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明代铜器中有一种珍品叫做“宣德炉”，这种珍贵铜器铸造于明朝宣德帝朱瞻基在位时期。
这一时期，明朝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是明朝少有的盛世，因此，宣德炉制作精良，声名远播。
也有许多人知道，明宣宗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明仁宗统治时代被一并称作“仁宣时期”，两人治国有方，缔造了明朝的“仁宣之治”。
不过，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治国有方的皇帝在不少野史和笔记小说中被骂作“蟋蟀天子”、“促织天子”。
原来，朱瞻基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斗蟋蟀，而蟋蟀古名促织，久而久之，皇帝的这个嗜好就传遍天下了。
这种嗜好在古人看来就是不务正业，所以，朱瞻基就被那些迂腐的文人骂了几百年。
在今天看来，朱瞻基能够在沉迷爱好的同时治理好国家，确实是一位旷世奇才，那些穷酸文人的谩骂听听也就罢了。
我们依旧感到好奇的是，朱瞻基如何能够一边肆无忌惮地沉迷斗蛐蛐，一边能够治国有方，缔造盛世呢？
明朝玩家朱瞻基的日常娱乐朱瞻基的幼年与娱乐爱好的养成
建文元年（1399）2月，朱瞻基出生于北京的燕王府，据《明史》记载，朱瞻基出生之时，燕王朱棣梦到朱元璋把一个玉圭给了他，要他传给自己的孙子。
要知道，玉圭常常被用来祭祀天地，是帝王专用的一种礼器。
如此一来，燕王朱棣就知道自己的孙子将来必定不凡。
甚至有野史说，正是因为朱瞻基的出生，燕王朱棣才下定决心要反抗朱允炆。
这些说法纯属胡说八道，都是后世史家为了美化朱瞻基所作。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燕王朱棣打进南京，登基为帝后，作为皇长孙的朱瞻基确实受到了高度关注。
据《明史》记载，在永乐九年（1411），朱瞻基12岁之时，朱棣就命令兵部选择良家子弟随从朱瞻基一同进学、学习武艺。
《双槐岁钞》记载，“太孙学问之暇，讲习武事，自是时常出猎”。
也就是说，朱瞻基从12岁开始就接触到田猎活动，这成为他日后痴迷田猎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在公元1411年之后，朱棣每次出征蒙古都带上朱瞻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瞻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混迹于战场，是个战争老手，这或许是他日后热衷于离开北京，远至居庸关游猎的原因。
在朱瞻基登基后，他每年都会组织皇子皇孙在北京郊外的南苑（又称南海子）展开田猎活动。
朱瞻基之所以会养成田猎爱好，原因有二。
一是他身为皇孙之时，总是被大臣规劝，不要沉迷田猎，在当上皇帝后，他就开始报复性田猎。
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言：“宣皇好猎，宫僚屡忤，及正大宝，阅边谒陵……咸顺旨扈从。”
第二个原因是朱瞻基认为田猎有益于提高下一代武艺水平，并帮助自己回忆战场的军旅生涯。
还因此写了许多诗赋来纪念田猎活动，在《明宣宗御制集》中以田猎为名的诗赋比比皆是，如《雪晴观猎》、《清河道中小猎》、《平原猎骑赋》等等。
如此好动的朱瞻基当然不止田猎一种爱好。
朱瞻基对蹴鞠、马球这两项体育活动也颇为热衷。
所谓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基本规则略有不同，但踢法相似。
这项运动在今日成为令人疯狂的一项运动，在古代也是如此。
根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朱瞻基几乎每隔几天都要和宫内的侍臣蹴鞠。
有时候，朱瞻基苦恼找不到合适的对手，他就想方设法地从民间寻觅高手，然后把他们送去净身房，逼迫他们成为太监陪自己踢球。
朱瞻基的这种狂热势头与今日世界杯场上的资深球迷几无二致。
除了蹴鞠外，马球也是朱瞻基热爱的一项运动。
所谓马球，就是玩家骑着马，在马上用球杆打球，以打入球门的次数分胜负，基本规则与足球相似。
这种马球早在唐朝就极为盛行，在唐朝文人诗作、墓葬壁画中已经反复出现。
朱瞻基的马球瘾还是他爷爷永乐帝培养起来的。
在永乐帝在世时，用永乐帝经常组织马球活动，让四方来朝的番人参加、观礼。
永乐十一年（1413）的端午节上，永乐帝照常举办了一场马球赛，朱瞻基一时技痒，亲自下场参赛，当时年仅16岁的朱瞻基屡射屡中，惊艳全场，或许这就是朱瞻基热爱马球的最大原因吧。
除了这些户外运动，朱瞻基还喜欢养些小宠物。
根据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朱瞻基画作，我们可以知道在宣德元年（1426）年，朱瞻基养了两只小狸花猫，朱瞻基为这两只猫绘制了一幅生动传神的画作，描绘了两只小猫在后宫花园湖石下嬉戏的场景。
在公元1427年，朱瞻基又为自己养的两条小狗画了一幅画，狗脸细长，有点像是西亚、欧洲进口的狗种。
在诸多动物中，朱瞻基最喜欢的是蛐蛐，他在登基以后最沉迷的活动就是斗蛐蛐，朱瞻基究竟是怎么个沉迷法呢？
蟋蟀天子的荒唐事朱瞻基沉迷斗蛐蛐无法自拔，达到了一个痴迷上瘾的地步。
他注意到，北京周边的土质不佳，诞生不出优秀的蛐蛐。
于是，他就特地派太监下江南去买优秀的蛐蛐。
不仅如此，根据明代王世贞编纂的《弇州史料后集》记载，朱瞻基还下令让苏州支付况钟想方设法给他弄来好蛐蛐。
“……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
敕至，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也就是说，朱瞻基直接给苏州知府下达了一个指标，“给朕弄来1000只好蛐蛐”。
一个庞大帝国的皇帝给一方大员下达这样的命令，可谓极其荒唐，想来朱瞻基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则命令是秘密下达的。
