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首富沈一石，经营丝绸生意，与大明王朝的官办企业江南织造局是合伙关系，也可以说是他背后的大靠山。
经营丝绸生意二十年，从江南织造局里的一个小小书吏培养起来，做到江南首富，背后的水有多深，可想而知，除了他过人的情商，更重要的是他是织造局专门扶持起来给朝廷和这些官员树的一颗有求必应的“摇钱树”。
二十年间，沈一石给上面就上缴了400万匹丝绸，每匹丝绸可卖十两白银，总共也就是4000万两，平均每年200万两。
嘉靖39年，在严党把持朝政，造成国库严重亏空的情况下，严党提出“改稻为桑”，将百姓的稻田改成桑田，有了生丝便可以织成丝绸卖到西洋，织造局又刚刚和西洋人谈成了一笔大买卖，五十万匹丝绸的大生意，且不管是否在今年内完成，总之，先谈下来，再想对策。丝绸大户沈一石联系地方官总归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每匹丝绸卖到西洋去便可卖至少15两白银，50万匹也就是750万两。解决国库亏空，前方剿倭的军需和百官的俸禄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大部分了。
如何让江南的百姓们自愿改稻田为桑田？改了桑田，粮食问题如何解决？
尽管桑田所产的生丝比稻田卖价高，但为何百姓们都不愿意改，而是非常抵触？
1、改了桑田的人家往后的粮食必须有解决的路子，一家人没有良田耕种，吃饭便只能指望着拿钱去买，粮食调拨，若遇上不能调拨回来，一家人又赚不到钱，那便只有饿死的下场。
2、桑田要么自家改，要么卖给大户一起改，自家改了往后可以将生丝卖出去，但又直接牵涉到今年，乃至明年的在生丝卖成钱这段时间的粮食问题；若交给了大户改，那么便只有给大户打工，受盘剥挣工钱，也有可能遭到被弃用的风险，到头来一无所有。
3、稻田改成桑田卖给大户，并不能按百姓希望的高价卖出，大户和地方官想要贱买，以赚取中间利润，本来每亩30－50石，现在派沈一石出面只愿出每亩10石。
说到底，这个国策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对当时政府的完全不信任，还有地方官长时间的盘剥与贪墨，百姓自然不愿意，因为他们的话从来不算话，不顾百姓死活，眼里只有利益。
不愿意怎么办？国策必须施行，国亏亏空还等着与西洋这笔大生意去弥补，各官员的政绩和从中能获取的利益也还要在这次“改稻为桑”里去实现。那么，只有创造“有利条件”去施行——毁堤淹田，再贱买得之。
终于等来了发大水的机会，毁掉九个县在去年修好的堤坝，寄希望于这次洪水将这九个县的农田淹没，无庄稼可收，这样百姓被迫将其贱买给沈一石以换取到维持生计的微薄粮食。
以司礼监管的江南织造局头目杨金水主首，地方官联手，河道监工一起策划并制造了这一起伤天害理的大案。
可千算万算，没想到的是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到来，让这起大范围毁堤淹田的灾难施行分洪的办法，控制在了淳安一个县和建德半个县，如此这样，也造成了40万百姓受灾。
本来改稻为桑的推行不足以引起民愤，惊动到朝野的大范围，但一旦牵涉到百姓的生死与故意毁堤淹田，那就只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再加上以裕王为首的“清流派”与严党之间的两党相争，又派了个不怕死的“青天”海瑞去到灾县淳安任知县，以彻查此事和牵制严党之人，所有的事情便完全败露出来，谁也无法全身而退，包括地方官，杨金水，还有在前面替他们出面办事的富商沈一石。
其实，沈一石从被拉进“改稻为桑”让其贱买良田，然后与西洋人做成这一笔大买卖开始，便是一步“死棋”。他只能成为炮灰，为什么？
1、杨金水在与西洋人谈成这笔大买卖之前，根本没有想过是否现有库存与生产规模能否成交，他便一口答应下来，为的是，不能做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
2、对于沈一石的资产情况并不十分情况，既然是江南首富，家底一定非常丰厚，凭沈一石在与官场打交道二十年来说，也要做到，不只是看中他不敢违抗命令，还有他的家底。
3、若贱买农田成功，这中间的利润差不只要“孝敬”地方官和司礼监，其余是要拿去弥补国库亏空；若此次买田不成功，便无法弥补国库的亏空，那就只能拿他的家产去弥补了。
两条路，怎么走都是一步死棋，沈一石的穷途末路，可想而知。
谭纶：“织造局靠他发财，可他的财不是织造局的。要是这一次能贱买百姓的田地，织造局会依靠他多产丝绸卖给西洋换回银子。现在百姓的田地贱买不了了，朝廷就只好抄他的家财来补亏空。因为只有抄了他的家才有足够的丝绸卖与西洋商人！那么多作坊也就顺理成章归了织造局，这样的结果皇上也会同意。”——《大明王朝1566》
