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酒池肉林观炮烙，千年妖姬苏妲己”，这是史书上商纣王昏庸无道的铁证之词，是商王朝覆灭的哀歌，更是是西周新王朝诞生的开端。殊不知，千年之前，商朝也曾历经风霜雨雪，从氏族部落蜕变成威赫于世的盛世王朝。
现今，透过精美而粗狂，庄严而神秘的后母戊鼎与四羊方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殷商的王朝风采，也常常让人赞叹商文化的精妙绝伦。在商代丰富物质文化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崛起之路，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王朝的盛世开创之路就是殷商都城的迁徙之路。
殷商屡屡迁都，其迁徙都城的次数绝对是中国历史之最。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前的先商时期，商人就曾迁徙八次之多，商王朝建立之后，亦是迁都五次，之后盘庚迁都，正式将商朝都城定于殷，开启了商王朝的中兴之路。为何先商部族如此热衷于迁徙？又因何在建立商王朝后屡次迁都？这些还得从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先商部族说起。
商人之祖——游牧迁徙而生的氏族部落
商氏原本是在夏王朝东部，黄河之滨的一个古老民族。神话故事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亲吞下玄鸟蛋后生下的，因而商部族一直以玄鸟为图腾，"玄鸟"即燕。《史记·殷本纪》曾记载："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以玄鸟为氏族图腾的商人祖先契，最早因协助夏朝治理黄河水患，而受封于商。先商部族沿水岸而居，不断游牧迁徙，游移不定。
逐水而居，经常迁徙成为先商部族的生活常态。在远古的黄河之滨，天空蔚蓝，阳光照耀，古老的商部落从现今河北南部的漳水一带逐渐南迁，逐渐迁徙至今山西南部、河南东部以及山东西部地区。从商人始祖契到商汤灭夏，在这漫长的四百余年间，商人部族他们不断迁徙，共八次，这便是《史记》中的"自契至汤八迁。"
不断南迁的先商部族，正处于非农业定居的游牧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阶段。他们有着独特的神话追崇，以玄鸟为图腾信仰，其族源伴随着他们频繁的迁徙成为永远的未知，他们的生活习性像玄鸟一样具有候鸟的特征，为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与充足的食物来源，随着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在黄河南北迁徙。像候鸟一般迁徙而生的商人，在灭夏建商之后，依然多次迁徙都城。
成汤建商至盘庚迁殷的五次迁都
先商部族的迁徙生活，在商王朝建立之后影响到王朝政治中心的迁移。如果说先商时期商人部族的逐水而居，不断迁徙是一个游农民族的生活习性，那商王朝建国后的屡次迁徙都城，就是一个王朝的重大事件，是国家性质的"搬迁"。商王朝从灭夏建国到走向灭亡，总共历经500多年，前期曾屡次迁徙都城，直到盘庚迁殷，才在最后270多年间定都于殷，因此商朝又叫殷朝，亦称殷。
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商王朝并未与其他封建王朝非常不同，并非在建立政权后安定下来进一步稳固统治，而是在统治前期五次迁徙都城，共历经五个首都。商人在商汤灭夏以前就曾有"前八迁"，建国之后亦曾"五迁"。汉代史籍《西京赋》中记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
所谓商王朝的五次都城迁徙，实际上是商王朝五位统治者发起的五次都城搬迁，依次分别是商王仲丁将都城迁至隞都，河亶甲迁都至相，祖乙迁都至邢，南庚迁都至奄，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定的都城，却依然维系较为稳定的统治，甚至在都城迁徙之中开启中兴之路。商王盘庚将都城迁于殷之后，"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商王朝终于结束了都城屡迁的历程。
商汤建国之后的"五迁"不同于先商时期部族迁徙，二者有着明显的性质差异。商王朝的五次迁徙，是商王在政权统治范围内的都城搬迁，亦是一个王朝统治中心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迁移。虽然还未完全确定殷商具体迁徙都城的具体位置，但仍可大致了解殷商都城的迁移范围，商王朝的屡次迁都的大致范围是现在距离黄河不远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很难想象一个王朝在建国前期没有固定的统治中心，却能在多次都城迁移的过程中开启上古时期的一个盛世王朝，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商王朝屡次不惜耗费巨大来迁移都城？这已经不再是王朝建立之前商部族简单的游农迁徙生活，而是一个王朝的崛起之路。
殷商屡屡迁都的无奈与决心
商王朝建立之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一带），其后屡次迁都。至于商人为何多次迁移都城，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王朝力求发展长存的无奈与决心。商人在建国之前是逐水而居的游农民族，择优而居的意识已成常态。商王朝建立的前期，并非定居的游牧与农业生活结合的商人，正处于向全面的定居农业生活转变，在这个转型与尝试的阶段，他们需要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来选择并更换农业耕地。
