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荒唐以及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后，天下大势开启了分久则合的必然趋势，由此而出现了公元六世纪第一个大统一的王朝——隋。
遗憾的是，隋朝在创建了科举，兴修了运河之后，像秦一样二世而亡，然而，它的后继者唐朝却先后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得四海臣服万国来朝，国力达到了鼎盛。
纵观盛唐历史，其兵力之盛、疆域之广在众多的封建王朝中可谓是独占鳌头。这固然是因为统治阶层的决策有力，但更因为大唐军民一心黎民百姓崇尚武力。
正是这上下一体浑然盛行的尚武风气，使得盛唐军队一往无前声威远扬，那这种尚武风气是怎样在唐人之间形成与传播的呢？
一、民富仓廪，后顾无忧
臣民的殷实往往来自于开明的君主，而唐王朝第一位盛世缔造者，太宗皇帝李世民，毫无争议地是一个文韬武略的治世之君。
他在唐王朝创立初期，云集勇将征战四方，平定了隋末唐初战乱纷争的局面，而后又因势而起，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站到了这个新兴王朝权力的中央。
虽然掌握权柄的方式一直为后世所争议，但谁都无法否认李世民是一位胸有丘壑知人善用的君主。
他大举起用长孙无忌、魏征等谋略丰沛的文臣，又毫不猜疑秦琼、尉迟恭等善于用兵的武将。
对于有功之人不吝惜重赏，闻名后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就诞生在此时。
李贺在著名的《南园十三首》中写道“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广为流传的辞句反映了当时士子大臣们奋勇争先渴望在戎马生涯中建立功业的迫切之情，也侧面说明了由于统治阶级赏罚分明，军民皆跃跃欲试的积极，这正是当时社会上下皆崇尚武力的一大原因。
在这尚武风气形成的背后，是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首先，唐朝继往开来，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推行到了巅峰。不同于明朝八股取士的拘谨束缚，唐朝的科举开明多样，诗文盛行为全社会所共襄的盛举。唐太宗皇帝看着新选拔的士子们鱼贯而出，还曾放言天下才子尽入吾囊中。
这种相对于贵族阶级垄断统治而言，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使得隋唐之前的贵族统治转变成了文人兴国，也正因此贞观盛世造就了后世称颂的政治风气与社会环境。
孟郊广为流传的《登科后》有言：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固然说明了诗人自身的得意与成就，但这成就的背后不正是唐王朝科举制度给下层人民的希望与鼓励吗？
有所付出即有所得，这个自上古就为庶民所盼望的得失公式，在唐王朝兴盛的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践行。
至开元盛世，国家已经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新层面，做到了真正的国盛强求，藏富于民。
早在先秦时期的孟子就说明了自古皆然的道理：
“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
相对于黎民来说，往往生命安全为第一位生活富足为第二位。这两个最为百姓关心的问题，在唐王朝的盛世都具备了保障。
正因如此，国家在军事层面得到了拥戴与维护，这就决定了唐王朝的子民在后顾无忧的情况下，有建功立业入朝为官的理想。
然而，由于知识与才华的局限性，科举制度并不是适用于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此时，从军奋战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都倾向的方式。
二、兵锋所指，四夷臣服
唐王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同于秦汉两代几朝累积才得以横扫四方。
早在贞观之治的初期，国家几经战乱稳定未久的前提下。英勇的将领与士兵们就在君明臣贤的大环境中，完成了对于不服王化的伊犁与东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压倒性胜利，使得昭昭中华一吐苦夷久矣之浊气。
而在王朝的兴盛时期，其军事水平与战斗力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有终军请缨缚南越国君于朝上，盛唐有王玄策一人灭天竺。
那时推陈出新所创立的府兵制将军队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协调得浑然一体，民皆为兵，兵无战为民。因此，唐王朝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其余封建统治未具有的统御力与战斗力。
