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而广大的国家，其所带来的庞大的市场规模对于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利好。
秦汉以来，尽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区域贸易、长途贸易，乃至对外贸易都十分的兴盛。
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却是一个以铜钱为本位的国家，铜钱是一种贱金属，其只能满足民间零碎的交易活动，对于大规模贸易来说极为不便，铜本位的货币体系因此极大的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中国之所以使用铜来作为主要的货币，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缺乏的国家，金银等贵金属储量稀少，往往只被用做贵族的财富象征，而不用于商品流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明朝，因为大西洋彼岸的一场浪潮，中国社会也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中国社会的货币体系也因此而改变。
一、钱钞本位下，混乱的大明经济
在明朝立国之初，明朝构建了一套钱钞本位的货币体系，以铜钱和宝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铸造了洪武通宝，依旧沿用了历代传承的圆形方孔钱。同时，明太祖还仿照元朝的宝钞，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与铜钱并行。
所谓宝钞就是一种纸币，但是明朝在发行宝钞的时候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准备金制度，使得宝钞从一开始就不能作为真正的价值符号，而仅仅是官府以国家权力造出的一个对民间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
因为盲目的滥发，明朝的宝钞一度沦为废纸，即使堆积在街道上也没有人会去在意它。
等到明中期，明朝的钱钞本位制度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官府为了挽救开始大力执行回笼政策，通过增加税种、罚款等名目，希望将超发的宝钞收归官府，维持经济的稳定，但这样的政策对长远利益的损害是巨大的，当然也不能让宝钞制度起死回生。
从明英宗一朝开始，明朝开始着手改革钱钞本位制度，推出了“金花银”，这是明朝“赋役折银”政策的开端，自此，明朝的货币体系开始从钱钞本位制度向银本位制度转变。
中国是一个贫银国家，银矿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份，但这些省份的银矿储量微小，开采难度大，使得其产量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需求。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各产银省的白银产量各自只有两三千两上下，到了永乐年间，各省产量最高才只有九万多两。
在十五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明朝的白银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十年累计产出白银二百九十万两。
这样的产量对于明王朝这样庞大的体量来说实在太少，明朝每年的财政开支就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
到了明朝末年，白银产量暴跌九成，但财政开支却不断扩大，仅辽饷就要耗费白银九百万两。
明朝白银缺乏到了这个地步，哪来的底气推行银本位制度呢？答案是海外贸易。
通过海外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明朝，使得明朝有了足够的白银来推行银本位政策。
即使是明朝国内银产量最高的十五世纪初 ，其国产白银仅占明朝白银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海外输入白银在明王朝的白银总量中占比常年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那么，这些从海外流入的白银都是来自哪里呢？
二、大航海时代最大的受益者
明朝的白银输入地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一个是东亚。
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就一直在致力于开辟新航路，欧洲人之所以迫切的需要开辟新航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和中国进行贸易。
欧洲人很钟情于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同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香料也有很大的需求。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国家中进行海外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在完成民族统一与国家独立之后，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由此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
早在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就带领葡萄牙的海军攻占了摩洛哥的休达港，迈开了葡萄牙海外扩张的第一步。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就已经将触手伸到了亚洲，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贸易帝国已经从印度洋扩张到了南海地区。
此后，葡萄牙就以果阿、马六甲、澳门为据点，垄断了亚洲的贸易，中国的丝绸等商品，以及马六甲地区的香料，都经由葡萄牙人运往欧洲，而大量的白银经葡萄牙人也流入中国。
西班牙人在1521年抵达了菲律宾岛，当时的菲律宾与中国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西班牙人因此看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机。
在1565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开通了一条商业航线，由美洲往菲律宾输送白银，再经由菲律宾与中国进行贸易。
到1574年，这条横贯太平洋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正式投入运营，其运营历史长达二百四十一年。
在这两百多年中，这条航线每年通航船只数量为二十到六十艘，每年为中国提供四万比索的关税以及超过一百六十万比索的贸易额，巨额的白银因此流入中国。
除了西葡两国之外，在东亚地区，朝鲜和日本也是中国白银输入的重要来源地。
朝鲜本身有着丰富的白银储备，由于白银充足，朝鲜的金银比价一度徘徊在一比十一左右，而明朝的金银比价却是一比六上下。
两国的金银比价差距较大，朝鲜银贱而明朝银贵，朝鲜商人因此看到商机，他们来中国进行贸易，用其廉价的白银换取中国的商品，再回国贩卖，以此牟利。
因此，朝鲜的白银通过跨国贸易大量输入明朝。