因此，商王朝前期都城迁移的地点多是选择土地肥沃，自然灾害少，适宜农业生产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地方。曾经所处的地区，因自然环境变化而不再拥有肥沃的耕土，甚至经常闹水灾、旱灾害，或者农业生产不丰富，不足以养活国民，自然成为商王舍弃之地，而另选优沃之地。尤其是商王朝的统治范围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预防水灾的技术水平较低的上古时期，黄河地区的水患一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最大隐患，顺应自然环境，商人才会在黄河南北地区多次更换统治中心。
生产生活的稳定是商王朝都城屡迁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商汤灭夏，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度王朝，其在外部仍然面临着周边戎族的威胁，而内部还需稳定统治者与奴隶主大贵族以及下属方国之间的平衡状态。纵观商王朝都城迁移与文化拓展的整体趋势，其实际上呈现出西北向东南扩展的态势。
除去农耕生产的需要，还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而商王朝军事实力还未真正强大的影响。商王朝西北部常受到北部易氏部落以及其他戎族的侵扰，前期商王朝实力较为微弱，直至武丁时期，商王朝开始强盛，不仅可以抵御北方戎族的侵扰，还可以主动出兵征讨。
此外，商王朝屡屡的迁移都城，亦是商王出于稳固王朝内部统治以及缓解阶级矛盾，实现社会安定的考虑。这一原因在商王朝最后一次迁都——盘庚迁都上，表现得十分显著。
商王朝并非是封建社会，而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奴隶社会。商王朝的奴隶主大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的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关系，平民虽相对奴隶更加自由，却也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对贵族服大量的劳役。尤其是商前期，许多大贵族沉迷享乐，生活愈加腐化，大肆聚敛财富，这也意味着奴隶主大贵族对平民与奴隶的剥削增加，锐化了商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矛盾，使得奴隶以及贫民大批逃亡。
而迁都以后，大贵族们的势力会在新变动中受到抑制，其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可以进一步稳定社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大概就是屡次迁都，民众依然愿意抛弃家园，抛弃经过精耕细作已经具有相当生产量的熟田，颠沛流离，到新的地方开垦荒地，建设家园的原因吧。
同时，迁移都城可以解决王室中王位争夺引发的王室纠纷，以及避开王室纠纷带来的反叛势力，使得统治中心有一个较为安定稳固的发展环境。商王朝建立伊始，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的纷争持续不断，《史记·殷本纪》中商朝前期，在仲丁、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等几位商王在位期间，王室继承权引发一系列极激烈商王朝王室内部斗争，这与商前期的多次迁都时间大致吻合，正是商王为避开内部派系斗争而采取迁都。
商王朝历经五次迁都，既有出于避灾求存的无奈，亦有统治者安内治世的决心，终于在商王盘庚的最后一次迁都之后，定都于殷，亦开启了商王朝的中兴之路，使得商王朝的盛世得以延续。
屡屡迁都，终定于殷，迎得王朝中兴
盘庚迁都是商王朝的最后一次都城迁移，此后二百余年间，商王朝的都城不再发生变化。盘庚迁殷，是屡屡迁都的终结，亦是商王朝中兴之路的开端，使得商王朝的盛世得以继续闪耀文明的光辉。
商前期的多次迁都，并未影响商王朝的社会发展，而是不断促进商朝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安定，亦是商王朝军事实力从微弱到强大的见证。盘庚迁殷之后，商王朝与建国之初相比较，其社会生产力已经明显提升，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灌溉技术以及井田制的实施促进农业的生产，开始懂得轮流休耕的方法，在较长时间内不再需要迁徙。
同时，自武丁开始，商王朝军事实力增强，对外御敌以及征伐的威力剧增，领土不断扩张，外部环境稳定，迁都亦使得商王朝内部社会矛盾缓和。内外稳定的环境，助推手工制造业亦得到长足发展，大规模集中且稳定的制陶、制车、制玉、铸铜生产作坊形成，更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礼乐器具以及丰富甲骨文字。这些商朝璀璨绚丽的物质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商王朝的盛世发展以及商王盘庚时期的中兴是屡次都城迁移的结果。
殷商先民早在夏朝时，便有逐水而居，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性，经历八次部族的迁徙。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后，出于社会农业生产以及躲避戎族侵扰的客观原因，亦有商王朝统治者维系内部社会稳定以及巩固政权的目的，屡次迁移都城，至盘庚最后定都于殷，共达五次之多。商王朝从较为微弱逐步发展至实力强大，开创盛世文明，盘庚中兴王朝，实际上是商王朝的屡次迁都的成功。殷商屡次迁都有现实的无奈，亦有王者的决心，正是这辉煌壮美的巨大搬迁工程，成就商王朝的兴盛。
参考资料：《史记·殷本纪》、《史记》、《诗经》、《西京赋》、《殷商史》、《史记·殷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