在王朝前期鼎盛的状态，大唐的精兵强将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周围各国的眼中，这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神军。
李靖东破东突厥，西平吐谷浑，可以说为盛唐的开疆扩土立下了赫赫之功；大将苏定方一生戎马，夷狄皆闻风丧胆称之为“灭国神将”；河东王之后薛仁贵三箭动定天山，战马遍踏高句丽辽东。
这些杰出将领的传奇故事直至今日仍有流传，可见，在当时，平定天下为国立功的目标与理想深入民心。如此理想与目标的确立下，唐朝的尚武之风在民众之间普遍地流行开来，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了。
对比唐王朝成立初期与鼎盛状态下的国土面积，可见这个国家的疆域在成倍地增长，这固然是尚武之风盛行的最佳效果，但也正是国土的扩张与举国上下的风气形成了正向反馈同比增长的良好局面。
而这种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政治局面，固然有尚武风气盛行的原因，但是更多的却是因为唐朝是一个开明友好的国度。
自太宗皇帝联络安西并拢南北开始，众多的少数民族统领对唐皇心服口服，其后数代帝王都被称之为“天可汗”，虽然中国民族在军事水平上压倒诸国的场面并不少见，但是诸国心服口服的情形在盛唐却只出现过一次。
这跟军事实力有关，跟太宗皇帝以德服人更脱不了干系。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对于周边各族多少都带些轻视的目光，唐代国胜兵强却并没有随之而蔑视自己打败的民族，反而将他们爱之如一，这一点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朕独爱之如一”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对于较弱的周边国家，只要不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侵犯，那么大唐不仅欢迎他们交游往来，还会鼓励边界地区进行贸易互通有无。
对于仰慕盛唐文化远道而来的学习团队，这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也没有丝毫的藏私传授，这在明末清初的闭塞看来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事。
可见，唐王朝的尚武风气并不是唯一令其鼎盛的原因，更多的是这个时代下的开放的外交政策以及数代明君的藏富于民。
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朝野上下以武为尊的大背景下，参加军队创建功业的行为蔚然成风，无论是文臣还是庶民，对于本该属于武将专场的战争有着浓厚的兴趣。
初唐四杰杨炯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对于唐诗的兴起繁荣风格转变功不可没。但正是这样一位文坛上名传千古的大家，却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唐诗创作中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样颓唐遗憾地慨然长叹。
在太宗征兵讨伐高句丽时，全民尚武的风气使得整个征兵过程顺利非常，史书记载“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更有甚者，未能如愿参军的黎民自行出资随性军队，不求功过赏罚只盼能与之一战。
而在那时的文人墨客中，许许多多以诗文见长的大家也不乏对尚武风气的赞同，例如我们的诗仙李白就曾作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壮丽篇章。
除此之外，以及众多的边塞诗中都遗留着对于武力的崇尚。
王昌龄、高适等千古流芳的诗人，无不曾经历过战场的洗礼，在这时候柔软的笔锋有了坚硬的依凭，在读来直觉力透纸背，铁钩银划之间仿佛在诉说这个朝代全民皆兵的骁勇。
此时，唐朝人民对于尚武的风范就扑面而来了。
假如分久必合是唐朝兴盛的前因，那么盛极必衰也成了这个尚武王朝最终的宿命。
在开元盛世的后期，正是因为唐人的包容与自信，及玄宗皇帝后期的沉溺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当崇尚武力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占大多数而君主又过于仁慈视听闭塞时，便必然会发生乱臣贼子以下犯上。
这是尚武风气的优势，也是其缺点——即好战尤勇即能杀敌亦能自毁。
虽然安史之乱前期由于皇帝丞相的指挥不当而节节败退，甚至是举国出逃。
但是随着唐军阵势的稳定以及郭子仪、李光弼等朝廷将领率军平乱，局面逐渐变得好转，叛军开始了自身内部不团结有关的溃败，直至回鹘所驰援的军队赶到，才彻底将叛乱军队扫除一空。
由此可见，崇尚武力既有其缺点也具备很大的优势。
总体来说，唐朝的鼎盛与作战效率高超的府兵制密不可分。前期公平的选拔跃升制度以及府兵屯田的正确战略，使得这个王朝迅速崛起，但随之尚武风气的消退以及官宦阶级的昏庸化，使这个国家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