身着圆领袍服（已变色为黑褐色），双手合于胸前，前方似有一束腰带盖的器物。画面旁有一灰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3：一经幢用木支架立于地上。支架脚部为十字形木条，支架柱体立在木条中心点上。画面旁有一灰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4：楼上放置一经架。经架柄部弯曲，头部为长方形。楼内有一俗装男性，似身着土红色圆领袍服。画面旁有一浅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笔者认为，这幅残存的经变很可能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中间说法图表现的是佛在室罗筏国誓多林给孤独园为弟子、菩萨等说法，即经文所说“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又与诸大菩萨僧万二千人俱”的场景。画面中佛身后的双树及说法图周围的山峦表明了佛说法的地点在室外园林之中。佛与胁侍菩萨头顶的华盖上装饰火焰宝珠，可能表现佛经中“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犹如日藏摩尼之宝，净无瑕秽，净等虚空，光焰照彻，无不周遍”的场景。
说法图上方是须弥山上的三十三天。画面中的院落是三十三天的善法堂会。院落中绘有天人，表现善住天子和诸天在善法堂会快乐地生活，即经文所说“尔时三十三天于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与诸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大天受胜尊贵，与诸天女前后围绕，欢喜游戏，种种音乐，共相娱乐，受诸快乐”的场景。院落下方的云尾，应该是表示帝释天从三十三天降至世尊说法处的场景。
说法图左侧残存4个小画面。画面1应该表现的是帝释天向佛请教如何使善住天子不受畜生之身的场景。即经文所说场景：“尔时帝释即于此日初夜分时，以种种花鬘涂香末香，以妙天衣庄严执持，往诣誓多林园，于世尊所到已，顶礼佛足，右绕七匝，即于佛前广大供养，佛前胡跪，而白佛言：世尊，善住天子云何当受七返畜生恶道之身，具如上说。”跪拜世尊的三人中，为首的人是帝释天，后面是跟随帝释天的两位天人。另一侧的猛兽应该是帝释天向佛提到的善住天子将受七返畜生恶道之身（猪、狗、野干、猕猴、蟒蛇、乌鸦、乌鹫等）或者佛向帝释所说不再投胎诸猛兽的情节：“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千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应受种种流转生死，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夜叉、罗剎、鬼神、布单那、羯咤布单那、阿波娑摩啰、蚊、虻、龟、狗、蟒蛇、一切诸鸟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含灵乃至蚁子之身，更不重受。即得转生，诸佛如来一生补处菩萨同会处生，或得大姓婆罗门家生，或得大刹利种家生，或得豪贵最胜家生。”
画面2应该表现的是治病救人，即经文所说“佛言：若人遇大恶病，闻此陀罗尼，即得永离一切诸病”的场景。
〔图三〕 莫高窟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局部） 盛唐
〔图四〕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晚唐
画面3与画面4应该表现的是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安置在高幢和楼上，即经文所说“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场景。虽然画面中高幢顶部已残毁，但是树立经幢的木架与第23、156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幢架几乎一模一样〔图三，图四〕，所以本文推测其顶部原来应安置有陀罗尼经架。此外，笔者还注意到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陀罗尼被安置在高幢和楼上等画面，在分布位置上与第217、23、55、454等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一样〔图五，图六〕，都是将这些画面绘制在整幅经变的左下部。
〔图五〕 莫高窟第55窟主室北壁西端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北宋初
〔图六〕 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西端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局部） 北宋初
〔图七〕 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盛唐
第169窟残存的这4个小画面，在第217窟等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七〕中都可以找到表现相同情节的类似画面。因此本文认为将第169窟前室北壁的这一铺经变确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对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像的首次公布、介绍和内容考证，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有8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说法当可信从。
三 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功能与特点
根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及经序，此经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能净除一切恶道，灭一切罪业恶障，解脱一切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之苦，增益寿命，永离病苦，转生富贵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古人在敦煌壁画中绘制《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应该也是希望发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这些作用。