当沈一石发觉到自己只是此次事件中的炮灰时，那么他便只能铤而走险，博出最后一条路，赌其输赢。
他将2万匹丝绸换成十船的粮食装好，先是打着织造局的牌子想用每亩10石去贱买良田，平时只穿素衣粗布的沈一石，这一天风度翩翩，换好了织造局赏他的一个官职“六品顶戴”的官服，与刚来的淳安县任知县的海瑞有了一场较量。
见机行事，顺势而动，若能买到，自是好事，若生变数，他也有对策，这个变数便是遇到海瑞，这个对策便是以“改稻为桑”变成“借粮改桑”，再到“奉旨赈灾”。
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做事，商人变成又官又商，这是在给皇上抹黑，将恶名泼给了嘉靖，这哪里能饶了他，但现在他立马将船上“织造局”的灯笼下放出一条“奉旨赈灾”的条幅，那便又将这个恶名给改成了皇上对百姓对天下苍生的仁慈与博爱。
既是“奉旨赈灾”，沈一石将这个“美名”又贴给了皇上，那么赈济了灾区百姓的粮便不能是借的，而是不再要求还的。良田没买成，还倒贴出去了2万匹丝绸。那国库的亏空又如何去弥补？
“正因为这样做他才是自寻死路！”谭纶望着他，“他看出了上面有裕王反对，下面有你们抵制，知道要兼并百姓的田地已不可能，这才自己拿钱替皇上买面子买人心，以为这样做了就能自保。可他忘记了一条最要命的古训，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现在百姓保住了，他焉能自保！”
海瑞：“总得有个罪名吧？”
谭纶：“罪名还不容易。就拿他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招牌买粮赈灾，朝廷就能给他安上一条‘商人乱政’的罪名！”
海瑞有些震撼了：“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朝廷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到这个时候用这些手段，立国如此不正，大明朝再不整治，亡国无日！”——《大明王朝1566》
这里便指出了当时朝廷想要弥补国库亏空的办法有三点：百姓的苛捐杂税，收刮商人无度，最后一步棋便是抄家，无论是巨富，还是贪官。
用完最后一步棋，沈一石的最终命运也便清晰可见了，扑腾了两下最后也只能落得个被抄家的下场，一把大火将自己烧了，葬身于火海。
沈一石作为一个如此精明的商人，与朝廷打交道二十年，难道他不知此事的后果？他清楚得很，从一开始，他便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商人与官场打交道，本身就只有一个结果可预见。可偏偏沈一石为了名、利、不惜二十年与他们同流合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沈一石留下一封遗言，声声震耳：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可这些期望在“改稻为桑”落空以后可以抄沈一石的家去供前线打仗的军需，这一步也最终化为泡影，是所有人都未能料到的结果。
沈一石的家抄完了，清单如下：
作坊25家，织机3000架，绸缎行107家，现银1万，生丝库存10960匹（可维持20天织绸），丝绸库存共125600匹－100000匹给皇上赏李妃娘家－3500匹给贪官郑泌昌－2000匹给贪官何茂才－20000匹买粮赈灾＝100匹
如此算来，所余家产最终只剩下100匹丝绸，合计白银最多不过11000两，这与他们预计的百万银两之巨相距甚远。
从来，民不与官斗，官商勾结的下场只有一条路可走，无论过程有多辉煌，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沈一石从一介书吏做起，背靠织造局扶持发家，这二十年来享尽人间至欢，虽过得提心吊胆，不知何日东窗事发，但这二十年的“功成名就”也足以让他迷失与沉浸在这“名利场”里。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这部历史著作，在2007年被拍成同名电视剧以后，好评不断，无数人被封其为“神作”一样研究里面的人物性格与他们的命运，还有官场的博弈。
原著里金句不断，思想深邃，手段高明，人物个性鲜明，无论是各级官员之间的来往，还是揣摩圣意的彼此较量，可谓是场场戏，每章节，都值得读者反复研究。
我们能从他们的命运里，看出如何行事，如何做人，如何交际，如何处世，亦要如何成自我今生之事，守自我原则底线，而不至于浪打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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