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为何放弃长安、洛阳，而立国都于东京（开封）的问题，各方说辞繁多，自媒体领域的文章也比比皆是。
所以，果儿以宏观的因素加以分析，北宋定都开封与迁都长安、洛阳之争。
宏观因素是指北宋王朝主观现象之外的一些外部影响因素。
其包含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素，这里面也包括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物质基础、交通基础等因素。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元月，平地惊起一声雷，真龙天子赵匡胤，黄袍加身，篡周称帝。北宋建国之后，沿承后周之旧，故以东京（河南开封）为国都。
北宋建国之后，无论是皇室，还是臣民，都对于定都开封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争论颇多。
太祖赵匡胤经过再三衡量之后，认为将国都迁移至长安是上策，立洛阳为都则是中策，而继续选择开封为京都实属下策。
因此，太祖赵匡胤的观点是将京都迁移至长安或洛阳，因为长安是易守难攻，洛阳有崤函之险。
"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东宫备览》
面对太祖的极力主张，以晋王赵光义为首的一些北宋朝臣认为定都于东京则利大于弊。
河南.开封府.正门
由于，北宋是否迁都？迁都于哪里？
北宋君臣们意见不统一，遂针对定都和迁都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而这种争辩，在太祖赵匡胤统治时期，从未停止过，争执则一直不休。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初夏，统辖潞州（山西潞城）、泽州（山西晋城）、沁州（山西沁源）等三州军事重地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兴兵叛乱。
此时，北宋政权初建，首要之急。
一是平息后周旧臣贼子及各拥兵方镇的兵变；
二是巩固朝廷政务，强化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三是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能得以顺利的实施。
随后，又相继针对割据于江南地区的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地方政权实施了征剿。
由于北宋开始积极谋划歼灭江南割据政权的战争及南北统一战争的战略部署与军事布局，以至迁都与定都之争被暂时性搁置。
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元年）季暑，叛宋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兵败，自焚而亡；
仲冬，勾结李筠叛乱的李重进（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举家自杀。
太祖赵匡胤，数月间就镇压了后周旧部的哗变，随后接连灭亡了盘踞于江南诸地的地方政权。
在全国基本得以尽收北宋囊中之后，迁都与定都的尖锐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北宋君臣的面前。
公元976年（开宝九年）阳月，太祖赵匡胤统率北宋大小朝臣"荣归故里"洛阳。
"帝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续资治通鉴.卷8》
赵匡胤"衣锦还乡"洛阳时，满朝的公卿大臣都心知肚明，太祖此行洛阳的真实意图则是为迁都做铺垫来了。
洛阳
所以，有些谏臣就坐不做了。
时任知京西南面转运事的李符为此枚举了迁都洛阳的种种不利，上疏太祖直言力谏，以求太祖能取消迁都于西京的规划方案。
"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宋史.卷270》
可是赵匡胤对李符的八条谏言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续资治通鉴.卷8》
时任北宋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的李怀忠，在迁都的争论中，也极力反对迁都于长安或洛阳，其向赵匡胤言道：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续资治通鉴.卷8》
洛阳
公元976年（开宝九年）仲夏，太祖于西京（洛阳）的公事及私事都告一段落之后，仍然没有返回东京的迹象。
跟随帝驾幸临洛阳的大臣们，纷纷看出太祖留居之意，实为迁都之决心。
鉴于太祖赵匡胤立洛阳为新都的立场坚定，北宋诸臣的直言陈述都置若罔闻，于是太祖之弟，晋王赵光义不得不挺身而出好言相劝。
最初，太祖仍持以"据山河之胜"的理论，据理力争。
其说，以洛阳为都仅仅是过渡性的权宜之策，以长远的目标来看，确立长安为京都才是久远之计。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续资治通鉴.卷8》
晋王赵光义则言：
"王叩头切谏，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 《续资治通鉴.卷8》
故太祖赵匡胤不再一意孤行，放弃了迁立新都的主张。
古都洛阳
以物质基础带动经济、交通基础传播文化等因素，谈谈开封的历史演变。
开封（东京）这座历史名城，在春秋时代，属于是"千乘之国"、"春秋初霸"郑国的边境重地。
"东京，春秋时为卫陈郑三国之境。"《舆地广记》
根据史籍记载：在周朝衰败，诸侯突起，战乱不断的春秋时期，郑国（国都于河南新郑）身陷四战之地。
郑国君主郑庄公为了能"启拓封疆"扩大势力范围，于是在此（开封朱仙镇古城村）"屯兵筑城"启封城便由此而生。
（启封城在西汉景帝统治时期（157年—141年)，因需要避讳刘启之名讳，将"启"更名为"开"，自此以后，启封城就称之为开封城，这就是开封城名称的由来。）
河南.开封.朱仙镇.启封古城
战国时代，七雄逐鹿中原，原定都于安邑（山西夏县）的魏国迁都于大梁（开封）又称汴梁。