但无论旨意如何秘密，到了实践层面，如此庞大的蛐蛐数量势必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人们一下子就能想到，苏州知府背后站着皇帝。
在当时的苏州老百姓中逐渐兴起一句歌谣“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由此可见，朱瞻基对蛐蛐的需求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瞻基如此渴求勇猛善斗的蛐蛐，逼得地方官压老百姓去捕捉蛐蛐，搞得一些地方民不聊生。
根据明代吕毖《明朝小史》记载，“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觅得其最良者……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这则记载为我们展现一个悲伤的故事。
地方小吏找到了蛐蛐，用骏马换取了蛐蛐，却被妻子不小心放跑了。妻子害怕地自杀，她的丈夫看到了，一边悲伤，一边也感到害怕，也自杀了。
就为了一个蛐蛐，一家两口人搭上了性命，着实令人唏嘘。
正因如此，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野史、笔记小说，猛烈抨击朱瞻基爱好蛐蛐罔顾人命的做法，让他的蛐蛐皇帝、蟋蟀皇帝称号逐渐流传开来。
清朝诗人王士禛还要为朱瞻基辩护，他说道“宣德治世，宣宗令主……顾以草虫织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
也就是说，王士禛觉得，朱瞻基这样的一代明君，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这怕是野史瞎编的话？
或许文献会骗人，但实物骗不了人，根据现代考古发掘，明朝宣德时期的官窑中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蟋蟀罐，这些蟋蟀罐子无疑就是供朱瞻基使用的，铁证之下，朱瞻基蟋蟀天子的名头怕是摘不掉了。
蟋蟀天子不糊涂，内政外交有一手解决藩王与内政上的革新
明成祖朱棣的成果斐然，亲征漠北，四下安南，派郑和六下西洋，从内政到外交，方方面面都做得极为出彩。
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朱棣的许多行为类似汉武帝，特别是朱棣对扩张版图的热衷，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在朱棣统治末期，明朝出现了汉武帝统治末期的相似情况，即百姓不堪重负，国库空虚。
在明仁宗即位后，他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朱棣留下的烂摊子，将积极进取的国策改为稳健保守，可惜的是，明仁宗即位不足一年就去世了，改弦更张的工作只能交到朱瞻基手上。
面对这种困境，朱瞻基首先把刀子砍向了藩王。
明成祖朱棣次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表现颇为出彩，于是，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企图效仿李世民，夺取皇位。
但是，由于朱棣的压制，朱高煦不仅没有成功，还被发配到山东的乐安城提前退休养老。
在明仁宗去世后，朱高煦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派人截杀从南京赶回北京的朱瞻基，不过，朱瞻基对此早有防范。
朱瞻基解决了刺杀危机，成功登上了皇位。
朱高煦一看，立马拼凑了一支大军，想要光明正大地争皇位了。
朱瞻基也没有胆寒，从青年时代就跟着朱棣南征北战的他早就是战场老手了，在大臣的支持下，他亲征山东，几乎不费除灰之力就把朱高煦的军队消灭了。
借着消灭朱高煦势力的东风，朱瞻基进一步削弱了藩王力量。
在朱棣时代，各个藩王手头大多有着万把人的部队，但是，经过朱高煦反叛事件后，朱瞻基顺理成章地藩王军队削减到几百人。
朱瞻基的这一招杀鸡儆猴堪称绝妙，在无形中就把各位藩王的抵抗意志全部击溃，只能无奈接受朱瞻基的安排。
其次，在内政方面，朱瞻基确立了内阁-司礼监辅政体制，这一套辅政体制成为此后二百多年的明朝中枢权力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什么叫做“内阁-司礼监辅政体制”呢？原来，朱瞻基赋予了内阁票拟权，也就是说，原先作为顾问机构的内阁现在有权自行决定政务，再上呈给皇帝批准。
在批准环节，朱瞻基将批红权交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如此一来，明朝皇帝只要控制好宦官，就可以间接地操控内阁，从而极大程度地加强了皇权专制。
在朱瞻基在位时期，他在政治上信任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但又没有将大权全部交给阁臣，而是用司礼监牵制大臣，实行了文臣与皇权的平衡，使得明朝中央政局变得较为稳定。
在地方层面，朱瞻基注意到当时流民泛滥成灾的现状。
上文提到，朱棣统治晚期，明朝百姓已经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许多地方的税收混乱，贪腐横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朱瞻基在原有的布政使司省级行政机构外，特设了巡抚。
所谓巡抚，就是代天子巡查、抚慰百姓。
巡抚一般管辖几个省份，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有利于统合不同地区的资源，快速解决地方流民、官员腐败问题。
从宣德五年（1430）开始，朱瞻基陆续派于谦等人担任巡抚，总督税粮，这些巡抚的巡查时间通长较长，少的也有八年，多的长达二十多年，迅速缓解了地方乱象。
除此之外，朱瞻基还开展了明朝版的“打老虎”运动。
在宣德初年，掌管监察机构的左都御史刘观在监察机构一手遮天，办理了许多冤假错案。
