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宋朝政治格局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政治派系内斗造成的党争格局。这种格局长期困扰着宋朝朝廷，对宋朝的存亡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皇帝们虽然利用这种党争的局面形成了政治派系的制衡，稳固了自己的皇位，却也为国家富而不强的腐败政治局面埋下了隐患。从历史上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是宋太祖赵匡胤篡位称帝而造成的先天不足，也是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再现采取的手段。这种手段的推行解决了皇权稳固的问题，却也成为宋朝陷入长期党争的根源，其中宋真宗赵恒推行文人政治便是典型表现。
由于唐末藩镇割据使得唐朝灭亡，也让中原出现了五代十国百余年的战乱时期。在这个期间，各种短命王朝频繁出现，使得战争硝烟弥漫，华夏文明遭受到巨大破坏。从后唐庄宗李存勖开始，每个皇帝都想解决藩镇割据造成的问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是由宋太祖赵匡胤推行“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加强了中央禁军的兵权，罢免了地方藩镇军阀的权力，才使得局面控制下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宋朝皇权，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任皇帝都坚持推行文人政治。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改革，建立将从中御的制度，防范藩镇割据的再度出现。
可是军事制度的改革却留下一个隐患，那便是文人权力过大的问题，这也是文人政治固有的特点。实际上以文御武的尝试在后周世宗柴荣事后就开始了，赵匡胤是在原后周制度上进行的加强和发展。可是后周的制度并不严密，赵匡胤就是以殿前司都检点的身份与副宰相参知枢密院事王溥勾结，才使得陈桥驿兵变成为可能，最终完成了篡夺后周皇位的操作。所以赵匡胤称帝后对文臣也不放心，在朝中采取了多位宰相并存的制度，使其职权互相重叠和制衡，避免陈桥驿兵变的旧事在宋朝再度上演。
随着宋朝统一南北，相继将后蜀、南唐、南汉、北汉、吴越等割据政权兼并，宋朝的政治构成更加的复杂。这里面既有原来属于后周的贵族和大臣，也有来自于南方各个割据政权的贵族和大臣，他们在宋朝多宰相并存的制度上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冲突。他们在政治上自成派系，有着各自的政治利益，也形成了不同的朋党。比如以北方后周和后汉的旧贵族和大臣形成了北党，以四川和关中等地的前后蜀旧贵族和遗民形成了蜀党，而以江南的南唐、吴越、南汉等国旧贵族和遗民形成了南党。三个朋党在朝廷中争权夺利，成为长期困扰宋朝政治的党争。
由于赵匡胤和赵光义统一全国的战争是从原后周和后汉的领土上发起的，所以蜀中、关中、江南等地的割据政权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们天然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因此在宋初的政治格局中，北党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蜀党和南党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再加上赵匡胤特别信任北党，在政治上主要依靠北党，这就使得朝廷逐渐形成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到了宋真宗即位后，北党已经非常强大，政治和军事上都由北党的官员把持，皇帝在对政权的掌握上反而受到北党宰相们的掣肘，所以稳固皇权的成为宋真宗的当务之急。
宋真宗在这方面采取的手段延续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光义，是以文人政治为主导的权力制衡策略。他选择这样的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北党势力太大，与北方军事贵族的将门世家勾结太深，采取强硬手段容易激化矛盾，引发内乱；另一方面是宋真宗本人性子较弱，在军事上的话语权不高，没有足够强势的手段解决问题。与赵光义习惯在官场上玩弄政治平衡不同，宋真宗走的是科举路线。他巧妙地提高科举选官的地位，大力推行科举做官，用这些新选的官员来改变朝廷的政治格局，逐渐稀释北党官员在朝廷权力中的分量。
在宋真宗即位之初，北党官员在朝中分量极大，不仅军政大权被北党掌握，在科举方面也是北党说了算。比如在澶渊之盟中，宋真宗被迫背上御驾亲征，实际上就是宰相寇准和殿前司都指挥使高琼联手逼宫的结果。而这两位都是北党的官员，代表北党的政治利益，所以才在抗辽问题上主战。因为辽人南下，北党的势力首当其冲。而在科举方面，寇准更是借用赵匡胤“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的遗言，大力压制南方的官员进入政事堂。宋真宗想起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就被北党宰相王旦阻挡十年之久。