日本也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其岛内拥有石见、秋田、佐渡等众多的银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使得日本一度有银岛之称。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日本又引进了“灰吹法”这一先进的冶炼技术，极大的提高了日本的白银开采效率，使得日本白银产量迅速增加，日本的银产量因此曾达到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为倭寇以及日本曾参与胡惟庸案的原因，明朝在隆庆开关之后却规定不得与日本进行贸易。
日本坐拥银岛，却花不出去。这时候，葡萄牙人看到了商机。
葡萄牙人在中日之间承担起一个媒介的作用，他们将购买的中国商品然后运到日本出售，再将从日本获取的白银运到中国交易，从中间赚取差价。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了价值一百万金币的白银输入中国。
通过美洲、欧洲、东亚地区的白银输入，明朝社会的白银因此极为丰富，这为明朝解决钱钞本位体系的问题带来了一个新思路，催生出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但让明朝皇帝没想到的是，这一新的货币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同样是巨大的。
三、白银何以从救命丹变成催命符
首先说，白银变成社会的主流货币，这对明朝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往的钱钞本位的特点在于，其是由国家垄断，是国家用来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
所谓“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
但白银货币化之后，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在于明朝官府无力掌控白银的。明朝白银的来源是对外贸易，其掌握在民间富商的手中，而不是国家。
铜钱与宝钞都是自上而下的发行的货币，但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却是自下而上，由民间推动，专制权力对货币的垄断权由此丧失。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国家无力操纵货币的比价与舍弃，其价值变动完全在于市场经济的波动。
从十五世纪中前期明朝放开银禁开始，由于明朝有持续的稳定的白银输入，在此后的一百年中，白银的购买力是稳定的，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因为白银的输入，原本由宝钞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此缓解，明代的商品经济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
明朝的经济繁荣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南方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而进行商品交换，也正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化生产促进了明朝的白银货币化。
而此后，随着明朝对贸易性白银输入的依赖，明朝官府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依赖性也更为强化，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因此获得极大的进步，出现了区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经济模式。
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东南沿海地区本来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明朝在早期也高度依赖东南沿海的粮食来供应北方的朝廷以及军队的需要。
但此时，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土地遍布桑田、麻田，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其生产的粮食甚至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
通过商品贸易，东南地区的居民掌握了大量的白银，可以依靠从河南进口粮食来满足日常所需。
中原地区的粮食生产因此走向商品化，等到中原粮食生产也供不应求，中原人只好拿着银子去陕西买粮食，陕西粮食供应不足，但已经没地方能买粮了，只能扩大生产，向黄土高原开荒。
在十七世纪，地球进入一个小冰期，因为气候的因素，大明的农业遭受打击，粮食不断减产，致使明朝陷入粮食危机。
而与此同时，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产量却暴跌，致使明朝无法通过海外贸易获取足够的白银，明朝因此陷入白银短缺的困境之中。
白银短缺，粮食减产，致使粮价迅速飞涨，明朝因此深陷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
而另一方面，由于赋役折银的发展，百姓需要白银来缴税，但百姓手中没有白银，只能去市场换取。而商人则借此机会从中渔利，通过贱买粮食来剥削百姓。
由于官府征收税银的时间与农作物成熟时间不同步，如果早于农时，农民就不得不借贷缴税，因此受高利贷的盘剥。
如此一来，即使是丰年，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
物价飞涨与经济剥削激化了明朝的社会矛盾，使得明朝再次遭遇政治危机。内部危机深重，外部危机同样不容乐观，明朝在内外交困之中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白银货币化是明朝历史的一个关键事件，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利好促进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白银货币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是中国上千年赋税制度的重要变革点，也是中国商品经济历史新阶段的促成者。
但是，白银货币化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明朝的白银过度依赖于世界市场，这对明朝的金融安全是巨大的威胁。
同时，由于白银货币化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繁荣改变了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运作模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
而因为白银货币化形成的银本位体系对钱钞本位体系的冲击，削弱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权力，其所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对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
参考资料：
《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诌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