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三年后，英宗病倒，将继任者立于太上。幸运的是，这个人并不像他父亲那样脱离现实；年轻的神宗总是急于求成，听了一些意见后，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王安石。
这个倔强的人在史书上是有名的。他在京城做官时，老板包拯设宴。这个倔强的人从来不喝酒，不管谁劝，他都不喝。最后，宴会的主人和他的上级都来了。不是喝酒，而是同席的司马光没有喝酒却被包拯劝说。这也是两者的区别；就算官家给他下跪，他也改变不了主意。
国改之下，谁都知道，主持一定是坐在火山口上，大臣们都躲起来了，而这位改革家，却发表了一个宣言，我可以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搞好国家的财政，更让大家吃惊了。
在必须做出改变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参加了比赛。
首先，他们成立了一个属于财政三部的小部门，重点研究如何让国家产生大量的剩余资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平均输入法诞生了。汴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过百万，光靠周围的支持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在宋朝初期就有一个走马灯的机构负责各种生活物资在首都地区，却在权力附近，这么小的一个部门，根本没有独立的权力，经常会因为老板的安排送物资，所以该送的不送，不送的缺就是大有余；解决办法的实质是把多余的货物安排到国务院组织，实际上是政府办的企业。
这样的做法，自然对国家有利。这倒是好事，可这对贵族官僚有什么好处呢？
二是改革原有的灾年放粮、丰年收粮、部分储备借贷制度。当时私人债务的利息是年利率的70%以上。输了固然可悲，但一旦实施，城市富人的强制升迁和官员的利益，让这一制度的前途变得扑朔迷离。
三是组织全国人民，实行各自的保家卫国办法。目的是废除治安部队，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
四是用钱来避免无可避免又不能忍受的白帮国家活动。
上述制度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包括改革派在内的官员们没有站在国家一边，为了自己的小利把大船推向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