但是，与一国之都大梁（开封）同样闻名于后世的还有一条"鸿沟"。
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时，就曾以"鸿沟"为界；而三国时期"官渡之战"也发生在鸿沟水系南段的"浪荡渠"。
（魏之国都大梁，历经七代国君，立国130余年。大梁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如：孟子、公孙鞅、苏秦、张仪、信陵君、孟尝君等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
今天开封城里的游梁祠遗址就是魏惠王会晤孟子的所在地；相国寺曾今是信陵君的宅邸；纵横六国的张仪之墓也在这里；魏国大力士朱亥的老家则在开封的朱仙镇附近。
我国古代园林的一大奇观，西汉时期汴京八景之一"梁园雪霁"也建于此。）
"渡河至浚仪，今开封府附郭祥符县，即故浚仪。"《读史方舆纪要.卷4.历代州域形势》
秦汉时期，大梁（开封）不再是一国之都，变成了一个小县城。
三国时期，浚仪（开封）隶属于魏国；
南北朝时期，浚仪归北魏统治，后划入东魏（北齐）的疆域范围，遂设置浚仪为梁州。
北周消灭北齐之后，将梁州改称汴州，实行州治。
隋朝时期，实行州县制，开封（汴州）由州治则成了（浚仪）县治。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大兴水利，振兴漕运，并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
这条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中段"通济渠"的黄河段到淮河段则是利用汴水改道而来，因其毗邻汴州，所以称之为汴渠。
汴渠河段以西则通往河洛，以南则达江淮，是大运河中最主要的一条河段。
江南地区的物产与商贾，由水路前往洛阳、长安时，汴渠河段必经的一条水路。
唐朝时期，开封更为汴州，于是由衰渐盛。汴州的"通济渠"也变更为"广济渠"，汴州位居渠段要冲。
唐代的汴州已是今昔非比，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更加显著。
"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全唐文.卷797》
由于，汴州独具的地理位置，以至形成了物流集散地、军事基地。
同时汴州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人口数量急速增长，于是唐朝在原汴州城邑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度扩建。
大唐王朝亡国之后，历史迈入了五代时期。
略读过五朝史书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江山易主频繁的年代里，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等四个政权都建都于开封。
时隔千百年后，开封再次由州郡变成一国之都。开封自此成为了"梁、晋、汉、周"等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之核心。
后梁将汴州更为开封，称谓东都，后晋、后汉、后周皆称谓汴京（东京）。
以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等因素，说一说开封城防的特点。
首先、开封坐落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四周一马平川，地势宽广辽阔。
其次、开封虽无险可守，但地处于全国的中心区域。
再次、开封处于广袤的黄淮大平原，漕运及陆运枢纽四通八达，极为便利。
从战国的鸿沟到北宋的汴河，贯串黄河与长江，漕运和经济贸易甚是繁盛。
北宋定都于开封，虽说拥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及战略因素，可是开封终归是无山川屏障之庇护，而身陷四战之核心。
所以，北宋政权除了在开封周围驻扎重兵外，还特别注重于首都城防设施的改造。
"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宋史.卷46.河渠》
北宋京都开封由皇城、内城、外城等三重城墙所组成。
皇城位居中心腹地，其外围称谓内城，内城之外城称之为外城，外城地域则为经济贸易区与民众生活区。
皇城即为皇宫大内，是皇帝和皇族们的私人区域。
皇宫城墙为实砖所砌，城墙呈长方形状，周长约2500米；配有正偏门6座，其中宣德楼（宣德门）为皇宫正门。
内城即是里城，是一种夯土墙，内城呈正方形；墙周长约11500米左右，开辟城门十处及水门两座。
开封府城防图
外城也称之为罗城，也是夯土方法所筑的城墙，呈长方形状；墙周长约29000米左右，开辟城门14座及水门7座。
这是京师军事防御外敌入侵的第一道外围阵地。
开封外城是在原后周时期旧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城形似牛，称卧牛城。
"旧城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周显徳三年，以其土鹻，取郑州虎牢关土筑之，俗呼为卧牛城。"《汴京遗迹志》
"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读史方舆纪要.卷47》
以政治、军事的角度，分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通过史籍查证，以晋王赵光义为首反对迁都洛阳或长安，力主定都于开封的谏言，不无道理。
果儿认为北宋定都于东京（开封）一方面是处于政治因素所考虑，另一方面是有着军事部署层面的原因。
为何这么说呢？
纵观北宋"先南后北"统一战争的部署来看，军事打击手段是首当其冲，故以军事角度而言，中原腹地的东京（开封）拥有不可估量的战略地位及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
具体原因，果儿作如下阐述：
第一、东京（开封）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南部地区，属于是中原地区的中心腹地。所以，将京都定于东京，则能起到"强干弱枝"的作用。