盛唐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之相对的北壁为《观无量寿经变》。前者能灭众生一切恶业，使其解脱，不受地狱、畜生等恶道之苦，后者使得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盛唐莫高窟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之相对的窟顶西披为《弥勒经变》。窟顶西披的《弥勒经变》是与西壁龛内的倚坐主尊弥勒塑像密切相关的。盛唐莫高窟第31窟主室窟顶东披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之相对的窟顶西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的《法华经变》是与西壁龛内的结跏趺坐主尊释迦塑像以及绘塑结合的十大弟子造像密切相关的。
晚唐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间为《降魔变》，北侧为《父母恩重经变》。主题分别是灭罪、降魔、报恩。降魔的主题可能与庆祝张议潮领导的敦煌人民对吐蕃的胜利有关，同时期劳度叉斗圣变的重新出现和流行可能也与此背景有关。报君亲恩，是儒家大力提倡的伦理道德。晚唐时期孝道造像题材的流行与张议潮全面恢复汉人各种制度和风俗，回归唐朝和报效朝廷的史实有一定的关系。
宋代莫高窟第55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铺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铺为《思益梵天请问经变》，第3铺为《药师经变》，第4铺为《天请问经变》；主室南壁西起第1铺为《观音经变》，第2铺为《报恩经变》，第3铺为《观无量寿经变》，第4铺为《弥勒经变》；东壁门北侧为《密严经变》，门南侧为《金光明经变》；窟顶西披为《弥勒经变》，北披为《华严经变》，东披为《楞伽经变》，南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的《弥勒经变》与中心佛坛上弥勒三会的塑像形成上下呼应关系。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南壁的《观音经变》相对应，一为灭罪，救拔地狱诸苦，一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满足众生一切愿望。
宋代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铺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铺为《思益梵天请问经变》，第3铺为《药师经变》，第4铺为《梵网经变》；主室南壁西起第1铺为《天请问经变》，第2铺为《报恩经变》，第3铺为《观无量寿经变》，第4铺为《楞伽经变》；东壁为《维摩诘经变》；窟顶西披为《法华经变》，北披为《华严经变》，东披为《弥勒经变》，南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的《法华经变》与中心佛坛上原来的释迦牟尼塑像形成上下呼应关系。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南壁的《天请问经变》相对应，但这种对应关系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敦煌壁画中的《天请问经变》还有不少例子是与《思益梵天请问经变》等经变相对出现的情况。
宋代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前室南壁的未知名经变中残存男女对坐的几个小画面。据王惠民提醒，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画可能为《父母恩重经变》。如是，那么则形成了《父母恩重经变》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对应的组合形式。这种形式在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的南北两侧已经出现，第169窟前室经变的对应形式与第156窟前室经变的对应形式一脉相承。
如果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画为《父母恩重经变》，其作用是报答父母，忠君爱国。前室北壁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作用是灭尽一切恶业。前室西壁门南北两侧的两铺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既蕴含了天王护法的意义，又蕴含了忠孝的思想。主室内满壁重修的绿底千佛图表现的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世界。前室和主室形成了洞窟重修者想要表达的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诉求。
从该经变在洞窟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在盛唐莫高窟第217、103窟中位于主室南壁（通壁绘制），在盛唐莫高窟第23、31窟中主要位于主室窟顶东披（少数画面延伸至窟顶南、北两披东端），在晚唐莫高窟第156窟中位于前室窟顶南侧，在宋代莫高窟第55、454窟位于主室北壁西端（西起第一铺），而在宋代莫高窟第169窟中则位于前室北壁。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出现的位置既不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主室南壁或主室窟顶东披，也不是宋代曹氏家族归义军节度使功德窟（第55窟曹元忠功德窟与第454窟曹延恭功德窟）中流行的主室北壁西端，而是位于前室，可能与《父母恩重经变》相对绘制，与晚唐第156窟张议潮功德窟中类似题材的分布情况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在绘制形式上，莫高窟第169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没有采用同时代第55、454窟中间说法图加两侧条幅的形式，而是在中央说法图两侧以山峦树木作为自然分割来分布主要画面情节。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这种形式更多是继承了盛唐同类题材。盛唐和宋代，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无论是位于主室南壁还是主室窟顶东披，还是主室北壁西端，将陀罗尼经架“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的三个画面一般都被绘制在经变的左下角，莫高窟第169窟新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是如此，唯有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这几个标志性画面被绘制在经变下部中央。以上这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注：本文作者单位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原文标题为《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