在朱瞻基登基后不久，他就任用杨士骑等人，查清了刘观罪证，将都察院中30名与刘观勾结的御史全部罢免，堪称明朝的“清朗行动”。
除此之外，朱瞻基的优点还有许多，在如此多的优点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虚心纳谏。
尽管朱瞻基很贪玩，但他该正经的时候还是很正经，而且很懂得采纳大臣的意见。
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朱瞻基）敬礼大臣，每?见，从容咨访，必尽其意”。
短短几句话，一个平易近人，耐心听取大臣意见的皇帝跃然纸上。
朱瞻基的平易近人不止表现在对待大臣方面，在用刑方面，朱瞻基也一改朱元璋、朱棣的残忍好杀，变得极为慎重。
在宣宗时期，明朝政府屡次发布公文，告诫各级审判机关要慎重使用刑罚，“不许恣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明宣宗实录》）。
总而言之，明宣宗就有点类似班级里的优等生，玩的时候玩的开心，认真的时候又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
而且，明宣宗的治国才华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在外交上，明宣宗也有着自己的明确主张。
收缩的外交与保境安民众所周知，朱棣时代，明朝是一个不断对外扩张的时代，但是，正是因为朱棣的扩张，使得明朝陷入了不少战争泥淖中，无端地消耗国力，在这些泥淖中，安南战争无疑是最惹眼的。
安南在今日越南共和国一带，在明朝以前曾经数次附属中国，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明朝建立后，安南王国继续向明朝称藩，但朱棣却想要将安南王国彻底纳入明朝版图。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安南王国早在几百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经独立，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和文化传统，明朝的征服在安南人看来更像是入侵，就好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
在朱棣统治时期，靠着明军的强大武力，朱棣可以暂时压制安南人的反抗，但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消除安南人心中的抵触情绪。
于是，在朱棣去世后，安南人搞起了小动作，安南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明军已经彻底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朱瞻基也意识到，明朝已经不可能在安南地区维持统治了，但是，直接撤军在面子上又过不去。
他就打算边打边谈，占据谈判主动权，没成想，他先后派出的三路大军都被安南人击败。
朱瞻基到底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要是换了隋炀帝那样的皇帝，安南恐怕要成为明朝的高句丽了。
朱瞻基没有纠结于失败，而是立马派出使节与安南和谈，干净利落地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将明军从泥淖中拔了出来。
明军撤出安南标志着明朝外交政策的彻底转向，从朱棣时代的“开拓、进取”转变为“稳健、保守”。
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型还体现在明朝对蒙方针上。
众所周知，朱棣的一大丰功伟业就是数次远征漠北，沉重打击了蒙古势力。
但是，正如汉朝的匈奴一样，明朝的蒙古人也无法被完全消灭。
因为，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与农耕民族的在地性决定了游牧民族无法被农耕民族彻底消灭。
到了宣德时期，蒙古人依旧活跃在北部边疆。
朱瞻基无疑看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变父亲和祖父的政策，不再主动出击，而是派遣大将在北方和西北方向构筑坚固防线，恢复军屯，推出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边疆战略。
简而言之，朱瞻基在外交上的表现看起来似乎有些“怂”，但这种“怂”恰恰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表现，外交政策的收缩避免了明朝空耗国力，可以将更多人力、物力投入到国内事业上。
朱瞻基或许是明朝最受冤枉的一位皇帝，他从小养成了许多娱乐爱好，并在登基后利用国家权力满足自己的爱好。
这种行为在儒家卫道士看来是昏庸无道的，于是，在大量的野史和笔记小说中，朱瞻基被描述为一位贪图享乐的皇帝，被蔑称为“蟋蟀天子”。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用较为平和的态度看待朱瞻基的爱好。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朱瞻基爱好斗蛐蛐，消耗社会资源抓蛐蛐，是一种荒唐的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朱瞻基的爱好终究没有影响到他在治国理政上取得的成就。
在朱瞻基在位时期，在内政方面，他彻底解决了藩王问题，改良了内阁体制，发起了“清朗行动”，让明朝吏治为之一清。
在外交方面，朱瞻基不再好大喜功，转而收缩战线，更多地精力投入到国内事务上来。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位少见的贤君。在一代不如一代的朱家子孙中，朱瞻基堪称鹤立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