寇准更是公开以北方人自居，长期排斥和打压南方人，在科举上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抚州人晏殊是天才神童，宋真宗看中要赐予同进士。寇准出面阻止，理由就是“殊江外人！”临江军人萧贯科举考了第一名，寇准却利用宰相权力阻止其为状元，把状元的送给了北方人蔡奇。
这样的情况加剧了北党对宋朝权力的把持，削弱了皇帝对朝政的话语权，也威胁到了宋真宗的地位。宋真宗虽然无力与寇准等北方官员正面对抗，但却采取了迂回策略。这个策略不但绕过了北党强大的政治势力，就连赵匡胤留下的遗言都被化解，直接破解了北党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
宋真宗大力推动科举制度看似推行教化，是为了倡导文人政治，实际上是针对北党一家独大格局的阳某。而这个阳某中，他亲自题写的劝学诗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劝学诗中写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在后世流传很广，被很多读书人奉为圭臬。从宋朝之后科举做官被认为正途，便是由于这首诗开启了先河，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奠定了理念上的基石。
从这首诗的表面上看，都是做官的好处，并把科举作为做官的捷径，大力提倡这种进入仕途的方式。这种提倡做官对于推广文人政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也使得国家政治的倾向性走向了崇文抑武的一面。这对于文人出身的寇准、王旦、李迪等北党宰相而言是能够接受的，他们也希望北党文人继续把持朝政。只要他们继续控制科举方面的发言权，北方文人就能源源不断地进入朝堂，延续北党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南方文治方面是远远强于北方的。
由于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中，北方文人南下，在南唐、吴越等国避难，使得南方文治逐渐超过了北方。而后蜀也是北方战乱时期天然的避风港，也收纳了大量北方逃难的文人，所以蜀地的文治也是强于北方的。在大量扩大科举做官规模的背景下，这就给了南方和蜀地文人大量的机会。如此一来，大量的非北方文人进入官场，必然与北方文人形成强烈的竞争。尽管寇准、王旦等人会利用北方党的势力把南方官员排挤在中枢之外，但南方官员在地方上足够大的势力也会对北方党掌控的政事堂形成掣肘。
北党长期把持政事堂和中枢的职位，必然阻挡了南方官员上升的通道。虽然他们有着赵匡胤的遗言作为理由，但在很多时候却不得不违背这个遗言，主动采用南方官员。毕竟在北方官员能力和声望不足的事后，事情总是需要人去做的。如果强行打压南方官员，又耽误了正事，那就被宋真宗抓住了政治污点，这对北党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北党无法完全把南方官员排斥在中枢之外，这就逐渐形成了南北方官员在朝廷势力上的平衡。这个平衡是宋真宗最为需要的，也是破解北党一家独大困局的关键。
在天书事件和天禧党争中，宋真宗就是利用科举的基础，大量提拔南方官员，从北党官员中分化权力，使得北党无法完全控制朝廷政治，削弱其对朝廷的控制力。在天喜党争后期，宋真宗之所以能够立刘娥为皇后，拉拢南党和蜀党的官员，彻底压制以寇准为首的北方党，便是大力推广科举教化奠定的基础。
宋真宗在政治上不强势，在历史上的评价和功绩也不突出，但是在对付北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他推广科举的手段看似软弱，却是堂堂正正的阳某，让北党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当科举官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事后，北方党就无法再进行政治上的垄断，更无法威胁到皇帝的权位。
可是这种朝堂内部通过官员派系的权力制衡，也会给国家带来内耗的危机和隐患。朝中官员长期处于这种互相制衡的状态上，极容易跨过红线，形成本末倒置的情况。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就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也是斗争失控后造成的结果。这使得整个宋朝政治倾向于内斗之中，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务都成为内斗的工具，使政治上产生了大量的腐败。从这个角度上看，宋真宗的手段虽然解决了皇权的问题，却也给后人开了坏头。从他开始的党争政治，也成为弱宋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