第二、定都于东京，既能利于北宋中央政权的政治统筹、又能增强统治力度及赋税的征收，更能行之有效地运用军事力量挟制及防御各地。
汴州
关于这一点，果儿则引述史籍所述相佐证。
太祖赵匡胤之胞弟，晋王赵光义就曾言道：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宋史.卷175》
通过这则史籍，则能看出定都于开封，其利有三：
其一，是能有效实施歼灭诸国之战，
其二，是能便于中央集权，威慑周边不安定的因素；
其三，是统一战争则以军事为主，而军事则以兵为主，兵则以粮饷为首要。
第三、定都于东京，更便于兴兵征讨或防御契丹。
自南北朝时期至五代以来，崛起于塞外草原的契丹王朝遂日渐兵强马壮，故三番五次纵兵南侵中原。
河南.开封.金明湖
所以，由契丹族人建立的大辽政权已然成为中原皇权统一战争的首要之敌。
尤其是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四月，后周皇帝柴荣御驾亲征，北伐契丹。
周世宗这次北伐辽朝，共历时四十余天，在契丹人的家门口，兵不血刃，就先后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莫、易等三州，共十七县。
中原政权之首府"东京"（开封）自此国强兵壮，雄起于五代诸侯之间，以致占据"天下之冲要"之重地。
因此，开封和北部边陲为防御辽朝入侵而部署的军事方镇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可控的范围。
不得不说，在古代交通设施及通讯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形下，军事指挥所与前沿阵地之间距离的大大缩短，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现象。
第四、定都于开封，无论是攻还是守，皆进退有度、收放自如。
首先，北宋若是部署攻击战术，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东京就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调集屯驻于河南各路的精锐之师，渡过黄河天险直接北上入关，避免了劳师动众、长途奔袭之困扰。
其次，北宋若是采用战略布防，因为东京（开封）地处黄河下游居中地区，以北可拒黄河，既能依赖黄河天险，遏止契丹兵南侵；
又能立竿见影地统一调动，东部地区至山东、西部地区到洛阳、江南至江淮地区的人力、 物力、 财力等战备资源，为防御作战提供保障。
再次，即使战局不利，部署战略转移。
京都东京则位于汴河、京杭大运河的核心方位，完全能借助汴河与淮河、长江这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所独具的自然优势，直接战略纵深至幅员辽阔的江南腹地。
河南.开封.汴梁.小宋城
所以说，定都于东京，则立于不败之地。
以军事手段而言能攻、以防御战术来看能守、以战略迂回而论能退。
这些天然的地理因素，让依托关中之险的长安也无法逾越，更令关外的洛阳瞠乎其后。
太宗继位登基后，曾先后两次针对辽朝发动了幽州之战。
赵光义就是想借助于"东京"的这个军事及交通"冲要"实施对辽开战的战略意图，一望而知。
关于这番说辞，果儿会在后面的文章中。
以太宗赵光义北伐辽朝"幽州之战"的结果与战略得失，略加浅析。
第五、定都于东京（开封）既可以为屯驻精锐提供丰足的后勤保障，又能为筹建一个纵贯南北的军事统帅部创造一个优越的条件。
其一，东京（开封）周边大小河流交错环绕、湖泽沃野相望千里，谷物丰硕。
而隋朝在此大修水利、鼓励漕运，唐朝又积极推进工商贸等商业的复兴。
后经五代后周的进一步经营，北宋接收后，东京经济的蓬勃之势则可与唐朝之都长安相提并论。
京杭大运河
其二，后周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的人口数量，约50余万，由于水陆交通"四通而八达，游士之所凑也"。
所以，开封城的各种手工业、工商业、漕运、陆运都很极其兴盛。
比如说：武器装备制造、船只建造、丝织绫锦、哥窑陶器、茶酒等行业也甚是火爆。
其三，北宋京都开封的商品流通业也十分发达，大街小巷中的店肆林立，售卖昼夜不休。"瓦子勾栏，终日喧嚣不已"。
正是因为东京（开封）具备这样一种强盛的经济实力，为屯驻于此的精锐之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四，宋都东京（开封）是当时七纵八横的水陆枢纽，古籍冠以汴州"水陆一都会"而著称。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宋史.卷128.漕运》
河南.开封.古都.汴梁
第六、"汴河"是流经东京城的第一大河流，"惠民河"为东京城内的第二大河流，与金水河、广济河互通漕运，所以称之为"漕运四河"。
"汴河"自隋唐年代开始，则是横贯南北水路中枢，更是北宋时期纵横南北的水运大动脉，而东京（开封）则身处于汴河的中心地带。
首先，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则利用汴河，向西衔接黄河、渭河能直通洛阳、长安；向东南联贯江淮、两浙、荆湖，并连结岭南、川蜀等地区。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卷46.河渠》
汴河
其次，北宋首都东京（开封）衔尾贯串的外部枢纽，虽说以水路航运为主，但陆运交通网也很甚是发达，东京（开封）相接于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运输干线，主要依仗则是陆运枢纽。
因为，以东京（开封）为纵深轴心的陆地交通网，向北则即日可达辽国边境，向东可抵达山东，向西则与西北地区的西夏王朝、吐蕃、回鹘等政权紧密相连，向西南地区纵深可接壤湖北襄阳，向东南地区延伸则能与永城、宿县交接。
所以，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得以凭借这种天时地利的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之交通优势，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颇重，就连在军事上肩负的作用也非常显著。
